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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国王者实系德国人，不谙英语。次之政党政治抬头，内阁制成熟，国王更无参与政治的必要。乔治第三企图打破其限制，任内则有美国独立。自此之后，国王更只是一个橡皮图章。
在17世纪之前，外交事项统属国王特权。迄至20世纪，国王已听命于内阁吩咐。1911年，英王乔治第五访问欧洲大陆，当日英德对立的情势紧张，欧洲的王室则又因联姻的关系彼此都是亲戚，所以国王的公开谈话，事前概受外相格雷（Edward Grev）指示，事后又得向后者交代。至今历史书内仍说明了国王接受内阁的“训示”，回国后向内阁“报告”。如此，政治立场上讲国王与政府的主从关系，早已前后颠倒了。
如此要他国王及王后何用？一则维持近千年的传统，二则使内阁制有所交代。而且也准备在非常情况之下可能发生作用。但是一般说来，皇冠只有象征式的功能。国王王后以及王储公主等，除他们自有私产之外，也仍由政府核发薪水和津贴。他们主持各项典礼则由宫内职员核定，几乎无日无之。这样一来他们虽属帝裔，除了遗传也和一般公仆大致相似了。
那么一到紧要关头，由民选的政府不会忘记他们乃是真实的雇主。生在20世纪，各人择偶，当然是自己的事，虽父母无从干涉。国王有外遇也不算新闻。爱德华及乔治的祖父爱德华第七即以此著名。但是国王偏要牵扯出来一位分外的女人，又是外国人来做王后，尚可以因以后的子嗣影响到大统，则又另当别论了。而最可以担心的则是，这一婚姻也可以将以前几世纪以来的成例抹煞。1936年，鲍尔文并没有绝对的公意作后盾，也有人民愿意漂亮英俊的君主和他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宪法危机更确切地存在。当日的母后玛琍，一向偏爱爱德华，她在乔治及伊莉莎白行加冕礼后，特别在媳妇亦即新王后面前行屈膝礼，表示天命已定，大统不容争辩。
伊莉莎白至今犹说乔治挺身而代兄做国王乃是一种“牺牲”，他自己也因此而短寿。实际上乔治登极后做了十六年国王，不能算是夭折。可是他不待劝进即自动出面，可见得其所表彰的不是名位问题，所谓危机实有其事。
所以无论伊莉莎白的动机如何，她帮助了20世纪的英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她和女儿伊莉莎白的最大贡献乃是保持了王位的尊严。这有职无权的名位愈来愈与时代脱节。所谓传统也半含着抽象而不合实际的成分，因之愈难维持。怪不得今逢王太后九十华诞，眷恋往事的英国人要著书宣扬而且隆重的庆祝了。
1990年11月2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白修德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被若干美国人称为“蒋委员长之敌”。他在1946年与贾可比夫人（Annalee Jacoby）合作的《雷霆后之中国》问世之后，又于1948年将《史迪威文件》编辑成书。两书都对蒋介石有极苛刻的批评。而蒋著《中国的命运》之英文版在美国发行，白又以书评者的地位对之攻击不遗余力。蒋书中缕述中国被帝国主义宰割的一段被白指责为“仇视西方”；蒋讲到中华民族过去伟大的事迹，白不谅解其为鼓舞国人的自信，又斥其为提倡人种优秀说（racial superiority）。大概第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士已不耐烦中国战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之赘疣，而且杜鲁门反苏反共，却又不愿卷入中国内战之漩涡，正不能保持其政策逻辑上之前后一致，白修德及艾萨克（Harold Isaacs）一为《时代》杂志的中国特派员，一代表《新闻周刊》，同时鼓吹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为一种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权，正符合白宫及国务院“不预闻政策”（hands off）理论上之凭藉，于是两人都名闻一时。而白修德的观察细腻，他的新闻采访，进入很多人视而不见的角度，言之有物，更引起读者的兴趣。他生平著书十多种，几乎无一种不为高度的畅销书，他的一生也受过美国新闻界和出版界无数的荣奖。
我还记得当《雷霆后之中国》畅销之日，我正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上学。此书关于中国军队一章，开始即提及欧洲第一次大战时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观察奥军后提出的报告称，“我们与僵尸结盟”。再又说到“被抓入中国军队，即等于被判死刑”。我们年轻的军人，当日正撑挨过八年的抗战，只指望战后得到美国援助，在一二十年来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可是抗战胜利之日亦即是内战展开之时，苏联进出东北即将军械交付与共军，而美国对我们则责骂多于援助。白修德的书籍，更是临头一盆冷水，我们的反感可想而知。然则白所作实地的报道则又在耳闻之余，加着目见。美国同学问及书中内容是否可靠时，我只好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雷霆后之中国》说及中国军队没有传统，连军阶领章也模仿日本。殊不知中国目前最大的困难则为传统的力量过多过强过深，无法摆脱。可见得局部之正确，并非全书的正确。
白修德往中国之前，在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可是他的观察仍不能包括历史上应有之纵深。然则我们对他所作书文之反应也只能表现当日之感情作用。又直到今日近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能在全部历史发展之过程中开始看出四五十年前各种发展之长久意义，此绝不可能为当日意料之所及也。
白氏之自传或回忆录称《我在追寻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发行于1978年，内中述及他祖先系俄国之犹太人，父系姓托德罗斯（Todros），直到他的父亲移居美国，自称白大卫（David White），才脱离了做犹太教教士之传统。即白修德在哈佛大学念书时，仍属犹安山复国主义者（Zionist）中之活动分子。但是他的父亲又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对中国之革命抱有期望。如此之背景对白修德以后之出处深有影响。他之以道德观念解释政治，显然与宗教思想有关。他在1939年加入重庆国民政府之国际宣传处工作，即因为中国在“反抗法西斯”，而他初时对蒋介石也极为仰慕。
《追寻历史》里面又说及作者之成为中国通，初时也出于一种意外之缘分。白修德原有意于西洋史，可是哈佛大学之阅览室既拥挤又冒水气，对面之哈佛燕京图书馆则空无一人。他起先则占便宜的往中国阅览室，次翻阅古装中国书籍，对汉文产生好奇心而视为一种挑战，终有志做中国历史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之教师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显然的，他们师生关系良好。白修德惟一之儿子即以费氏之姓为当中的名字，最近费正清尚在一段书评里写出，他自己一生桃李虽多，其中最得意之门徒仍只有两人，女生为Mary Wright，男则白修德〔这书评里也说及玛丽终将所学传及于天分极高之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只是白氏以后发现他自己的才能在做新闻记者，而非大学教授之材料。
