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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日趋巩固。查理十二则被一颗滑膛枪的弹丸由左至右贯穿额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称为穷兵黩武，可是他的为人又为各方景慕，即他的对手彼得大帝也称他为英雄好汉。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职业军人，却平白地被异邦人士邀请为国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欧洲有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纳多特王朝却毫无动摇的迹象。
但是读者至此也不免发问：这些故事诚然不乏兴趣，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今日亟待对现代政局的演变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参阅到各国历史。难道提及瑞典不已，又还要详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说如次：这些情节已不仅是瑞典历史，也是现代欧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影响所及，也仍与现在的世界大局有关。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无非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家时代”，这样的解释，并非整个地不正确，只是失之过简，容易被利用作为阶级斗争的凭藉。我们也不能说阶级斗争全未在历史上发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首要工具，则与事实不符。在重新检讨各国衍化的程序时，我们最好看清它们都有从“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进展到“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趋势。前者以人身政治为主宰，只要因着臣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能使上令下达，则纵是疆域领土畸零分割，人民属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亦无所不可，以后交通通信进步，人口增多，产业发达，一个国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种上或语言上和谐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后者的抬头。
可是在历史上讲，这样的改组不出于一种自觉的运动，而是很多国家，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经过一段变乱，在长期间内将这转变构成事实。只有从历史的后端看来，我们才能看清这种运动，首先多以宗教的名义发难，以后则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影响越来越浓厚。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更有加强经济组织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国家以农业社会习惯作管制之南针，至是才有民族国家以商业习惯和效率作为治国之基础。马克思彻底大规模地简化历史，才称之为封建社会转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牵动了全欧洲跨越数个世纪的一种运动。其重点在指出封建领土与农奴间的利害冲突终导引到市民阶级之抬头。
以上三个瑞典国王的事迹也替这段历史提出见证，即是我们将当中的曲折一再减略，仍可以看出事实之发展不能算是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而只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才至为明显。
