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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行动自由的说法已和他自己所著书不相衔接，如果此说加在秦始皇赢政的头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摆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份上则已是名不副实了。可是现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权，他也不敢启齿。因为他也知道西洋还有一位哲学家J. J. Rousseau，他对自由的解释更为硬性，他认为一个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旁人也可以“强迫”他自由。
及至今年情况愈复杂了，美国现任总统名叫George Bush的主张给中国“最惠国”的待遇。尉凡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听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承认英国为最惠国。此后中国对任何外强让步，这同一让步的条件立时自动的加予英国。后来这最惠国的待遇也被其他国家获得，终构成在中国割分“势力范围圈”的根据。现在在美国的最惠国，当然没有这些特权，只限于对外贸易的入口税。有如某些货品，最惠国的国家只付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的关税，非最惠国的关税却可以高至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现在和美国交易来往的九十几个国家，只有古巴等三个国家不是最惠国其余都属最惠国。这样看来最惠国所受之“惠”也并不十分之“最”，只是非最惠国却实际上被歧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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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统的一道文书发出，立刻引起国会山庄之争议。众议院和参议院起先都认为北京作事暴戾，理应撤销最惠国的待遇以示惩罚。尉凡一想这可糟了，他早想另买一只道地土产的竹箩筐，可能因这段纠纷吹了。同时中国大陆的同胞，辛辛苦苦的编篾为生，也想趁此赚出一点外汇，借此提高国民生活程度，也因着主义这般主义那样，Smith的自由和Hegel的自由所产生之纠纷无从实现了。
今春他又有朋自远方来，此人也非同小可，乃是一家跨国控股公司的总经理，下辖十个分公司，也各有一部在美国和台湾，他的总司令部却在香港。尉凡和他父母也算是世交，已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于是他和他蓝眼睛的夫人不亦乐乎茶饭招待之后的问及他来美之目的。
他正在向国会山庄游说，希望延长中国在美的最惠国待遇。他也是香港派来的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
尉凡就说总统的意志既是如此之坚强，看来最惠国的身份总是会批准的。来客则说：“希望附带的条件不要太苛刻。”尉凡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国会的另一提案是有条件的批准，例如保障人权，将历年来因政治纠纷拘捕的人犯向外间交代等等。本来保障人权也是好事，但是将处置刑事的权力由外国的立法机关作主写成法案强制执行，又当作两国间贸易条件之一，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极不能接受的。即是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辩论的时候已经有两位参议员不耐烦地说出。“要就承认她为最惠国，或是不承认，何苦来这啰哩吧嗦的一套！”
这些参议员也看清楚了，人民要民权，国家也要主权，人民的民权还在争辩之间，国家的主权即无可争执了。
话说回头，他们主客间的谈话仍在继续下去。
尉凡：“与这法案切实有关的贸易部分是纺织品和玩具，这占中国向美的输出不过百分之二十五。要是索性不要最惠国的待遇会怎么样？”
来客摇摇头。他说：“总是牵涉广泛，不会一下子垮台，只是这里发生一点问题，那边发生一部分问题，归根迟早之间避免不了坏结果。”啜了一口咖啡，他又继续下去：“现在大陆好几省的生产事业都已和香港连成一片，都已经整体化了。并且要自由，要民主，也先要有经济的展开，是不是？”尉凡想象着既无香港整体化也必与台湾的经济相关联，所以要加强台湾的安全也还是要促进大陆的经济改革，其步骤是推广其对外贸易，不是阻塞其对外贸易。
他送过客人去，过不久George Bush邀请了华裔人士要他们支持他的政策，对中国延长最惠国的条件一年，不附加条件。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提出要求，也可以分别交涉而不纠缠到商业法律条款之内。可是国会山庄对华贸易的法案也仍如预定的通过。两院都在同意延长最惠国的原则上附带了很多条件，也都有提倡民权却侵碍中国主权的嫌疑。总统也预先声明，他将否决两院的折衷法案。
根据美国宪法，众院和参院也仍有否定总统之否决，再度通过这法案的权力使之务在必行，但是必须两院的票数都在三分之二或以上。看来众议院达到这三分之二的人数绰有裕如，但是参院原通过法案时赞成者五十五票，反对者四十四票，看来无法纠集到六十六对三十三之多数。所以现今纵是尚未依程序全盘做出，已可算作总统的胜利，于是执政党领袖招待各界，报告结果。料不到这时候仍有出席招待会的人士在会场发生争执。争执者也非旁人，也仍是中国留学生。一派说他们支持总统，另一派说他们始终没有同意让中国为最惠国而不附带条件。
尉凡自读历史以来，尤其自阅读鸦片战争的史实以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因时代展开自由已容纳了新的内涵，只因为他自己守旧不能领略？还是只因两方隔阂，仍是同一自由的观念却被滥用而待指正？抑或是中国人不懂得美国人注重选民反应耍政治工具？这是entirely Jeffersonian？还是thoroughly un-Jeffersonian？
他也恐怕自己一心想买副关税低的竹篾箩筐，才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念头。可是他不能怀疑美国总统和一个获有经济博士学位主持资本上十亿的公司之董事经理因不识好歹不顾民权，支持马列主义，纵使今日马列主义也有了不同之内涵。同时他的太太也是土生的美国人，她对他自己的看法并无异议。
一天早上他醒来时突然想起：他自己可能戴上了有色眼镜。他的夫人也戴上了有色眼镜，不然她的眼珠如何会由绿而蓝？“亲爱的，”他就问她，“你戴上了隐形眼镜不是将所有的景物都看成蓝色？”
“怎么会呢？”她却回答，“接触眼镜只使瞳孔以外的彩膜改变颜色，瞳孔上的部分仍是透明的。”
至此他揉着自己的眼珠三两次，才算放了心。
1991年9月11—13日《中时晚报》副刊
为什么威尼斯？
每年四月半是美国报所得税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众会计师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账内列有欧洲旅行的开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要涉及威尼斯？”
