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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不少街头的叫花子。
他不能过度的发牢骚，诉不平。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种时装美术艺术表演展览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难，只要在这几平方英里的面积内打开门径，无一不获得生活之满足，物质上的报酬也很实际，十万百万随手而来，也不分人种国籍的畛域。他也不能过度的代街头搭地铺讨饭吃的人申冤。美国现在可算“全部就业”（full employment）。到处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广告。不然像沾米那样的侍者，要是记挂着饭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资深公民的顾客面前讲小账不能少过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于报纸杂志上有时还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业人数，则有专家分析其咎在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数则是无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说得不好一点，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仍旧踯躅于街头的人，也就是没有出息。在重视成功的社会里，他们只能被称为失败failure。
卫方也索性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踯躅于纽约的第九大道与四十二街之间？又何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尚在侃侃而谈，闲坐着吃龙虾，今日则自己扛着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账？
虽说闲常他有这样的想头，可是又不愿如此衷心的糟蹋他自己。
他也不愿争辩在经济景气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会还是在各人本身。他认为两种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争论，他就会被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中去了。他学的是历史，这时候他希望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现时政治保持距离，可是历史承先启后，又不能和今日不关痛痒。同时他看到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一个大问题：刻下美国和很多亚洲国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冲突已属次要。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制成品侵入西方的市场，使美国对外贸易，产生收支上绝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静气的根据数目字谈判。惟独两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产生更大的差异，至为可虑。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同时提倡资本主义，日本人却将神道的宗旨渗进了他们的生意经里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国一样的在实行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城市国家针对内外情势严格的主张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谦”和“一国兴仁”的办法就和美国的新闻界造成一个势不两立的情势。
卫方之所谓宗教，有一种广大的含义，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与无形的成分，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后的”宗旨，又牵涉很多人众，即不妨以宗教视之。这样看来，神道也并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个字笼罩之。即是穿鲜明净洁的衣服，反映着山川自然之灵气，甚至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恩义观念，只要在这种美术化原始型的条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现着既简单又真切有力的风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国人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赚钱之外，还要各人在其行动之中，反映着他们国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而然的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集体的效果。有些日本人还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种优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之趋势。
新加坡的华裔公民占百分之七十。如果他们都以短视界的立场，坚持狭义的本身利益，也真可以暂时颐指气使，把华人的地位捧上云霄。只是处在一个亿万的印度人马来人回教徒之人海中，短视界的作法，很难有成果，而且贻害子孙。好在儒家思想“柔远人，来百工”，向来一视同仁，也是中国人的历史性格。现在新加坡决定用这种态度当作立国精神，甚至将南洋大学原来专用以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之教育场所一并封闭，要他们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如果将一个行政上的大前提，处之如宪法精义，也不容争辩，看来就有宗教上的硬性了。
很多美国人没有想起的，他们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种历史产物，也有北美合众国的特殊性格。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视作自由，一为freedom，一为liberty，前者带有浓厚的宗教意义。17世纪的清教徒，在其旗帜之下，深信他们个人接受了神之启示（calling），远渡重洋，来北美洲披荆斩棘，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挥到极端。后者追溯其根源于欧洲之中世纪，起先封建领主将城市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授予市民（burghers）等到经济发展成熟才普及于全民。美国得天独厚，也可以说是将一个已经试验有效的组织与系统，施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可是也还要经过无数的奋斗，最显然的则是四年的内战，当时双方都认为为自由而战，北方固然认为解放奴隶是一种解放运动，而南方也认为抵抗强迫就范的威胁是他们做人的第一要义。所以至今内战的历史仍为美国人百读不厌的题材。至于美国人在海外为自由而牺牲，已经用不着说了，旅游者只要看到各处的美国人公墓，就可以想得起。