这故事既有社会环境之纵深，也有国际舞台之复杂。其开始即是欧洲自中世纪告终以来，今日之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会之体制，全境分为约三百个单位，内中大公国、侯国及主教区和自由城市总数都约略相等，不仅各单位的面积大小悬殊，而且当中尚有飞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国历史中只有魏晋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本来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义之精神，也有国家主义的趋向。他在与教皇冲突时，即呼吁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为支援。各王子也多乐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国为甚。他们已有海外贸易之利润，也承望因之脱离教廷之束缚和财政上的索取。奥地利之王室，则把占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地位，以“卫道者”自居，在维持天主教的正统之名义下，希图将仅有名义之领主地位增强，构成一个实际控握广土地区之威权。
维也纳之企图加强管制，也和巴黎发生冲突，法国眼见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都辖有土地，再加强德境之统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围。只是在16世纪的后期各种冲突途倪纷纭，都未达到有决定性之后果。
17世纪初期展开之三十年战争，牵连了很多国家，也可以视作前世纪未了之各种变故之继续，最初也由宗教问题而起，也因各国彼此毗邻，不免在利害关系之间猜忌嫉妒，才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是战事愈近后期，新型国家间的冲突愈为明显。宗教问题被置于脑后。法兰西虽奉天主教，为着不愿奥地利势力之膨胀，首先津贴瑞典，以后更出兵支持。丹麦初为新教之领导力量，眼见瑞典军事上之成功，却又不甘坐看强邻压境，于是反戈与之兵戎相见。战事在1648年结束时，法国与瑞典同为战胜国。因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今日之铜像，尚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之前，他虽不能亲身体验得到，他的功业，已代表着瑞典实力膨胀之最高潮。这国家除了拥有芬兰，占领了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最近向苏联提出独立要求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之二以外，又控制了今日之东德、西德与波兰的海岸据点，尚且囊括了自丹麦以东海内的全数岛屿。此时称波罗的海为瑞典之内湖，实不为过。
一个世纪之后，又有奇人查理十二之出现。只是他却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他的战败和最后以身殒，虽然值得读史者的同情，可是于国运无补。因之也有人认为他好勇而无长久的计谋。更有不少的瑞典人认为祖先遗留下的大帝国不能保留，以至今日瑞典除本土外，在欧洲大陆无尺寸土也应当由他负责。
又有一批瑞典历史学家如哈仑多夫（Carl Hallendorff）与休克（Adolf Schüok）则认为查理十二实在是企图“保全着一个无可拯救的局面”。至18世纪初年瑞典尚掌握着波罗的海东部的制海权，也仍保有着瑞典陆军的优秀传统。以前在大陆所拓土则富有经济上的价值而缺乏战略上的纵深。所以他眼看着四周各民族国家之兴起，迟早有将瑞属各据点取得之势，他除了自动放弃这些属地之外，也只能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事之成否不说，此外也别无他法。
今日看来，奥地利本身虽属日耳曼民族，并因王室沾染着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号，也被属下其他非日耳曼民族附庸拖累，她之企望作北欧之主宰，不免与时代之潮流相违。而且各地采用新教已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也不容在此时再将时钟倒推回去。瑞典以波罗的海为内湖，可是如通北海之孔道却为丹麦、荷兰把守。瑞典企图发展商业时即受两国干涉，瑞典之海军亦不足为二国之敌，这国家的人口与资源有限，其长处在国王本人控制多量之土地，每一发生对外战争，即将其一部出卖或颁赐功臣，筹款之后，募苏格兰及德境之雇佣军。所控制之王土经过大量之消耗，则又施行一种带历史性而离奇之法制，称作reduktion的，我们无妨称之为“强迫退田”。亦即新王嗣位时，各人仍有将王土之一部退还朝廷作为新的基础之成例。于是不仅出尔反尔，也因财产权不能固定，影响所及，即种田人亦无从知悉本人之身份地位，查理十二在1697年登基时，即因在黎方利亚（Livonia，今日之爱斯东尼亚及拉特维亚之各一部，刻下此数国正宣告脱离苏联而独立）之大地主巴特古（Johan Reinhold Patkul）不甘心瑞王所谓强迫退田，投诉于法庭无从获胜，乃游说各国王，并且鼓吹日耳曼传统才引起“北方战争”之展开。可见得当日瑞典之拓土，并未脱离朝代国家之作风，也仍未放弃封建体制（欧洲封建之一重要原则即是国王永远不放弃土地之基本所有权）。
