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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有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
据有关记载，转年洪秀全再次科考落第后，回到家便大病一场，甚至达到了昏迷的程度。昏迷中他到达了《劝世良言》所说的那个天堂，在那里他看到了上帝。或许是这次的“神游天堂”在洪秀全心底埋下了异样的种子，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读了《劝世良言》，再联系曾经的“神游天堂”，洪秀全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次子”，也就是“耶稣的兄弟”，之所以能神游天堂，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提剑斩妖”的使命。
他由此放弃科考，走上了宣传宗教教义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发现，除了科举考试，原来还有另一条道路，同样可以让自己出人头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洪秀全和一同担任过私塾先生的好友冯云山，一起离开家乡广东花县，辗转来到广西的贵县山区，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布道生涯。让洪秀全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时间，他们便吸收了一百多名农民信徒。半年后为了更深地吸取教义的精髓，洪秀全回到家乡继续钻研教义，而冯云山则又转到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传道。
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传道、发展信徒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冯云山承担，洪秀全则是“天国理论”的支持者，他的偶像作用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当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着艰苦的传教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在当地发展了三千多名信徒，并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式成立太平天国的早期组织“拜上帝会”。
而洪秀全回到家乡后，开始从事教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为“拜上帝会”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这些理论除了宣扬教义之外，还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都应该敬拜上帝，而且只能拜上帝。他将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互相糅合，让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对于教义的深刻钻研使得洪秀全逐渐认识到，必须跟一位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学习，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从家乡花县前往广东省城，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后来因为罗孝全拒绝为他洗礼，遂于七月重新回到广西紫荆与冯云山会合。
很长时间以来，紫荆地区的信徒们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真容的“教主”很是期待，洪秀全的到来让“拜上帝会”的成员们备受鼓舞，立即尊他为领袖，称之为“洪先生”。就这样，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从广西紫荆开始，大力发展“拜上帝会”，当时桂平县与邻近各县的汉、瑶、壮等族纷纷参加。鉴于“拜上帝会”当时已成规模，在冯云山的建议下，洪秀全制定了《十款天条》以及各种宗教仪式来约束信徒，还撰写了《原道觉世训》，除了宣扬上帝主宰一切，人人必须敬拜上帝之外，还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号召信徒共同灭之。
如果说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合之前，“拜上帝会”或许只是宣传宗教信仰的组织，那么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地区，且随着“拜上帝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看到，这似乎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拜上帝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是穷苦百姓，因此“斩杀清妖”的宣传很容易被信徒所接受，民众的激情很容易被激发。
后来，洪秀全在自己编纂的《太平天日》中，对信徒宣布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这等于为后来的反清起义找到了理论依据。
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拜上帝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股力量可观的武装势力，其基本成分为贫苦农民、矿工、烧炭工、挑夫、手工业者、小贩以及无业游民。此外，一些家在当地具有一些经济地位的中小地主和富户，由于经常受到当地乡绅的排挤，也加入了“拜上帝会”，例如后来制造“天京事变”的韦昌辉就是典型的代表。
“拜上帝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势力逐渐遍布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其核心领导者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以及小地主出身的韦昌辉。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拜上帝会”开始转向践行教义为主，即武装反清—“斩杀清妖”。
“拜上帝会”从广西的一片狭小的空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走上反清之路。然而当他们酝酿一场惊世骇俗的起义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毫不知晓这群来自山里的人，未来差点儿成为自己的埋葬者。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忙于皇帝丧事与新皇登基的朝廷，根本无暇关注这个远离京城的团体。而且，道光皇帝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收到关于“拜上帝会”的任何消息，因此洪秀全等人掀起的惊涛骇浪，只能由道光的儿子咸丰去平息。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老爸死后仅仅半年，洪秀全就下令各路“拜上帝会”成员齐聚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四个月后，有两万成员抵达金田，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反清，建号太平天国。至此太平天国的旗帜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大清帝国的上空。
8. 勤政守常不知变
执政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道光皇帝，突然于一月十三日（1850年2月24日）在圆明园一病不起。十四日（2月25日）清晨，自感大限将至的道光皇帝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一同开启匣宣示御书，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
中午时分，道光皇帝驾崩，享年六十八岁。这位在即位之初便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一生得过荣耀，有过屈辱，但最终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着满腹悲愤和宏图破灭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道光皇帝在位长达三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的执政时间。他即位时，虽然踌躇满志，但在那个时节，令皇家骄傲的“康乾盛世”已经过去，令帝国无可奈何的衰败正在蔓延。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大清帝国除了有来自海上的英国敌人之外，内部矛盾也已达到顶峰，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国内矛盾的一个总爆发。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海上蛮夷”英吉利能打得大清帝国毫无还手之力，跟大清帝国内部出了问题是有绝对紧密的关系的。
