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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各级官吏要遵循保举、超擢的方法，对自己的下级官吏要经常表扬或者批评，对于政府官员中不称职者要及时审查清理，而对于有才能者，可以通过“部院各保司员”的办法选拔，皇帝也可以破格提拔人才，越级重用具有才能的官员。
曾国藩曾有过这样一番比喻：
盖偿论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犹去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
曾国藩的这个比喻，暗指当时的政府官员存在纪律松散，人浮于事，互不负责的严重问题。为此他建议各衙门的堂官，必须日日坐班办公，随时了解下属的情况，甚至要了解到下属情绪的变化。皇帝也按照以此类推之法了解朝廷官员的情况，做到各个部门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可以破格提拔谁。
对于如何考察官员，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了解官员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奏折的形式。曾国藩是针对道光年间无人敢上书言事的情况而特别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当然无法明面指责先帝的过失，只有列举自大清立国以来，先辈皇帝们是如何采纳那些诤臣的建议的例子，这些诤臣因为先辈皇帝知人善任而最终成为名臣，进而希望咸丰皇帝也能够效仿他们广开言路。
曾国藩当时的官职是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属于不高不低的级别，按照曾国藩当时的年龄，还有晋升的可能，因此他极力呼吁咸丰皇帝重视人才。可以看出来，除了确实想革新朝廷风气，曾国藩也有作为汉族官员迫切想受到重用的心理。毕竟从大清立国以来，受重用、身在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满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就是因为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提出了官员的“转移之道”，由此开始受到重用，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不仅受到了重用，还成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当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上书提出的“转移之道”十分欣赏，立即下诏，百日之后即举行日讲，要求身边的儒臣们从《朱子全书》和《贞观政要》中找出治国理政的经验，并力图寻求理学大师朱熹的深奥哲理，将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自己的楷模。
咸丰皇帝即位初年，积极实践了曾国藩的“转移之道”中提出的皇帝的榜样作用，除了效仿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外，咸丰皇帝还一直身体力行地下诏求言。例如咸丰二年（1852），太仆寺少卿徐继畬提出了“宜防三渐”之说：一防土木之渐，二防宴安之渐，三防壅蔽之渐。咸丰皇帝将徐继畬的奏疏下发给所有大臣，让他们进行阅读。对于某些意见，咸丰皇帝是持积极采纳的态度的。
当然，矛盾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皇权，咸丰皇帝对那些猛烈抨击朝廷和自己的大臣也毫不手软。他即位之初，上书褒贬时弊的不在少数，据说他的龙书案上堆满了奏折，然而很多都被他用“毋庸议”三字作为回复，或者直接被束之高阁。有时，一个奏折会让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大动肝火，甚至将上奏折的人治罪，让那些口无遮拦的大臣认识到随意批评皇帝是危险的。
纵观咸丰皇帝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里，即位之初倒是还能下诏求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大清国局势的不断恶化，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也禁不住开始失去耐心，甚至烦琐的政务让他变得越来越慵懒，进而逐渐将兴趣从书房转向闺房。
这些年父亲道光皇帝的执政效果以及大臣们的表现，咸丰皇帝心里有数，当时很多人都对道光皇帝不能广泛使用人才，而只是信任身边有限的几个大臣颇有微词。但咸丰皇帝还是能够理解父皇的做法，毕竟朝廷内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赤诚的忠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始终和皇帝保持一致。任何一个君王都有自己的智囊团，现在咸丰皇帝已经上位，照样不能例外。
纵观当时咸丰皇帝的智囊团，祁寯藻是第一个被任命的大学士。作为一个历事四朝皇帝的老臣，祁寯藻真个是一位骨鲠之臣。当然，咸丰皇帝如此器重他，也是因为道光皇帝在位时，祁寯藻受到求和派大臣穆彰阿、耆英等人的排挤。
《清史稿》对于祁寯藻受到咸丰皇帝的重用，有过一段记载：
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左右之。
关于穆彰阿、耆英等人被罢免，我们后边会详细说到。不能否认的是，穆彰阿被罢免和祁寯藻受重用，的确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绝好印证。当然，祁寯藻受到重用后，也确实向咸丰皇帝推荐了不少人才，做到了“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
满族大臣方面，咸丰皇帝当时主要信任的是镶红旗的文庆。作为道光二年（1822）的进士，文庆历任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而后升至侍郎、尚书、军机大臣，再后来因为上书道光皇帝针砭时弊而被革职。文庆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被重新启用，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向咸丰皇帝建议重用汉臣。
在文庆提出这个建议之前，汉族人虽然也有高官，但和满族人比起来，始终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文庆认为之所以要重用汉臣，是因为很多汉族人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底层中来的，他们知道民间疾苦，熟悉人情真伪，“不像我们这些很少下基层的满族人，懵懵懂懂之间是不可能有安邦大计的”。
作为旧满洲贵族的代表，文庆能够提出重用汉臣的主张，说明他的确是个具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清帝国重用汉臣其实是一项战略措施，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大臣当时之所以能够逐渐受到重用，除了自身的才能之外，跟文庆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咸丰六年（1856）文庆去世，咸丰皇帝评价他：
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治达理……纶扉襄赞，夙夜宣劳，深资倚畀。
文庆去世后，满族大臣中最受咸丰皇帝信任的就是肃顺。和文庆的出身不同，肃顺是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属于清朝皇室的远房宗支。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后来虽然任前引大臣等职，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闲散职位。直到咸丰皇帝即位后，肃顺才开始步步高升，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乃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最终成为咸丰皇帝最重要的智囊。
抛开后来他与慈禧的那场政治斗争不谈，肃顺是一个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自身虽有些缺点被人诟病，但在当时的满族大臣中堪称佼佼者。肃顺也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又有识人之明。当时肃顺门下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才华的汉族学士，例如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人，时称“肃门七子”。
