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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而且设立咨询的机构，主持土地的买卖。每一地区都有一个农业管理处，也有一个乡村信用合作社。土地的转让都通过于前者，后者即有如银行。如需借贷买田及购置大型农具，借贷人不得现款，而系将发票交信用合作社，经过后者审核之后才发款，务使所举债不致浪费。至于牛乳乳酪的生产，合作社更不可少。通常以上的产品都用十吨以上的货车运送。货车公司及批发商只向合作社交易；即向各农户收集产品也仍须由合作社划账。所以这个国家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已大型的商业化，即乡村中也有高度的组织。
在近代瑞典政治中占显赫地位之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创立于19世纪末期。起先标榜马克思主义，可是后来参加工会运动，主张十小时工作制，提倡全民选举，在这些实用的行动之中，逐渐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抽象理想。在20世纪虽长期的为多数党，却也经常与其他党派合作，也间常在选举时短期的失去了优势，而且党内也仍有左右的派别。换言之，看来与政党政治中的一般政党没有基本上的区别。可是它的成员，也渗透入工会组织和其他社团之中。这些组织与社团也在行政机构里发生了力量。所以有人说现行瑞典的政治体系是传统的官僚组织与现代代议政治的一种结合。本来两种不同时代的体制互相重叠，在瑞典已无足为怪。白纳多特王朝，即是这样结合的一种产物。今日瑞典也一面推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面又仍以王室和传统作排场，在举行各项仪礼时尽极炫耀。
所谓社会主义的趋向，表现于税重，社会上之福利也周到，从老年人之赡养到儿童之生活费都已顾及。政府不仅干预经济，其本身也持掌着很多服务性质之企业，有如交通、通信、广播事业与能源。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SAS由四个国家公私股份组成。初成立之日，此邦政府立即在瑞典之份内认股百分之五十。全国的合作社构成一大组合，力量庞大，瑞典政府也是其中的股权人。也还投资于各种生产事业。各处市政府也同样的表示它们似于大公司的性格。可是全国的企业却又绝大多数仍在私人手中。有人也以为瑞典的经济，虽公私混合，到底仍以自由企划为主，所以仍为资本主义的性格。也有人以为其社会本身即带着协会性质，所以她的作风折衷于东西两种体制之间。
这种种说法，视各人之重点而定。在今日各种名辞陷于一种混淆的局面里，可能愈作理论上的解释，愈令人感到糊涂。我们看来，瑞典的社会主义与今日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此即她之自由的劳动力。此亦即是各人之就业纯依自我选择。前已言之，瑞典之现代化，毋须强迫群众在农场集体的操作去储积资本。可是她所聚资本，首先大概得于森林之木材及地下之铁砂。如此自然所赋予之物资，不期而然地即先带有一种公众性格。有了这种种历史上的因素作后盾，则不待意识形态的鼓吹，社会主义已有了潜在的实力。
这样的体制是否是一种成功？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吞堡（Gothenburg）巡视一周，当然经过旅游者必经之地，可是也漫步信行，穿插过一般旅游者罕至的大街小巷。所见所闻纵是走马观花，无法否定一般人公认此邦的整饬有秩序。以电子机作管制公众行动的工具，遍处都是。大凡银行交易，车站购票，各公共场所之问询，无不预领先来后到的数目牌号，然后听依次序之传唤。今日在美国之街头停车，犹依铁柱上之机械时表付费，在瑞典则以电钟将分秒印在卡片之上，停车人将卡片陈列于车窗之后，供询查人员检视。旧式之建筑及交通工具也仍所在多有。但即不特加粉漆也仍在朴素之中表示其整齐净洁。接待人员也一般循规蹈矩地有礼。本来我已看到旅游书刊指出在此邦做客通常毋庸付给小账，即付少数即可，因为“服务附加”已列入账内，可是计程车则必给百分之十五之数，因车夫须另向政府缴税。偏巧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之拂晓，计算有欠周详，到头无法给付小账确如其数，甚为狼狈，车夫之内心反应如何，不得而知，可是他始终有礼。要是美国，而尤以纽约之计程车司机难能有此宏度也。
