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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法官审案，并且请当地乡绅名宿有功名者公审，哪怕是县令也可以在这里投告，朱敬伦的司法改革稳步推行到了全省。
说实话，各个法官的素质并不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状师，这些状师也被蔑称为讼棍，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他们，常常说他们怂恿愚民诉告，荼蘼钱财，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坏的坏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当地民风爱打官司的话，想做事的官员，不是严格审案，而是第一时间收拾当地的状师。
儒家世界观下的官员，有种息讼的观念，认为某地人爱打官司，就是民风不够淳朴，喜欢争斗，不和睦，他们讲究的退一步让一步，这样就人人和好了，这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官员阶层如此，不是懒政的官员不想审案，而是名臣都是这样。
就连明代大圣人王阳明，王守仁都是这种思想，《王守仁息讼》甚至以一个知名典故流行于世。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王守仁的一个朋友对别人进行诉讼，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便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前来受教。王守仁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不但是对自己的朋友，对老百姓也这样，他被贬到庐陵做知县，这个县的人喜欢争讼，王阳明就把所有官司压下来，发出告示让百姓不要来打官司，说他身体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阵子之后，才告诉别人，不是他身体不好到不能处理这些事，只是邻里乡亲，应该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一些小事纠纷，相互协商，相互谦让，就能够顺利解决；动不动就打官司，不仅伤了和气，实在不是良善处世之道。
最后还和当地人约定：从今往后，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轻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将亲自前去登门拜访，向他们致敬。
儒家这种认为如果一地百姓热衷于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态，在道德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绝对不可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所以朱敬伦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觉得无处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王阳明是大圣人，他或许能够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为，却给了很多懒政怠政的家伙们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讼自己省事，福健有一个县，好几年县令都没升过堂。
所以朱敬伦不但不主张息讼，而且鼓励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讼师，这些人熟读大清律例，然后派他们去香港的法庭上观摩，请香港的法官培训他们司法程序，当然他们不需要像英国法官那样，穿上滑稽的衣服，带上夸张的假发，他们穿的是官府，朱敬伦找人给他们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说他们在县里跟县令是平级的，但还给了他们审判县令的权力。
至于陪审员裁决制，换成了当地名宿裁决，为了让告诉双方感到公平，这个裁决团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陪审员也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请命官意思是为民请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来打官司，判决也大致能让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朱敬伦的“信”也就一时还立不起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来了，这就说明朱敬伦是想做点事的，能起到一种千金马骨的广告效应，也是不错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来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复杂，让朱敬伦也感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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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二节 科举是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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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美国教育顾问詹森，经过半年走访，向朱敬伦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詹森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门的一个老官员，做过十年的中小学教师，之后就一直在行政部门工作，工作能力不错，尤其是对教育有一种使命感，他本人也并不是信教，教育就是他的信仰。
这是一个很附和朱敬伦要求的顾问，他第一批来到广東，然后朱敬伦派兵保护他到各地考察。
经过他的考察，抽样了新安、东莞和香山三县五百多个私塾后，统计得出，广東的地方教育普及只有百分之十，也许这还算是高的，因为这三县属于经济水平相对好的县，整体水平恐怕还没有百分之十。
据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在江户时代，民间就自发成立了数万个寺子屋机构，这是一种类似学校的机构，教授的主要还是中国和日本自己的经典，孔孟之道什么的，虽然没有自然科学，但是却将日本人的识字率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还有的统计认为是百分之五十，总之相当高，同时代的英国才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可以说他的教育普及已经超过了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基础。
中国的民间教育，也是主要以私塾为主，但是私塾要么属于大家族，要么属于一些重视教育的宗族，可以说是不对外的，带有文化垄断的特征。
詹森建议朱敬伦通过改组私塾来完成教育的普及，他还建议朱敬伦，需要保持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他认为各国都不应该放弃本国的传统，这几个观点，跟朱敬伦不谋而合，他确实采纳了。
美国教师大批到来后，朱敬伦集中办了几所学校，打量招募读书人学习自然科学的，这些学校相当于师范学校，等培养出第一批学生之后，已经到了今年年初，有一些读书人基本掌握了简单的数学和几何知识。
朱敬伦就想派他们下去试点，还是在自己的威望比较高的新安先尝试，给没个私塾派去了一个教员，同时跟私塾商议，通过给他们补贴的形式，让他们向附近的各村开放，让所有适龄孩童都能来读书。
对开放私塾那些老夫子在劝说之下接受了，可是当朱敬伦派去的教员下去教授数学几何知识的时候，他们却开始百般刁难，一开始挤兑这些教员教书的时间，不久就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他们说这些教员教的根本就是异端邪说，把他们赶了回来。