预计到联邦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会提出同一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解释两者中的关系带去作见证。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情形之下，还是亲身切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国都在伦敦。可是实际上今人所游历的伦敦，包括海德公园（Hyde Park）、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英国议会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历史上的伦敦。今日之旅游者可以遍游不列颠岛经过英格兰、苏格兰而未曾涉足于伦敦。可是英国历史上的银行街却又在伦敦城内。这些事情不一定会包括在书本知识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也用不着咬文嚼字的必须追究得一个水落石出，可是写入历史论文里面去，其中的细目却可能在某种关系之下发生很大的差异，偶一不慎，可能铸成天大的笑话。
法国的鲍德尔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为敬仰的一位历史家。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确。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的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至1680年间（时为顺治康熙年间）被蒙古人所征服，虽说这是着笔时查考书籍之一时疏忽，究竟也是闭户造车，没有实地经验之故，只因为鲍教授在国际学术上之声望，虽犯了这样的错误还能依旧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难如此的侥幸了。
威尼斯在海岛之上，去大陆有两个半英里。这海沼之中过去一般水浅可以徒涉，其中却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历史上防御战时发生过作用。今日则水涨地低，全城有淹没的危险，国际间营救古迹的组织，正设法以泥浆注入建筑物基地之中，使其抬高。过去我也曾听说这城市的咸水不便于制造，可是又有些书上说到16世纪中期年产羊毛呢绒一万六千匹，使人怀疑。到过该地之后才知道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在大陆之上海沼边缘的村落中发展。这些地方也属威尼斯，还有不少的犹太人聚居在这地方，威尼斯人却不许他们过海到岛上去。所说咸水不便于制造乃是专指丽都（Rialto）及圣马克（San Marco）诸岛而言。
至于我和内子的喜欢旅行则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内我们常常弄得无余粮，所有的积蓄不够短期间的开销，可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听消息，找价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说来这种“滚石头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的作风不仅与我的写作有关，而且已经积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经历。
现在让我先说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经验：
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各地动员。在我家乡长沙的火车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车运部队到前线。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这样一段列车开动，那时候我还只十九岁。一时情绪激动，不自觉的脱帽，向上前线的官兵大扬其手，预料开赴前线准备和敌人拼命的将士发觉后方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势必挥手回礼，岂知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我一人。不仅踞着站着兵车上的官兵对我漠然视之，即前后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觉得我举动失常，好像是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从背景上的不同影响到心理，也表现到语言和行动。
几个月后，我在《抗战日报》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轰炸机十八架来临，在湖南大学附近投了很多炸弹，据说当日我方军事最高领袖在湖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现场报道时眼见炸弹全未投中建筑物，只在四周炸开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处遭殃的平民，头颅身躯四肢莫辨，只是一团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抢天叫地地号啕痛哭，可是旁边的人毫无关心。还有若干男女正在抢炸下的树枝，这方叫“我的”，那方拖着不放也叫“我的”。树枝可作柴烧，多谢日本飞行员，对没有受害的人讲，这也算是一种分外礼物。此时距日军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泽三湘还是素称爱国心长，一向士气激昂的地方。当夜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诛笔伐的字眼责骂抢树枝的人冷血，倒忘记了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滥行轰炸的日本空军，那篇文字当然不能刊载。
当日主持《抗战日报》编辑廖沫沙后为中共高干，也在文革期间受过一段折磨，我称之为沫沙兄，仅仅知道他思想左倾。在他看来，我写那篇文章却是表现我的思想不成熟。也还是不假思索先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随意批评指摘的表现。今日想来，我当日对阶级观念之不够认识，事诚有之，可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而是知识分子与未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社会里讲，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即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延长。
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民主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如传统社会之天下兴亡，全由士大夫阶级包办。俄国的intelligentsia在19世纪即有此种警觉。所谓“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识分子发起。他们男女都有，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动下放到乡下当小学教员或是客栈杂货店的经理。可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乡民无知，不识好歹，反对这群热心人怀疑，或者驱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务人员密报，此运动也夭折。
以上所说我自己两段人身经历已是五十年前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国的popu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