1938年白修德二十三岁，因为哈佛大学毕业时成绩优异而获得游历奖学金，得以周游世界。他由美而欧，又入巴勒斯坦，再逗留于上海，原拟经过香港转河内而乘滇越铁路至昆明，以参观抗战期间之中国。只因逗留香港时向国民政府之办事处接洽，时为1939年4月，去白氏二十四岁生日尚有数星期。恰巧此时重庆之国际宣传处张罗一位西方报人主持对外报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顿地球报》（Boston Globe）投稿，即以剪报出示作证明，立即被办事处代国际宣传处雇用。于是白修德放弃河内昆明一段行程，两天后乘夜班飞机往重庆下降于九龙坡机场。从此打开了白修德做新闻记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国民政府之国际宣传处则业已雇得日后给它本身作对之最大能手。
《追寻历史》内述及1939年作者初莅中国大后方时，对抗战之精神至堪仰佩，只是除此一两句话外，并未叙及其详情。对当时日本空军于重庆之“疲劳轰炸”倒叙得相当详细。内中又提及周恩来饶有兴趣。周曾设筵招待白于重庆冠生园，席间偏陈猪肉，白修德仍因为正规之犹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谈笑风生地说起，“Teddy，这是中国，看，仔细再看，这像猪肉，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肉，这是鸭子。”白修德从当日起正式放弃教规，开戒吃肉。他也在书中写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1941年初国军解决新四军时，白修德怀疑其命令出自蒋介石，可是周恩来虽然极端愤怒，反向白解说，蒋委员长事前并不知情。可是蒋也别无他法，他必须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只在国民政府工作八个月。1939年年底，他即为《时代》杂志聘为特约记者。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线后，将当日决心写在回忆录里：“我不能再相信蒋介石和他美国化的政府是一个真实的政府。他们不能控制事情之发生，我决心和他们脱离关系。”在另一段他又将他在国际宣传处的经验写下：“实际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国舆论。美国对抗日之支持，是这政府生存的一线希望。操纵美国新闻界至为重要。所以用说谎和欺骗，用任何方法去传说美国，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当日国民政府希望美国援助确系实情。可是尚没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变之发生，而使美国直接参加战争，而使远东之战事及欧洲战事结成一体而构成历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一般的情态：对敌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对同盟国表面上共生死，实际倾轧。中国抗战后期，表现得无一是处，已经使很多美国人极不耐烦，而以后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战后又有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之失败。杜鲁门也在他的回忆录《考验与希望的年份》（Years of Trial and Hope）里写出如果要美国再进一步的干预中国情事，则“这种意见还未提出已为美国人所否决”。所以白修德第一部杰作出世，被选为每月书社之首选，销行四十五万册不为无因也。
可是这不是批评白修德之不诚，我与白无一面之缘，倒有共同的友识，知道他立场之诚恳。他的回忆虽非忏悔录，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规之事，甚至虚伪之用心全部托出。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国新闻从业员一脉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带着理想主义，起先对中国期望过深过速，以后失望之后反应过激，也非白氏特色。《新闻周刊》之艾萨克，前已提及。而在他们之前于20年代来华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历史》（Personal History）对武汉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们两人之前辈。
白修德指摘中国国际宣传处希望左右海外视听（何种政府不如是？）事诚有之。说他们说谎欺骗，则言之过甚。《追寻历史》里提供的制造统计数字，夸称战胜，获得“武器无算”等等并非蒋介石所发明，也非国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产物，而且因文化与组织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深度里去。因为国家之构成即系金字塔倒砌，历来利用想象力及纪律的成分多，施展实际技能的力量少，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其“假信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这一套只能在简单农村社会闭关自守，因此知识分子能担当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负责才能广泛的利用，此亦中国官僚主义之一大特色（与犹太人为一种城市文化私人财产权巩固最为径庭）。蒋介石承袭这办法，乃因新的下层组织尚未构成，法制未备，统计无从着实，这也是我经常提及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所以国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创造原因，所谓“歼敌三万”，前锋部队却又向后方“转进”，并非仅以蒙蔽友邦，实际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当作当日骑虎难下苦肉计中之一部。
我们在1940年代对白氏生气，不仅因他使我们的幻梦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已经难于维持的士气，至此更一落千丈。1949年后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任团长之随从副官，团长朱世明将军就常向美国新闻记者发牢骚：“要是希特勒取得邓魁克之日，有了你们诸位先生高唱英国完了，英国也可能真的完了。”有时白修德的上司前国际新闻处处长董显光也在座。
可是几十年后看来，白修德在追寻历史，他并未制造历史。他在《雷霆后》里已写出：“在我们这一代希望中国安定，可算幼稚。中国若不改变，则会死亡。”同时他在《寻觅历史》里也写出，国民政府控制着前方的军队，与军阀构成必要之联盟，又靠着仅有的几条公路下达乡镇，内有保甲。所谓政府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这样，即自他的文字看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乃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