卫方已经走过十一大道，他才折回东行，这时天已微明。他知道本身自己决定为美国公民，不可能与自由的宗旨作对。可是他觉得不顾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推行自由为不合实际。自由是一个极为广泛而抽象的名辞，在古今中外一向就为人滥用。今日亚洲诸国除旧布新，只能根据自由平等的大原则之下，让他们各自发展他们的国家性格，不能由外界干涉，使他们的群众运动，变成一个四不像的改革（unstructured form）。次之则以美国的尺度衡量亚洲，往往做得文不对题。今日美国公民享有之自由乃是社会分工合作进展到某种程度，法律赋予各人权利与义务之一种保障，包括各种特殊情形，并且仍在流动状态之中，也仍在不断地修正。要是其他国家的经济条件尚未发展到这种度，就要实行同样的自由，首先就费力而不讨好，万一侥幸让有些人获得如此之自由，他们即将之翻转为特权。刻下很多华裔青年，接受诸般误解，生活没有宗旨，甚至走私贩毒，结成犯罪之帮派；即是今日华尔街证券市场之舞弊，已有华裔参加，这都是他四十年前初来美国之所无，难道这不是滥用自由的例子？
等到车站将各种链条撤除，各处门窗店铺大开的时候，他到阿庄力克公司的柜台上买了票，顺便又去隔壁不远一家点心店，买了一块黑草莓蛋糕，他的早餐。这店里却无去咖啡因之咖啡，于是他又从自动楼梯上了一层楼，那里有一处小食店，在那里购得他要的饮料。掌柜的女店员是亚洲人，看样子也是华裔。
“六毛五分钱，”她说。突然，她看到卫方手里的纸袋，内盛黑草莓蛋糕，乃楼底下店内之物。“喂”，她指着这袋向卫方警告，“你不能在我们店里吃这些食物！”
原来这店里也有它自己的点心，也有空桌子让顾客凭站着吃早点。当然它有权力拒绝来客用他们的家具，去帮助楼底下的竞争者赚钱。卫方很诚恳地解释，咖啡与点心都准备在巴士上用。
他又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才匆忙地奔去楼下的候车室。他左手抓着两个纸袋并报纸，右手拇指稳定着挂在肩上的行李袋，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的乃是阿庄力克的汽车票。如此他可以及时站入乘客的行列中去，用不着掏腰包。
他已经站在庆士顿和纽普兹的乘客阵容里了，可是他还是想着东方与西方，美国和亚洲。
这中间之不同已经展开成为一种宗教问题。清教徒在麻省登陆已经快四百年，今日很多的美国人，已不常到教堂去做礼拜了，可是“我的良心只有神知”的观念却已经透过三百多年来无数的历史事迹转化而成一种社会力量，把持这种观念的人，当然要尽力保卫各人的独立人格，因之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到最高峰，这也是使卫方在年轻时代醉心于美国之一大主因。可是这种想头也容易使各个人所想象的宇宙限于自身的人身经验。在今日一种带收缩性的世界里，这样的宇宙观是否合适，甚成疑问。
当司机开始收票，乘客每六七秒钟向前走一步时，他更猛省地记起，他想发表的意见不易被人接受。“什么，”他可以预算到对方反应，“你打算传播东方及集体性的哲学（philosophy of collectivism）？”
卫方无意传播东方之集体性的哲学，他只希望这样一个世界能够依然存在。这也没有超人的见解，他想今日之资深公民必有很多与他有同样的想头。他为人父已二十多年，曾看到不少的美国父母带着他们的子女，去参加小狐童子军cub scouts、芭蕾舞、幼年棒球队、软式棒球队。纵使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又纵是他们都不明言，总也不能离开一个心有同感。
现代的中国人，很少的会以赎身超度（redemption）的观念，或因个人与神之特殊关系之下祈求永生。可是据他所知，一种父以子继、兄以弟继的传统却仍然壮盛。换句话说，他们都在血缘关系中祈求永生。如此则必须现有的一个世界依然存在，于是也必须延长扩大个人的宇宙观。这种想法是否可以与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并存？他希望如此。
他衷心地希望如此。在二十四时之内，兜了一个大圈子，走了五百多英里路，看到了数十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当然内中仍有不少个人的想法，只是始终没有忘怀这样的一个念头。
1990年7月《广场》第二期
1990年9月1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怎样读历史
中国在20世纪有很多地方适应于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说法。首先对日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与强敌作生死战八年，战线连亘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着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也超过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创法制性的联系，以便从过去农业式的管制方式进展到以商业为准则的管制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尚不过是当中的枝节问题）也势必工程浩大，牵扯极多。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读史要认清时代
孟子还有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人在20世纪不仅推翻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皇权，停止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和与之共存亡的传统教育方式，也在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思想、对人态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这种社会革命没有更换我们所用的语言，至少它也增订了我们常用的词汇。可是传统古籍仍是以旧时代的眼光写成，连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内。这教我们如何是好？将所有古籍全部放弃？或是待全部历史重新编订功成之前，叫一般人暂时不读历史？
我们不敢赞成这样削足就履的办法（在过去朝代国家内曾如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后尘），可是不得不提醒读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众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对中文已有相当根柢的年轻人讲，我主张在研究现代史之前，先对“传统中国”的这一段有基本的认识。中国历史的特色，即是长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会价值作行政的工具，数量重于质量，纪律重于法律。虽说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这些因素已在逐渐消磨，可是却并未全部被摒斥于我们的生活圈外。纵使过激之人士，企图将它们整个剔除（有如鲁迅，他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而且要让“孩子们”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们的内容和活动的范围，才能掌握着我们身历其境的长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道德立场是史书通病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即教科书和新著作不能脱离这些原始资料之窠臼。诸书既已标准化，又在后期经过各朝代审订，当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的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我们今日检讨传统中国之成败，亟要知道各时期土地政策、军备情形、社会状态等。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术上之检讨。好在各书以道德饶舌的地方既明显又重复，读者只要稍具用心，不难一眼看出。
《食货志》的启示
原始资料之过于庞博，可能使初学者望而生畏。我的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