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度中，充满了这种悖论，不止是胥吏阶层，还有军人阶层，同样也是被人厌弃，生活没有保证，不得不勒索小民，反过来更让人鄙视。【oM】
在这种情况下，朱敬伦不得不进行改革，他不能接受这种低效又内耗严重的制度。
但朱敬伦也得承认，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制度，因为他要让胥吏不从陋规中取利，就必须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能够生存，甚至能够体面的生活下去，这样才不会有利用权力徇私舞弊的现实压力，在加以严密的监察措施，提高犯罪的成本，才能够打击贪腐。
因此朱敬伦之前大幅度提升了衙门小吏们的待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可是此举是很受胥吏阶层欢迎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小吏都能从陋规中发财，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胥吏，才真正能够发财，大多数胥吏也只是分到一点常例陋规，勉强糊口罢了。
有这样一群人支持，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在处理官府的具体事务，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了，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他们习惯了没有政治地位的处境，稍微对他们好一些，他们的反抗精神立马就没有了。
最让胥吏们欢迎的是，朱敬伦废除胥吏不能科举的限制，尽管这群头脑相对精明的群体意识到，朱敬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藩镇，似乎招牌没有朝廷那块招牌来得大，但依然殷殷期待着朱敬伦能开科举，也让他们尝一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感觉。
所以一时间胥吏子弟们还掀起了一股读书的风潮，但是读的依然是四书五经，之前他们可不会读这些书，以前他们就跟匠人一样，虽然也读书写字，但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懂公文，能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一套漂亮的公文文体就是真本事，读不读四书五经真没什么用。
显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在胥吏阶层心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并不如文官阶层，和孕育文官阶层的乡绅阶层那么强烈。
因为解除了对胥吏阶层的限制，所以不但胥吏阶层自身开始有了读书的动力，读书人对胥吏身份的顾忌也消失了，尽管大部分读书人还改不了对胥吏的鄙夷，但那些穷人，穷的甚至都无法维持继续读书人的读书人，胥吏这种身份、这种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接受了，在加上朱敬伦给胥吏的薪水异常丰厚，一时间倒是有不少读书人应聘做县衙的吏员，想着一边在官府中做事，一边继续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官员。
但反弹也是不小的，垄断科举之途的乡绅阶层，尤其是那些自家子弟读书晋身纪律更高的官宦世家，对朱敬伦的这个举措极为反对，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都是名门望族是乡绅阶层中的骨干，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觑。
为了不得罪整个这个阶层，朱敬伦甚至没敢直接提升胥吏的政治地位。
现在从最底层的教育改革推行不下去之后，朱敬伦联想到科举和功名，朱敬伦决定改换一下思维，从上面进行突破。
他决定不再跟顽固的老夫子们去谈判了，他要从上面动刀子，让这些老夫子来找他谈。
于是很快朱敬伦宣布，胥吏不但可以考试做官，而且以后的各级官员，必须拥有至少三年的实际工作历练，也就是在当官之前，必须做三年胥吏，直接跟底层的老百姓接触，直接操作面对老百姓的具体工作。
本来这件事就是他早就想做的，可是乡绅阶层反对，他不想激怒这个阶层才没敢推行，现在那些顽固派已经成了阻挡他前进的最大阻力，那么他就必须向这些人施加压力，改革就是在这种互相博弈之中推行的，现代政治本就是一门互相妥协的艺术。
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过：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所有的政治原则，包括制度和法律就是交易双方不断谈判、妥协之下的产物，如同打牌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牌，也都有对自己筹码得失的一个底线。
一旦双方的底线无法弥合，政治也会崩溃，那时候改革也就演化成了革命，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不就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双方的底线根本不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必须用战争来解决了吗。
朱敬伦现在扔出了一张牌，他等着顽固派出牌，他愿意做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对方也必须向他妥协，然后小小的将改革推进一步。
果然整个广東的缙绅阶层都愤怒了，他们无法接受他们通过科举做官，抬高或者维持他们特殊地位的通道被胥吏集团占据。
对乡绅阶层来说，科举跟土地，是他们一辈子最关心的两件事。广東的土人和客人之间最大的矛盾，一个是争地，另一个就是争学额，这种矛盾最后能引发土客械斗，也就能引发乡绅阶层跟朱敬伦对抗。
乡绅们一边在乡下动员乡勇，做出威胁姿态，一边相互联名向官府请愿，朱敬伦也调动军队，各县都有他的军队，少则一百，多则一千，他控制着城市，但他愿意跟请愿的乡绅谈一谈。
“胥吏户籍已经废了，在广東已经没有了胥吏。在新规定中，你们可以将官府的吏员，堪称是官员的预备，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当是一个候补官员，一旦表现出色，做官的话，更能了解民情。”
朱敬伦对请愿的一个个名门望族出身的乡绅解释自己的道理。(。)，。
------------
第三百三十四节 候补官选拔制度 2
，。
他的道理也很有力，历朝历代很多名臣都注意到科举出身的官员缺乏历练这种事，下放到地方上，往往容易被地方上的刁滑小吏们蒙骗，所以很多有名的名臣都整肃过吏治，明朝甚至直接给即将上任的地方官发放为官指南，名叫《新官轨范》。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吏们的手段是无穷无尽的，单凭一本书是不可能让官员跟小吏的斗争中处于上峰的，能拿得住小吏的官员，要么是蛮横不讲理的，要么就是老官僚。
所以朱敬伦说的，让吏员成为候补官，确实是能够大大提高新官经验水平的办法。
只是这种办法，侵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就是在有道理，他们也不能接受。
“朝廷的候补官，最多也是捐官，从没听过直接让胥吏做的道理，胥吏哪一个不是刁滑的小人，朝廷命官，怎么能从这些人中候补？”
