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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潞河中学那些老师呀，他们都是入教的人，入教有个规矩，不许放高利贷，那些人都有点现金哪，他们都不敢放，但是我爷爷就是那么个出身，从小就在坝上干事，像混混似的吧，他不在乎，他不仅自己有钱就放个账，他们那些人有点富余钱也交给他，他帮着放，比如说应当三分利，你拿二分我拿一分，就这样。我爷爷一直没买地，有点现钱，生活也很不错的。
今日潞河中学(定宜庄摄于2006年)
我爷爷是非常古怪那么一个人，他说：“三教九流的那些东西，坑蒙拐骗的那些东西，没有我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拿它去对别人。但别人要是拿它对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甭想蒙我，我也不去蒙人。”以后就是这么个处世哲学。他说几千人请他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不是便宜”，在社会上有很多看上去便宜的事情，表面上对你来说好像是便宜你了，实际上后面不定隐藏着些什么东西，那不是便宜。非常深刻。
定：怎么还有几千人请他做演讲？
刘：那就是教会组织的，解放前的事。他说的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他就挨家那么一待，成天地，养活着小狗，把小狗训练得相当好。
定：您爷爷挺有意思。
刘：不单是咱们现在提起来有意思，那整个，当时在整个通县，都相当有名的。我爷爷少白头，您到通州，当时通州万寿宫各个茶馆所有的地方，您打听打听，他姓刘呀，就叫白毛刘，没有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说一个小笑话吧。他出去坐洋车，那时候他已经有钱了，人家跟他要6个铜子儿，他给人家4个子儿，人家不拉，说您再添添，他说一巴掌吧，人家一听，一巴掌就是5个子儿呗，拉上他了，拉到地方，他给人4个子儿，人说您不是说一巴掌吗？怎么还是给我4个子儿？他说你瞅我这手，我这一巴掌是几个手指头？他不是打义和团时候打下一个(手指)去么，就4个手指头。很小的小事吧？就这么个人。
我父亲到北京上学就把家安到北京，因为什么呢？他一个人跟他爸爸要钱，供他两个妹妹在北京念书。女的甭想念书，念了小学毕业之后就甭念了，等着找个婆家就行了，我爷爷就这么个思想。我父亲跟他爸爸回家要钱哪，都有策略的，早晨起来坐从北京到通州的车回到通州，是礼拜天，到了通州不提要钱的事，一个字儿都不提。我奶奶做着吃的喝的，吃着，聊天儿说话儿。我们复兴庄离火车道非常近，晚车由北京开到通县，到通县再往东到通县发电厂那地方，火车掉头回来，往北京再开20分钟，我们家走到车站20分钟，只听火车一拉笛儿，因为一拉笛儿的话就要进站了，我爸爸就张嘴要钱：“我就要走了。”老爷子不敢耽误时间呀，耽误时间赶不上回去的火车了，赶紧给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拿着走，20分钟回北京。白天不能提，提要钱的话就不给你，且磨蹭呢。我儿子小的时候跟着我爷爷玩，那都重孙子啦，每次看这孩子，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拿小刀把这一块水果糖切成4瓣，闹了就给一瓣，这一瓣水果糖就能玩一钟头，您看，就这么个人儿。特别爱财。
是1939年，还是日本时期呢，我们通州闹绑票的，把我爷爷绑了去了，把他那点钱都给绑走了，是我母亲给他添了点钱才把他赎回来的。从那以后他就没钱了。赎回来了之后他害怕，不敢在通州住了，就住在我姥爷那儿，住了有差不多一年，他不能老跟人那儿住着呀，就又回到通州。回到通州他就不敢在复兴庄住了，他不是信教么，就在通州南大街快到鼓楼了那地方，鱼市口里头那儿，有一个公理会的小教堂，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子。你知道闸桥吗？小楼那儿，从闸桥往北，那叫鼓楼前头，鼓楼后头，从鱼市口往东，是原来的东大街。好像那个鼓楼就是拍《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地方。注11那不是在城里边吗，就上那儿去住闲。就我那叔伯大哥天天骑着车给他往城里头送饭，早晨送一顿晚上送一顿。