瑞典的立法机构设计过度的周详，已经早有人批判。例如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内中提及：“瑞典人对外宾全部和蔼有礼。差不多全数都说英语，也全数乐于表演他们所玩的把戏。他们可能向你诉苦，说他们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中管制得最严格的社会。这在某些方面讲，却也说得确实。最近十二年来，瑞典国会的通过法律和制定条例有昼夜不停每八小时创制一项的进度，也就是每年超过一千件。可是在多种情形之内，一般人民和议员先生一样对这样的作法以轻率的态度对付之。这整个的一套既已进展到如此复杂的田地，已经没有人对之十分重视。瑞典人士对他们认为合乎情理的条例规则遵照奉行，其他则相应不理。”（节自福达［Fodor's］旅游指南《斯堪的那维亚》册1986版页三六九）
可是也有些条例虽然繁冗而无法摆脱。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空运汽车站（air terminal）到奥兰达（Arlanda）飞机场的巴士每十分钟一班，可算便利。车站的平面作长方形，占地广大，四面沿街，也各有人行道。可是旅客进口在一边，登巴士的出口在另一边，其他门扉全部闭锁。即人行道上的捷径亦形同虚设。我们已预买车票，看着巴士近在咫尺，也只能放弃近路而走远道，必须在车站建筑物内斜插而过，才符合了进由进口，出经出处的规定。而且尚不止此也，及至登巴士时，才发现车站出口有两重门，中有小室。起先前门封锁，后门大开。等到乘客二十人一批入室后，后门亦锁，室内红绿灯大亮，有一分钟左右如禁闭在电梯之中。然后后门仍锁，前门大开，我们才鱼贯出站按次序登车。全部程序经电气操纵。我曾有类似的经验，则系在美国参观监狱时。
今日外间旅游者在此更感到“不便”之处，倒是物价高昂。例如火车站之自助餐厅，咖啡每杯十四个克朗，照此时的兑换率近于美金二元五角，杂货店之硬面包一块，也值三克朗，近于美金六角。倒是在渡海轮船上的头等餐厅反而价格公道，似和伦敦、纽约中等餐厅的价格相埒，可见得其价昂仍是一般服务性质的工资高昂之故。很多瑞典人以他们国民生活程度之高为荣。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中等以上的家庭不仅具有汽车，而且自备游艇。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繁荣，也同和世界的繁荣共始终。19世纪末期此邦之现代经济初展开时，即受有美俄小麦登场倾销西欧的影响。瑞典近几十年来的突飞猛进，更与两次大战之后需要复原的建筑资料不可分离。今日不仅旅游事业为国际贸易之不可或少的一部分，而且斯德哥尔摩的水果市场产品来自世界各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已不用说了，而远者来自新西兰及哥斯达黎加，因之原油涨价，此邦经济必受影响。1970年间即曾使瑞典失业的人数有相当的增多。
我们耳目之所及，发现美国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影响仍为深巨。在城市间，英语的通行毫无阻碍，使我们忘记了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且一般人的英语发音尚是美国语调，而间常带着美国俚语。电视节目全以美国所产所制为骨干。国际新闻以美国广播之网系作台柱，而其戏剧节目也靠美制电影支撑。即年轻人喜爱之流行歌曲，出租之电视磁带（video cassettes）亦无不如此。可是如此一来，美国（USA）之影响固然在文化方面，也偏重于享乐。制造方面之影响，则以日本为盛。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常见之汽车非欧制之贵型车辆，而以日制廉价车辆为多，这和伦敦的情形廓然不同。而且日制产品也及于各色通信器材。所以纵是美国之剧本和歌曲，而传达的则是日造的工具也。
到底这种体制是否一种成功？这就很难说了。首先提出瑞典的制度近乎尽善尽美的是美国新闻界巨子柴尔兹（Marquis Childs）。他作此言时在1930年间。今日已经相当的物换星移。在牵扯全局在大范围的问题中作结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则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前已言之，我们看到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而以瑞典为盛，全部整齐清洁，秩序井然，不能不表示敬仰。而且此行未看到一夫一妇衣服褴褛，一个无教养的儿童踯躅街头，尤其值得羡慕。可是要提及全民都乐于这样的体制，则至少缺乏立论之凭藉。
