登录信息加载中...
大明军国主义
盲目、狂妄，自认为天下无敌，热衷于使用暴力，这些都是军国主义的特征。
比较典型的是普鲁士德国以及推崇和模仿普鲁士的日本，但事实上，近代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军国色彩，这是跟历史大环境分不开的。
刚刚从习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国家，很显然不可能诞生什么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英国作为最先进的国家，发明了现代外交概念，中国则在漫长的历史中，认为对待夷狄应该怀柔，采取经济手段控制周边游牧民族，尽管中国没有诞生系统的外交概念和程序，可依然是有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思路的，这种和平的态度，不够激烈，不够热血沸腾，但却是成熟的表现。
什么样的国家容易爆发军国主义，会极度强调军事，重视军事，一定是那些有过漫长的屈辱史，经常作为军事入侵的受害者的国家，才会形成这种思想。
典型的是普鲁士，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德国都打输了，但是德国人的军事表现，有目共睹，因此在全世界都有海量的拥趸，认为德国不是输在战斗上，只是综合国力不如人。但翻开欧洲历史，普鲁士或者整个德国，反而是欧洲被欺负的最惨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波兰，甚至普鲁士历史上，长期必须作为波兰国王的封臣存在，普鲁士诸侯见到波兰国王，还需要跪拜。
司马迁说，“耻辱者，勇之决也”，屈辱往往是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个人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中国有无数成语描述这种现象，什么知耻而后勇，知耻近乎勇等等。
因此普鲁士这种长期被人凌辱的国家，非常具有自强的精神条件。
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有些古怪，因为历史上，他们很少遭受外来侵略，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施暴者，在朝鲜半岛跟中国王朝先后打过两次仗，虽然都输了，可并不是大陆国家去侵略他们，而是他们主动进入了大陆。
可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中，却带有强烈的耻辱文化，日本的耻文化跟忠文化，基本上构成了日本的两大精神支柱，切腹就是一种不甘于受辱的现象。强烈的耻文化，让日本在没有真正遭受过实质性侵犯的情况下，天然带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好像别人都亏欠了他，因此民族性情中带有一种偏激和贪婪，事实上没人亏欠他们，欺辱日本人最狠得，只是他们自己人。
日本民族这种天生的受害者心态和耻辱感，仅仅一点点精神刺激，他们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需要自强的意识观念，于是在学习普鲁士军事的同时，很容易就接受那种军国主义。
而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是强大的，只在元清两朝主体民族丧失了独立性，被草原民族征服，但漫长的历史上，远超任何国家的富裕，却让中国成为侵略的重灾区，因此中国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入侵的受害者，中国人更应该具有受害者心态。
但反而是中国人这种受害者心态不是很重，显得平和宽容，往好了说这叫大国民气度，往坏了说叫做麻木不仁，没有骨气。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大明軍队中也出现了军国主义，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当然这种军国主义，也跟国民精神一样，并不是很激烈，真正让中国人民族性格激烈起来的，其实还是清末民国一次次遭受外敌入侵，尤其是日本人的入侵，可谓是打造了中国民族的现代性格，甲午战争对中国人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甲午战争受影响的只是一些文人士大夫，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日本报以仇恨，而是真真正正开始正视现代文明的威力，开始学习日本了，在日俄战阵期间，掌握舆论的中国文人其实是支持日本人的，号召大家给日军捐款捐物。
直到抗日战争，才真正让中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觉醒，也才真正让中国民族把日本人给恨上了。
现在的大明显然还没有诞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老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世界观更多的是一种皇权臣民观念，民族观念有，但不够强烈。西方式的现代民族观念强烈的，还是那些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派人物。
现在在大明軍队中掌握权力的中高层军官，显然就属于这种人物，因为从大明建国的1866年，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后，他们一直都在欧洲学习，长达五年的学习经历，浸染在欧洲近代军国主义文化中，他们难免沾染了这种精神，而且并不以此为恶，反而将其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浓厚的尚武精神。
很多人对比了中西方文化观念后，也认为中国人麻木不仁，在满清的统治下屈辱顺从，不知道反抗，认为这种麻木不仁，就是因为丢失了祖先的尚武精神，于是在打着恢复尚武精神的旗帜下，军国主义就被他们万分推崇起来。
这些军官回国之后，很快就掌握了实际权力，对大明軍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采取军区制，组建大兵团，建立预备兵员，这些西式军事革新。还看法各种军事期刊，报纸，鼓励军人写作，而这些中高级军官又通过他们的文章，将从西方沾染的军国主义思想，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广开来。
于是民族主义，军国文化开始在軍队中先爆发开来，大批接受过教育的新兵，在軍队中很快就沾染了这种精神，他们的诉求自然而然就变成要求北伐中原，驱逐鞑虏，光复汉人江山。
在軍队之外，民间反而依然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即便是王韬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只是认可西方文明中的优点，反对盲目的排外，主张批判性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真正到了完全否定自我文化，那还是五四时期的事情了，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文化分子，把自己的文化批评的一无是处，甚至认为只有废除中国文字，才能拯救中国。
盲目的排外不对，盲目的否定自己肯定也不对，现在这种平和的心态其实很好，一方面有人能够看到西方的先进之处，一方面还能够保留自己的优秀品质，也算是朱敬伦一直着力引导的目标。
只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亲手掌控的軍队，反而率先变得激进起来。
但想起来，这似乎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壮军官，突然被送到欧洲军事最强大的英法等国，一待就是五年，他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西方强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如果不沾染上一点不太好的精神，那才是怪事。