肃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其他满族大臣不同的是，肃顺对同族的大臣经常随意呵斥，而对汉族大臣却颇为恭谦，是一位十分了解汉文化的满族官员。而且他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立国二百多年来，满族人已经失去了进取之心，未来想要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要依靠汉族人才行。应该说能有这种看法，说明他个人具有十足的战略眼光，对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颓废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清史稿》对于咸丰皇帝当时信任智囊团和重用肃顺，尤其在即位之初能够励精图治，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
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共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
重用肃顺是咸丰皇帝励精图治的一个标志，《清史稿》中评价他当时“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说白了就是他对道光皇帝在位时把持朝政的穆彰阿等人的一种排斥。因此在重用肃顺的同时，咸丰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先帝那些因循守旧的臣子进行打压。
穆彰阿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以他为核心的是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当时控制着朝廷各个部门，而且对刚即位的咸丰皇帝也不是完全支持。这些人始终对老皇帝道光念念不忘，对于咸丰皇帝下达的指示，《清史稿》中说他们的态度是“遇事模棱，缄口不言”，甚至是玩弄权术，故意打压有才能的官员。
穆彰阿等人的这种做法，与咸丰皇帝的施政理念严重背道而驰，因此咸丰皇帝决定“申国法、肃纲纪、正人心”，下令将穆彰阿革职，并永不叙用。而后便对另一个高级官员，道光皇帝在位时力主向英国人求和的耆英开刀。
穆彰阿被革职，耆英已经意识到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可能会是自己，毕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都是自己代表政府所签，被国人所不齿，而且自己在与英国人的反进城斗争中，又擅自为英国人开了空头支票，这一切当时还是皇子的咸丰皇帝全都看在眼里。登基后的咸丰皇帝下诏求言时，耆英上书纵论用人、行政、理财三策，他主张“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咸丰皇帝看完他这番贬君子、举小人的谬论，立即勃然大怒，急召耆英加以训斥，而且将他向英国人摇尾乞怜的老账全部翻出，说他是“畏缩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并利用这个机会，将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这个决定一经颁布，朝野上下一致称赞，都认为咸丰皇帝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而对于耆英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国军舰进犯天津，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解决相关问题，又派耆英以侍郎衔，前往天津办理洋务。英法联军以武力威逼清政府，耆英又犯了“软骨”的老毛病，不敢和洋人正面交锋。他不仅和桂良、花沙纳在商会的窗下抱头痛哭，还擅离职守私自回京，谎称面陈机要，结果遭到言官的弹劾，请求咸丰皇帝判处他“绞监候”。
对此，肃顺认为这对很长时间以来都向洋人卑躬屈膝的耆英来讲，实在是太轻了，于是奏请咸丰皇帝，希望能下令让耆英自尽以正国法。咸丰皇帝批准，传令耆英自尽家中，至此道光皇帝在位时求和派的两大核心人员穆彰阿和耆英全部倒台。
从当时大清帝国处处受洋人压制欺辱的角度来看，肃顺奏请判处耆英自尽，是他坚持“申国法”的表现；不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肃顺已经成为咸丰皇帝的首席宠臣，那就意味着老皇帝道光的那些宠臣就要永远地退出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中，宽容、仁慈者都是幼稚的东郭先生，铁腕与强势才是永远的主旋律。
咸丰皇帝即位之后，采纳曾国藩的“转移之道”，重用肃顺和诸多汉族大臣以及罢黜道光皇帝的宠臣，是其整顿朝纲的三个重要举措。如果抛开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单看当时朝廷内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的大清帝国颇有一番新气象。然而，其实我们都知道，清廷的上空，已被乌云所笼罩。
2. 最初的失败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大力整顿朝纲，想要大展宏图，广西的“拜上帝会”组织则在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领导下，开始走出乡野田间，逐步实施“大计划”。当咸丰皇帝重视起“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想要将其绞杀时，已经为时晚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谁都没有重视起初还在乡野田间里传道布教的这伙儿“长毛贼”。
洪秀全、冯云山还在广西桂平发动群众的时候，时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已经接到下属的报告，说有一伙人聚众宣讲西洋教义，只是这位巡抚大人丝毫没有重视，根本就没将此事上报。等到后来“拜上帝会”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武装对抗清政府时，郑祖琛才不得不以实情上报给两广总督徐广缙，但也只是泛泛地说“会匪在桂作”，并未明确报告“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农民起义之势。
在此之后，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层层上报，等到了咸丰皇帝那里，消息已经被削弱成“当地农民聚众闹事”的小儿科事件，最后还是因为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人上疏弹劾郑祖琛“欺饰弥缝”“养贼酿乱”等罪状，又有广西绅民进京奏陈全省现状，咸丰皇帝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才急召大臣们谋划平乱之策。
经过和诸多大臣慎重商议，咸丰皇帝决定调集精兵分路进入广西对“拜上帝会”进行会剿，同时将广西那些面对“拜上帝会”束手无策的官员们免职，调任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让云南提督张必禄自云南进入广西协同作战。不久后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入广西督师会剿事宜。可让咸丰皇帝没想到的是，林则徐接到任命后，在自家乡前往广西的途中于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随后张必禄也病逝。钦点的三位入桂将帅病亡了两人，不得不让咸丰皇帝放弃了第一方案，另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一同进入广西镇压“拜上帝会”。
然而李星沅和周天爵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时李星沅很是轻视洪秀全，厚集兵力全力进攻金田村，在他看来只要攻下“拜上帝会”的老巢，洪秀全这伙草贼就会一哄而散。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提出：
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全）等私结尚（上）帝会……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李星沅的这封奏报才让咸丰皇帝第一次知道了“拜上帝会”的首领是一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