我们也可以从各种书刊看出：瑞典也有已开发国家的各种苦闷。比如说：社会民主党好像都把各种问题解决了，而实际上工会领袖、合作社负责人物即此也成了新型官僚阶级，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而自命为国家主人，颐指气使。在追寻效率的要求之下，无论是农场，或是林园，或是屠宰场，都只有愈做愈大，小本经营的业主仍无法生存。又因为离婚的公算高，父母都忙于工作，子女失去监督，很多年轻人组成帮派，盲目地寻乐，有时也成为警察巡视的对象。我们在简短的行程中没有目击到这样的情节。可是根据已经知道的背景，如此的报道必有事实上之根据。
即此我们也可以领悟人间天堂总是一种理想。瑞典前国务总理帕尔梅（Olof Palme）出身富室，却同情于穷人，曾主持着不少社会福利的立法，曾尽力于教育及宗教工作，也曾用他的声望去调停国际的纠纷。如此一个乐于为善的人物，竟于1986年在与其夫人在斯德哥尔摩街头闲步时，被暴徒从后开枪二发被刺而死。虽说刺客迄未缉得，也有人相信其为神经病汉。然则，纵如是也无法否定其社会仍有罅隙，并未能由物质生活之完善即已造成一个乌托邦。因之我们也只有更强调财富为组织现代国家之一种资料，却难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可能追求之目的。
瑞典的历史，也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一样，要是观察者将视界阔大，眼光放深，则可以看出其前后衔接，虽说当中也有出人意料之成分，却没有不能解释的奥妙。这个国家本身放弃为超级强国之后，即希望不再介入超级强国的争端里去，可是她的发展仍与外界的发展不可分割。因之她提倡国际的和平，热心于联合国的行动，也有内在的原因。她的经济系统，自有特色。即强调其社会主义的性格也好，或强调其本格上的资本主义性格也好，只是一经展开，其所有权和劳动力即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因之与国际的发展也越不可分割。
我们乘坐的SAS飞机自斯德哥尔摩起飞三小时后接近英伦。邻座的一位瑞典乘客借我的笔填写入境报告单，引起一段谈话，不久就牵扯到瑞典的物价上面去了。
“不仅你们以为高，我们也以为高。”他很着重地说。“我们还要纳高度的所得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稍停之后他又继续下去。“现在瑞典是欧洲生活程度次高的国家了。第一位则是意大利。很多人说下次选举时，社会民主党有问题，这很难说。”
“不过你们向来是一个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我就插上去说。
“那倒是真的，教育不付费，医药也不付费（free school，free hospital）。”
我没有告诉他的乃是回美之后我们还要立即筹付一年一度的一千三百美金的学校税。而且纽约街上仍有很多乞丐，最近我们也看到伦敦也有乞丐出现。
“你们的失业救济一定办得好，”我说，“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我看不到一个沿街行乞的人。”
“现在也有了，”他更正我，“在地铁那边有一个家伙，我看着他每天都在那里——有一个多月了。”稍隔一下他又说：“不过他们大概都是外来移民，那个人就是罗马尼亚来的。”
这时候飞机已至英国东南的Anglia上空，驾驶员说明他会向着泰晤士河飞，到伦敦的“大本”（Big Ben）之后才折向右准备在希则罗降落。
1990年10月稿，1991年8月修订
沙卡洛夫
我一听说某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某人是“中国的沙卡洛夫”，就觉得心头非常不安。作这种说法的人，通常简化历史，将中外情势混成一气，满以为某人能在外国如此，我方也应当在中国如此。有时尚且鼓励被说的人去东施效颦做得文不对题，其始也失之毫厘，最后则可以谬之千里。
还有些批评家动辄将人物区分为好人及坏人，全凭一己之憎爱将被说者身世环境经历与行止一并抹杀。有如班固著“汉书”时创制“古今人表”，将洪荒以来传奇性及现实性的人物按三等九则区分他们的高低，而以褒姒与妲己同列为“下下愚人”构成以道德解释历史之最极端。
以今日世事之丛复繁蝟，我们要说某人的行动举止完全完善无瑕，另一人则毫无是处，更属迁就，而有时近于滑稽。闲话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