再说了，军国主义问题，也得分两面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可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军国主义也未必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西方国家哪一个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当一战爆发的时候，满大街的年轻人欢声雀跃，庆祝自己伟大的祖国跟死敌德国宣战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么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精神支撑，法国怎么可能抵抗强大的德军四年的攻击，二战时期他们可是一两个月就投降了的。
19世纪是带着中世纪野蛮残余的工业化的欧洲，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风气强加给了全世界，将世界带到了野蛮血腥的黑暗丛林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军事实力说了算，没有人讲公理和道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民族不能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那又如何在这个黑暗丛林时代保护自己。
所以看到軍队产生了军国主义倾向的时候，朱敬伦并没有打算阻止，他唯一担心的是，军国主义思想中的盲目、野蛮和非理性现象。
这种盲目自信会让軍队过于轻视敌人，一战爆发的时候，法国、德国的年轻人都在大声欢呼，都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的打败自己的对手，就是这种盲目自信的心态使然。
这种情况，其实朱敬伦已经发现了苗头，在跟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冲突的时候，他询问过文鸢等高级军官，他们一致乐观的表示，明軍能够战胜法军。
他们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中，将法国軍队的真实实力判定的很低，这显然盲目了。一战时期能够跟德国人打四年，尽管没有把德国人赶出国土，却也成功的抵挡住了德军，在面对当时最优秀的陆军的情况下，能打成这种水平，证明法军的实力相当强大。
而大明的军官，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军事体制的情况下，不加严谨的分析，一口咬定能战胜法军，显然太过盲目乐观。
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正是军国主义国家，一次次轻率的发动战争的原因，最后造成了骄兵必败和好战必亡的结果。
战争肯定也是大明将来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手段，所以軍队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战斗力，朱敬伦不打算把軍队打击的浑浑噩噩，没有一点精气神，如同文人压制武人的明清軍队那样，但也不打算让軍队盲目乐观到了狂妄的地步。
即便軍队开始变得狂妄，朱敬伦也要保证对軍队的控制力，他需要一根始终能够牵住军事力量这个随时可能发狂的猛虎的缰绳。
------------
第六百零九节 制衡
军国主义、尚武精神，并非洪水猛兽，关键是你得在洪水前有堤坝，在猛兽前有围栏，这样才能束水、困兽，让这洪水猛兽为我所用。
现在的大明軍队，显然还没有德国，更没有日后的日本軍队那样自行其是的条件。
第一是朱敬伦威望比较高，军人的忠臣度自然就高，可这种忠诚于个人的制度，显然并不牢靠，日本就是例子，每一个军人都对天皇忠心耿耿，可放在集体的层面上，軍队就变得不可靠，变得无法服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只凭军官们的个人意愿行事，最后在不合适的时机，将日本拖进了战争中。
假如当时日本当初仅仅是吞并中国东北就罢手，同时也不跟德国结盟，等待二战爆发，他们才拥有吞并中国的机会，至少他们有机会各占整个东北，那样日本的国力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会真正拥有一个世界强国的物质基础。
第二是目前的軍队权力很分散，过去最高级军官不过直辖一个军，一万人。但这种小规模军团，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法国战败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朱敬伦接受了少壮派的军制改革，改成了军区制，各军区设置一个总兵，高级军官的权力看似增强，但总兵不能常驻一地，需要轮流调换，所以暂时还无法在某地形成根基。可这种制衡，显然也不可能牢靠，后世很多国家，也没有什么军阀化，但就是一次一次发动政变，比如巴基斯坦，总是参谋长能够政变上台。因为此时的参谋长只是軍队利益的代表而已，軍队之所以支持他政变，只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軍队想要有自己的利益。
因此即便不让某个军官拥有强大的权力，可是只有軍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体，那么就是军阀化，即便不是某一个人成为军阀本身，整只軍队也会成为一个军阀，无非是集体意志取代了个人意志而已。
所以要让一只軍队稳定，除了通过时间培养成某种传统和文化，最后形成思想之外，还需要具体的措施进行制衡。
古代中国是将军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因为皇帝在理论上，是最不可能卖国的那个人，因为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皇帝则通过严格规定，制作兵符，没有兵符任何人都不能调动軍队，来对軍队进行控制。可历史上一次次叛乱证明，这种方式并不是那么牢靠。
西方国家，则是培养军官忠诚于国王、国家和上帝的道德文化，英国士兵冲锋陷阵的时候总是喊着为了女王的荣耀之类的口号，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则是培养了一只对国家忠诚度极高的容克军官阶层，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效忠国家就是效忠国王，俄国彼得大帝之前，军官们总是以效忠沙皇，以为沙皇争取荣耀为作战目标，彼得大帝让他们改为为了国家的荣誉。
但日本的例子证明，这些并不能完美的套用，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套用在东方国家身上，是会出事的，哪怕是日本这样军人拥有高忠诚度，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军队，也无法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
中国更不用说了，民国时代效仿日本德国建立的那一套军事教育体系，除了培养军阀，就没为国家培养出一只理性的精英阶层。
要说中国控制軍队效果好的时代，应该算是宋朝之后了，那是通过极度的重文轻武，让文官集团彻底压制住武将集团，明朝更是这样，武将没有任何荣誉感，后期高级武将见了低级文官甚至都要磕头，宋明是控制住了軍队这头猛虎，但猛虎的爪牙也随之被拔掉了，宋代之后再也见不到汉唐的尚武精神，遭遇外敌显得越来越弱。
显然宋明这一套重文轻武式的以文御武并不合适。
让軍队保持强烈的尚武精神有可能失控，过度压制軍队，却又有可能让軍队失去战斗力，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何既能让軍队、军人、军官保持高度的尚武精神，又不至于让軍队太过自我从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说完美解决的国家，还真的是数不出来。
现代国家中第一个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