道光皇帝自然不情愿大清帝国败给英国，不情愿而又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开启了此后大清帝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对外关系屈辱软弱的先河。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纱被撕开了，曾经还可以掩盖的衰败与腐朽的真相，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与西方列强的面前。
不过单论道光皇帝个人，这位勤政守常的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不仅想有所作为，而且力图除旧布新，在其执政的三十年里做了不少努力，其中一点便是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存在的弊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光皇帝是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皇权制度已经开始走上末路的，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超越历史去认知事物。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他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当时的弊病，并力图加以扭转是值得肯定的。
在即位后不久，道光皇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弊病丛生的状态，而且日甚一日，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吏治的败坏，例如横征暴敛、虐取于民、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正像《道光朝东华续录》中所形容的那样：“积弊相沿，挽回无术。”
因此，道光皇帝从即位伊始便勤于政事，以“虚心实行”四字自勉，在朝廷内提倡节俭，并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也并没有被英国人的枪炮吓住，而是坚决主战、镇定指挥。虽然作为最高决策者，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要负首要责任，但也不能否认他尽力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甚至在战后针对军队存在的弊端，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为后来洋务运动的萌芽。
道光皇帝的遗诏上有这样一段话，或许，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亲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想做个有道明君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话说回来，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显然这位勤政守常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当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在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肆意驰骋时，道光皇帝却还在为清除衰败帝国的沉疴痼疾而努力。即使他十分勤政，也只是着眼于帝王家业如何延续，而不是真正意义地在国家层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从个人素质来看，道光皇帝具有励精图治的美好愿望，但并不具备“图治”的才能。
道光皇帝和他的前辈们一样，自幼接受着系统严格的皇家教育，不可能脱离开中国几千年来建立在封建农业基础上的传统思想体系。自幼生长在深宫之内，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着眼于世界大格局，从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思想中汲取养分，这就决定了他的“图治”只是在遵循封建旧制的范围内踱步，甚至仅仅是修补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制度。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思想上受到震动，但事实上纵观战后大清帝国各个领域，除了在军队方面有所改革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道光皇帝也被迫睁开眼，了解了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但是封建传统的思想使得他无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认真去吸取西方世界有益的东西来改变大清帝国的现状。因此，大清帝国也就不可能跟上当时世界急速变化的节拍。从这个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依然在沉睡。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最后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内心始终处于一种悲愤的状态，但他并没有将悲愤转化为动力，可以说是悲愤有余而振奋不足。除了依靠一些民间力量去继续对抗英国人之外，他没有自上而下地实施符合世界潮流发展的变革，甚至随着他精力的日渐衰弱，大清帝国的形势比战前更加不利，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种不利形势的最直接显现。
客观地说，道光皇帝是在大清帝国日益衰败的情况下登上帝位的，他想要挽救的是一个危机四伏、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他的理想是守好爱新觉罗家族的“伟业”，但这份家业在当时已经被世界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即将淘汰出局。道光皇帝的努力，只不过是为将要倒塌的皇权庙堂支上几根朽木，就像一个医术并不高明的大夫，想要挽回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人的生命一样，结果必然是无济于事的。道光皇帝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道光皇帝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后代却依旧重复着这个悲剧，而且还要持续很久很久。
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
1. 从整顿入手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道光皇帝第四子、时年十九岁的爱新觉罗奕正式即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大清帝国的第七代君王咸丰皇帝，就这样在老皇帝的丧礼之后，和平过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
像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一样，咸丰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想做个有道明君，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颁诏求言集思广益。当时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纷纷上书直谏流弊。
咸丰皇帝十分明白，老爸在位时，对于采纳谏言做得并不到位，甚至达到过十余年间没有一个人敢于上书直谏的程度。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道光皇帝不能任人唯贤，只信任穆彰阿等几个有限的大臣。咸丰皇帝正是针对这种弊端，开始着手进行解决，当时很多朝臣看到新皇帝能够广开言路，认为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于是纷纷在咸丰皇帝面前表现自己，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咸丰皇帝下达求言令后，曾国藩积极响应，集中论证“今日急务，首在用人”的道理，呼吁咸丰皇帝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
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曾国藩认为中央的官员们普遍存在畏首畏尾和陷入琐碎事情两个弊端，而地方官员则存在敷衍和自满的弊端，两种官员的通病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曾国藩提出了“转移之道”，改变官场的通病，让官员们成为有用之才。
曾国藩倡导在官员中间营造学习与研究的氛围，建议咸丰皇帝要像当年的康熙皇帝一样，勤于学问，促使儒臣们逐日进讲，寒暑不辍，并召见廷臣，辄与往复讨论。曾国藩还认为，皇帝应该成为朝臣学习的榜样，要时时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学习，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学习，提高官员素质，打造一个学习化政府。而且曾国藩预言，如果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不出十年大清帝国的人才必大有起色。这就是曾国藩提出的“转移之道”。
有了“转移之道”这个总则，曾国藩还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