各县派来请愿的乡绅们反对，可是只拿胥吏的身份说话，拿风俗中对胥吏低人一等的观念为借口，丝毫不肯提这影响他们自己利益的话题。
朱敬伦笑道：“现在这些胥吏可能有一些臭毛病，但是我看到废除了他们的胥吏户籍后，很多人都开始读圣贤书了。我想圣贤书是能教化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既然这些人跟自己玩虚的，朱敬伦也擅长此道，谁敢说圣贤书不能教化人，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一个个老顽固憋的脸通红，却一时找不到机会反驳。
“总之就是不能让胥吏当官，让这些人世世代代把持政令，其非儿戏？”
一个激动的老家伙激烈的叫喊，一群人纷纷附和，越说越激动，好似如此一来国将不国了一样。
等他们情绪越来越愤怒，即将失控的时候，朱敬伦才慢条斯理站起来，这些人看着他，慢慢声音低了下来，知道朱敬伦要说话了，或许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说过让某一些人世世代代把持官位了吗？现在在广東已经没有胥吏了，他们也是读书人。跟你们一样的读书人，他们的子子孙孙能不能把持官位，还要看他的本事。我打算制定章程，日后所有的官府吏员选拔，都必须通过考试，跟科举一样的考试。农民子弟可以考，商人子弟可以考，地主、乡绅的子弟也可以考。以后也没有小吏一说，吏员就是候补官员，官府中只有官员和候补官员之分，再无命官和胥吏之分。”
说完朱敬伦摆摆手：“你们自己先商量吧，饭后我们在议，你们要是有什么高见，本官洗耳恭听！”
说完扔下这一群还在消化朱敬伦的说法的老家伙们，径自出了班房，他知道这些人现在需要互相商量了，他们会商量出一个结果，然后拿给朱敬伦的，他们是有底气跟朱敬伦提要求的，因为他们在乡间组织了数万乡勇，用这些乡勇给朱敬伦施压，他们才会派人来请愿，他们以为他们有说话的资本。
这倒是朱敬伦没想到的，没想到这些人这么快就学会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欣喜的是这些人没有蛮干，没做出围攻县城的行动，否则说不得要血流成河了。果然有组织的力量，才是负责任的，如果是一群没有组织的流民，恐怕早就开始暴动了。
当然这也跟他们是乡绅，一向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关，也有向官府请愿的传统，这种传统很好，朱敬伦觉得有必要维持下去，至于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强大，更有组织力，动辄威胁官府，朱敬伦一点都不担心。
通过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运作，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朱敬伦既然要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又怎么会压制这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何况还是一些比较理智，比较能负责任的老乡绅的组织化，唯一该担心的是那种野心家煽动流民的组织化。
这些比较理智的老家伙们最后商量出了一个章程，他们提出要求：
第一，朱敬伦不能从现在这些胥吏之中选拔官员，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身上有刁滑小吏的习气，会污染官场风气，但是他们不阻止这些胥吏的后代考试做官。他们算是做出了一点让步。
第二，官府如果要考拔吏员（候补官），一定要一视同仁，不管是小吏的子弟，还是良善子弟，都必须一体考试，不考试不得成为吏员。而且他们要求考试的时候，由他们进行监督，并且阅卷也必须有他们见证。
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明清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吏治中最为公平的制度，但清朝跟其他朝代有些不同，八旗子弟拥有各种特权，其中一种就是可以不通过考试就能做官，比如实在是考不上的，可以先从笔贴式做起，这笔帖式的工作也是办理文件、文书，跟衙门中的刀笔吏做到一样，但是却不是胥吏，而是正经的官员有品级，虽然只是七八九品之类，但是升迁速度快，是清廷专门留给“八旗的出身之路”。
显然这种制度是很不公平的，汉人缙绅阶层不是没有意见，但却毫无办法。现在他们担心那些胥吏的后代也拥有类似的特权，因此要求所有人一起考试，他们对他们的子弟考试的能力，是十分信任的。
第三，他们提出，广東官府不能任用捐官！
捐官，这打击的就是商人阶层了，商人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富，更容易就能给子弟买到一顶官帽子，但大多数时候，捐官只有一个候补的头衔，能不能得到实缺，反而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相当的人脉，十三行行商个个富可敌国，个个头上都带着红顶子，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任实缺，全都是空架子，真正能够通过捐官得到实缺的，往往还是乡绅子弟，因为他们拥有人脉，在官场的人脉。
三条章程，不但堵死了老胥吏们做官的道路，而且堵死了给他们子弟开后门的路子，又打压了富商阶层，谁说这些乡绅迂腐的，给自己争取权力的时候，他们明明很精明。
对于他们的要求，朱敬伦答应了。不但答应下来，而且生怕他们反悔一般，马上喊来笔吏，立约为证，让所有乡绅签字画押。
其实朱敬伦本来是有挑选一些听话的老吏当官的想法的，但是既然乡绅们反对，愿意用这种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那么朱敬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改革中以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都能采用这种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会大大的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如果真的最后通过各种协商，让朱敬伦和平的完成改革，这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褒奖，这场变革必将跟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另外有一点，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现在已经开始割据一方的朱敬伦商谈，至少说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过朱敬伦控制广東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软弱，发觉只要朱敬伦不造反，清廷就允许他一直这么割据下去，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对朱敬伦的官府形成影响力，哪怕朝廷失败了，他们影响之下的官府，不也可以通过投诚，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心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继续掌握权力吗。
朱敬伦觉得，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们很懂。
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