我爷爷对他自己的身体非常在意，几十年在医院他也知道点。一天喝多少水，吃多少饭就够了，多一口东西都不吃，他那么爱吃肉的人，每天吃3块肉，切的块儿都得那么大，多一块都不吃，多一口水也不喝，从来不喝茶，就喝白开水。要不他活这么大岁数呢。
我爷爷是1964年97岁死的，就是因为太老了，一直到死的时候脑子还清楚。那时候我正在顺义搞“四清”，1964年嘛，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老爷子不行了，我就骑着车从顺义赶到通州，早上出来的，到家天都快黑了。我进我爷爷住的房子，他的床就跟一个匣子一样，四面都是板儿，这边可以撂下也可以支上，怕被子掉地下啊，我一瞅把他的床都挪到屋子当中来了，他们说老爷子老想摸那电门，离开那墙远一点儿，他就够不着了，他就是不想活了，他消化系统不好，到后来每天都得灌肠，他烦了，不行了，自己不能生活了。
刘子扬爷爷的晚年照(刘子扬提供)
信基督教对我爷爷性格的改变非常大。我总觉得这基督教对改变人的做人性格是很有办法的。像我爷爷那样的一个人，从粮船上长大的、扛粮食推小车卖苦力的，后来又耍钱，耍钱耍宝哇，要不然他干吗跟人打架呀，这么个人，旧社会最底层的，而且还不是一般底层受苦受难的，而是在街面上混混这类的，他能够一下就笃信基督，就能改变他的性格。
我爷爷对整个从清代一直到北洋到国民党，到日本时期所有经过的这些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从底层上来，脑子又特别好使，要不然英文怎么说得那么好，他40岁了才学英文，潞河医院是教会的医院呀，所有药品都是英文的，他都知道，你不能给人拿错了呀。对于现代史上来说，他最清楚八国联军的整个过程，还有华北地区教会的历史，比如通县北京教会的成立问题，整个情况他一清二楚。他说从入了教会到了医院之后，到60岁从医院退休，就一直跟着这些牧师们在整个华北地区的各个省搞教会，因为他们得有中国人陪着他们，领路呀。他说他不愿意参与，但是他说他全知道。我非常懊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太少，他也不跟我说很多，偶尔地就说那么一句，我说的这些就都是从他那儿一点一点听来的。那时我在人大念书，星期六回到通州，又有孩子老婆的不一定顾得上，每次见上一面，坐在那儿十分八分钟，二十分三十分钟，也就是那样。到档案馆工作之后我还跟他说过，什么时候有时间，那时候还没搞秘密宗教呢，注12他说行……太可惜了，不行，已经完了。
张莉：他有些性格特像他爷爷，好打架，现在走到大街上看见不公的事他还跟人打。
2.父亲的家人和母亲
刘：我爷爷有4个哥哥，只有老大家和我们有联系。我大哥，就是我大爷爷的孙子，是去年春节时刚死的，死的时候92岁，我没见着他。我那个大爷爷也是活到97岁死的。大爷爷家现在就剩两个侄子，一个侄子现在在通州，一直是做小买卖的。到运河停运以后他们就开始种地，原来给人种点地，租点地，后来就有地了，买的。运河停运好像是同治几年，停运之后就改成海运了，咸丰以后运河虽然还通，漕粮已经不走了，通州坝上那些生意就萧条了，他们就种地了。注13
被义和团杀了的是我的第一个奶奶，也是通县的人，还有我大爷也死了，他们那一支就没了。义和团闹过去之后我爷爷重新结的婚，结婚以后生的我父亲，是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姑姑。
我爷爷他们家都不是满族。我亲奶奶就是通县农村的人，住在通县运河东十多里地的一个村子，小脚。比我爷爷小好多岁呢。她是1946年死的，那时六十刚出去不久，或者还不到六十。比我爷爷早多了。我见过她。
我父亲是在通州出生的，原来在潞河中学念书，初中毕业之后到汇文中学念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在华北工程学院学工。华北工程学院是老名，就在鼓楼西大街，鼓楼刚一进去，往里头一个教堂，这边就是，他们就念了一期，连他毕业一共就18个学生，这学校就没了，哪儿去了不知道。我母亲告诉我，说他学得还挺不错。