总之德国境内情形过于复杂。构成民族国家尚待一个半世纪之后方能成为事实。况且纵如是，东欧自波罗的海沿岸各小国，南迄波兰俄境无自然之疆界，若干地区人口混居，当中种族语言宗教各异，易开争执之端，也触发彼此之安全感，本世纪以来循着这东西轴线所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有多起，即疆域亦曾数次变更。而至今此带有威胁性之因素并未消除，自此也可想见18世纪大陆上数个国家协同的将瑞典之外界势力驱除，实为简化局面的办法，在历史上具有当前的积极性，此非查理十二个人之威望能力所能挽回者也。
自此又约一百年，则有法国元帅成为瑞王之养子。白纳多特既同拿皇起兵肃清欧洲封建势力，以后又厌倦波拉巴特之干戈勿戢了无止境，以他的经历和态度，他对地缘政治的力量和各国民族自决之潮流不能未具用心。他的“不介与政策”不仅使瑞典长期享有和平，也成为这国家今日局处中立的基础。
然则和平与繁荣之间，尚有一段至大的距离，终于19世纪瑞典仍是欧洲一个偏僻而穷困的国家。今日瑞典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冠于欧洲各国，大部得自两个主要因素之助益。一是向外大量地移民，减轻了国内人口的压力，也使工资提高、经济的改组不遇障阻。另一因素则是因借着科技的进步，开发了以前无法开发的资源。这两个条件同时生效，给了主政者一个全面筹划的机会。
瑞典向美国移民的数目，没有确切的统计。一般估计自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一百五十万人。内中也包括以后由美回瑞的人口。1920年间的估计，当时居住美国的瑞典移民为六十三万人，再加上移民之子女则也近于一百五十万之数。此外加拿大也有瑞典移民及其子女约五至六万人。总而言之，这在该国19世纪的人口六百万和今日之不及九百万的数目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移民最早的时候发动于1840年间，亦即是查理十四自称功德圆满的前后（美国开国前曾有瑞典人士移殖北美洲，可是17世纪的探险拓土，不能与以后移民并论）。当时移民的原因大致为宗教信仰上的歧异（以Eric Jasonists为主）。以后的原因，则以经济上的成分为多。
初看起来，以一个面积略等于台湾十二倍的国家，迄今人口不及台湾之半，尚要向外移民，颇为费解。可是我们要注意迄至19世纪之末，瑞典主要的仍是一个农业国家。1850年农村人口为全国百分之九十。迄至1900年仍占百分之七十五。北部既奇寒，即南方也多森林湖泊，再用旧式农具操作，也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打开局面的条件，首为工业化，而这条件则待科技之展开。
亦恰当1850年间及1860年间正值该国大规模移民发动之际，西方的科技有了长足的进展。瑞典主要的资源，为森林及铁矿。在蒸汽机发动的木锯登场之前，木材的开采，主要限于南部偏西的海岸一带。机器锯木开始于1849年，至1860年间而普及，也随着英国市场之扩大，开采才遍及于北部。有些树木如云杉（Spruce），只能作纸浆用，也待1880年间发现的化学媒介，才能大规模生产。至世纪之末，瑞典出产之木材占国际输出之百分之四十，而不久输出之纸浆又超过木材之价值。即铁矿亦复如此。迄至1840年，传统的炼法使低级矿砂无法采用。1840年炼法的改进，1850年间的“兰开夏法”（Lancashire Process）之炼生铁，及1860年间之“白塞麦法”（Bessemer Method）之大规模制钢以及1880年间之“吉尔开司法”（Thomas-Gilchrist Method）使工本愈来愈低，于是低级矿砂可用，含磷质的矿砂也可用。及至本世纪瑞典的大量矿砂出产于极北偏西，接近挪威的港口一带，即是以前之所未有。1940年希特勒占领挪威，当中一个原因即是波罗的海冬季冻结，瑞典的铁砂全依挪威方面之港口入海。挪威方面有海洋暖流才能使船舶经年通行。
在这些科技所造成的突破之前，瑞典铁矿及所制铁几乎全用于输出，至此才在国内大规模地修建铁道，开设机器厂，促成造船业之突飞猛进。国家普遍的工业化后城市人口增加，再加以向外移民，农村的人口急剧地减低，劳动力紧缩，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才合乎实际。以上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待到第一次大战前后才发生确切的效用。农业技术的增进包括沼泽地带的排水，使用化学肥料。大型农具的使用最初仍用马拖曳，以后才用自动的机械。
所以瑞典的初期存聚资本，没有经历有些国家例如中国所临受的痛苦。亦即毋须强迫农民胼手胝足的节省，而系自工矿分润至农场。也因为铁砂木材与纸浆都有已开设之市场，亦用不着向外长期举债。可是从纪录上看来，瑞典最初的保险业，仍操在英国人手里。
在组织新型的农业和工业的过程中却自始即有政府之介入，这样也构成今日瑞典社会主义立场之基础。瑞典之在农村中组织生产及消费合作社较丹麦要迟几十年，看来也取法于丹麦。我自己最近十年来粗枝大叶地观察各国经济发展情形时，着重每一个国家的农业财富与工商业的财富之自然交流。要是某一个国家进展到这种程度，以后之进展即可加速（很多人没有注意：今日中国已初步到达此田地），可是要如此，则先要使农业土地归并集中，才能增强效率，接受投资与借贷。凡此都是瑞典政府几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政府不仅有选择性地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