在不触动旧势力的情况下改革，和尽最大可能的普及教育，这是朱敬伦认为极为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在反复之中稳步推行，但没想到后者出现了问题，当不与旧势力、旧传统相冲突，和普及教育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朱敬伦也不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方式了。
是强行派人下去，还是继续柔性的说服教育，或者采取另一种方式去教育，这是一件很考量指挥的事情。
老夫子们不是不会算账，不是不知道数数之道，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数学口诀，可是他们没见过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也不清楚，看到那些教员又是写符号，又是画图像的，完全跟圣贤书不搭界，他们就认为这完全是扯淡，以老资格教训了这些后生，这些后生教员还不听，直言这些都是西学，也是大学问。
什么屁的大学问，在大能大过论语？能大过四书五经去？
其实起冲突就只有个别教员，这些教员也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份薪水，大多数自己都不是很认可这些数学和几何知识，但不排除个别人崇尚西学，毕竟英国人占了香港已经二十多年了，在年轻人中有一两个这种对西方文化热衷和认同的也不奇怪。
结果就跟老夫子们的思想产生了冲突，把他们赶走还不罢休，听说这些教员都是跟洋人学到的邪说，立马相互联系，直接把所有的教员都赶走了事。
虽然很遗憾这么早就发生了这种事，但朱敬伦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思想文化上的冲突肯定会发生，这才是他改革真正的深水区，如果不能将教育普及下去，不能将自然科学推广开来，那么其他一切的改革恐怕都会是水上楼台，根本持久不来，因为你无法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事业，不可能总雇佣洋人，雇佣不到也雇佣不起，自己搞教育，说不好听一点，其实是成本最低的。
怎么办？
耐心的找一个个私塾谈，告诉他们西洋人的东西也是好的，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父子们坚持华夏入夷礼则夷狄之，三人行必有我师，师从夷人，则必成蛮夷，他们坚持不学夷学，也不许他们的子弟学，不许他们的学生学。
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朱敬伦记得，日本明治维新、德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也都是采用强制的方式，普鲁士对不让孩子上学的家长，甚至会罚款，日本人直接派警察在一个个教师里蹲着，在大街上巡逻，看到到处溜达的孩子就抓起来打一顿送回教师。
可现在朱敬伦是连给孩子们找一个教师都找不到，他教授还只是普通的数学和几何，如果推进到物理、化学，以及天文地理的时候，恐怕阻力会更大。
朱敬伦压着火气，依然跟老夫子们谈判，他始终坚持认为，这种通过商谈的方式，是最文明，也是后遗症最小的，任何强制性的东西，最后都会产生反弹，如果因为教育的问题，百姓造反了，那就是笑话了，别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文化和思想上的问题绝对不能大意。
就在朱敬伦已经说的就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老夫子反问说，那西学还能科举不成，还能给人功名不成？
他顿时如同醍醐灌顶，晚清后期掀起的民间自发留学潮，可不就是因为清廷给予留学生各种功名吗，甚至直接就能得到理科或者工科进士的功名。
他脑子里思路大开，看来传统教育的要害在科举上啊，这是一把打开教育的正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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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三节 候补官选拔制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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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一阵的整肃之后，广東地方各级衙门的胥吏都变得有些抢手起来。
胥吏本来不是一个体面的身份，而且十分固化，比官僚圈子都更加封闭，不是子承父业，就是兄终弟及。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有意为之，因为一旦成为胥吏，就会被打入另册，所谓执贱业者，明朝时候将伎院乐籍、官府胥吏、奴籍下人三类人打入贱籍，子孙无法参加科举。
清代废除了伎院乐籍，但胥吏和奴仆，依然是贱籍，无法获得科举资格。
所以往往成为胥吏，就是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事情，成本很高代价很大，一般很少有人愿意落籍为胥吏。
但这个阶层是极为重要的，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掌握，而这些显然都是胥吏来做的。
试问哪一个衙门离得了这群人，也许是封建王朝的官员需要这么一种人，所以才专门制定出这样一种制度，限制掌握了这些文书能力的专业人才离开这个行业，就好像蒙古和明代将匠人都绑在户籍上一样。
是因为有了需求，又不想浪费精力去慢慢培训，所以让那么一群人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能够节省极大的成本。
可问题是，不让这些人参加皇权时代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科举考试，限制这些人的合法权力，把他们跟奴仆编成一种户籍，自然而然就让人看不起这些人。
尤其是在文官的圈子里，他们在人格上是瞧不起胥吏的，但是要办事却少不了这些人，甚至可以说，真正支撑政府机构运作的，就是这些基层的小吏，而不是那些整日间高谈阔论饮酒作对的文人。【oM】
这种被人在人格上的鄙弃，又真的会给这个群体造成心理上的扭曲，他们毫无荣誉感，就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因为你不管表现的高尚也好，表现的低劣也罢，都得不到别人的赞许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高尚？
因此这种被鄙夷的小吏们对待比他们更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恶劣，他们这种行为反过来又让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民间有谚语，“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老百姓把这些跟他们直接接触的小吏们看成是敲骨吸髓的恶猫，一点都不奇怪。
但这样一群性格被社会制度扭曲的人群，他们的权力可真不小，绝不仅仅只能欺负一下小民，即便是他们的上司，那些官员，他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善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官员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利用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的能力，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官员。一旦遇到软弱、生疏、散漫或无能的官员，他们甚至能够揽权。
胥吏就是这样一群人，法律上毫无地位，老百姓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他们，官员鄙视他们，但是他们却能灵巧的运用手中看似微弱却不可或缺的权力，往下欺压小民，往上胁迫官员，从上到下都不欢迎，却又离不开他们的。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该归罪于谁，憎恨于谁，好像又找不到一个目标，因为这就是官僚体系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最低廉却又最低效的一种制度。
中国古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