我母亲是富育女中注14的学生，跟我大姑姑是同学，经由我大姑姑介绍给我父亲的。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在华北工程学院还没毕业，挺年轻，我母亲在齐鲁大学念一年级，就因为结婚了就不念了，当太太了，那时候都讲究结了婚之后回家当太太。他们在通州完婚之后，因为我父亲在北京读书，他们就在北京，在鼓楼西大街58号，在那儿买了一个小院。我爷爷是有钱。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就出生在北京。
我父亲毕业后工作了不到3年就死了。他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北京盖一个什么大礼堂，大礼堂当中的照明灯不是得有一个反光的碗么，到处买不着。那个时候的工程师都是包工性质的，他就到外头转呀转呀，买了一个大圆的洗澡盆，当中间儿挖个窟窿，就做反光的那个，安这个的时候从上头掉下去，摔吐血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盖哪个学校的时候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滑下来了。第三次是到石家庄修桥，发大水，大水冲下来，他自己起来之后，为了那些个木头不让水冲跑，就在身上绑了好多绳子，去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拴到树上，整拴了一宿，回来之后病就犯了。把好几箱子的东西，一套画图的家伙统统都扔到石家庄，没拿回来。回来就住在北京道济医院，那是教会医院，就是现在第六医院。注15在那儿住了不到一年，他说要不行，咱们马上搬回家，回通州老家去。就把鼓楼西大街的房子卖了，装了一大卡车，雇了一个小卧车，他和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妹妹，就回到通州。这是1935年的事，那时候我才4岁多，不到5岁，我妹妹才两岁。转过年来的4月份，1936年他就死了。唉，就是摔吐血死的。人家都劝我父亲找中医看，说你这病西医没有办法，我父亲就死不看。
定：他不信？
刘：不是不信，是不敢，怕他爸爸。我爷爷不是教会潞河医院出来的吗，他死不让看中医。所以我父亲就这样扛着扛死了。我父亲我母亲都不信教，可是我爷爷真信。
我后来就一直在通县长大。那时候我母亲就是家庭主妇了，也不干什么事情，就帮我两个姑姑上学。我两个姑姑都在我家住。很快我那个大姑姑就出嫁了，嫁到南方去了，可能是跟我父亲的一个同学，他是学会计的。我父亲死的时候赔偿的保险金还不少，他挺年轻就死了嘛，大概是4000多块大洋，其中就给了我这大姑父1000块，他到美国去留洋嘛。回来正是抗日的时候，他就在湖南的煤矿，做成本会计。解放之后从湖南他回到北京，因为我们家的房子跟我闹翻了。通县那房子，是我母亲教书和用我父亲的抚恤金盖起来的，1944年日本时期，最困难的时候，过不下去了，卖了一半。我母亲死了以后，他非得跟我要那个房子，还在通县法院告我，要跟我分家产，后来法院人家一看，所有的房子的房契都是我母亲的，他们就败诉了。我就生气，我做侄子的，这房子我也不住，你如果要住随便住，你到法院告我，就做得太……我一赌气，我把房子交政府了。
我小姑姑嫁给了六必居的一个少掌柜，结婚之后他想带她回家，他们家在山西，老醯儿。结果遇着卢沟桥事变，她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在那儿，据说是日本人打山西的时候，两人都让飞机炸死了。
定：就这一个姑姑还闹翻了？
刘：没有办法的事儿。后来我这个大姑姑的女儿跟我还可以，她比我小一岁，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然后到外交部，到现在还跟我联系。
(我们这时已经步行至小楼鲇鱼饭馆处)
定：小楼是个什么源起啊？
刘：源起就是一个饭馆，是当时通县有名的饭馆之一。我到通县工作以后，回民饭馆一共有三个，基本上规格都差不多，但是小楼是最老的。从我还不记事起就有小楼。小楼是个回民馆，以回民菜为主，爆肚、牛尾、爆羊肉。鲇鱼是最不好做，最不好杀的，既不爱死，又攥也攥不住，拿也拿不了，挺不好做。所以它是专门卸下来鲇鱼的肉，不能见鱼，不能见鱼刺，要是见了刺，它就失败了，就说明差点劲儿，手艺不太好。然后就跟焦熘肉片一样地做，做出来的得是鱼，可是不能见着刺。得酥脆，里头得嫩，老了不行。小楼这是一特色。做回民菜是要有点手艺的，有点水平的，现在已经达不到那水平了。
刘子扬父母20世纪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