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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写从通州到北京的运粮道：“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注3
这样的场面，直到清末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的推独轮车的苦力之中，有一个应该就是刘子扬先生的爷爷吧。他们从山东顺着运河北上通州，然后又从通州顺着运粮道进入北京，最终在北京扎下根来。到刘先生的父亲一辈已经与北京的旗人通婚。他认为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是典型的“满族姑奶奶”了。不过在这篇口述中，最生动的还是那个推独轮车的爷爷，这是由孙子讲述的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爷爷的故事。
我对刘先生的访谈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曾任职30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应我的请求，带着我一起从朝阳门外的关东店开始，走那条著名的古运粮道直到通州，走过当年他爷爷背粮食的运河河岸，以及潞河医院、复兴庄等他的爷爷、父母以及他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
沿着大运河进北京，这是当年山东等省贫穷百姓入京的主要路线之一，刘子扬的祖上如此，后面还要谈到的周桂芳等人的祖辈也是如此。所以本书就从通州的运河开始，再由东向西地展开吧。
刘子扬，1931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即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编辑和研究，1991年10月离休。
2002年刘子扬在办公室
(本人提供)
[我与刘先生去通州那天，是从朝阳门地铁站出发的，一出发就先经过南营房，所以他就从南营房讲起，引录于此，可以与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关松山老人的口述衔接。]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这边有个南营房您知道吗？
刘子扬(以下简称刘)：知道！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以后，搬到这地方住了一两年的时间，我经常上南营房那边去，遛弯儿呀，南营房挨着北营房。
定：就是现在工人体育馆那儿？
刘：对对，北营房拆得比较早。修工人体育馆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就拆了。南营房基本上是整齐的，一个院儿一个院儿的，每一家都有门楼，里边照我们北京话来说是砖瓦房，一边是齐趟的瓦，当间儿是灰。那种砖瓦房。
定：齐趟的瓦是什么？
刘：就是不是整个儿全是瓦房，是一边一趟儿，那一般来说都是北京老百姓的房。这南营房最让我遗憾的，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它要拆，那时候也没相机，也没这意识，我要知道要拆的话一定要留几张好照片，照几张完整的营房院，院墙，门楼，多好啊。等我一听说拆了，我说坏了，连个照片都没留下。
从朝阳门下地铁的桥，就是老的朝阳门桥，朝阳门桥的底下就是护城河。前面这一段就是刚才咱们上车的地方，叫关东店，整个是过去老北京的城乡接合处。我住的这地方叫东大桥，东大桥这儿过去也有一个桥，是出北京之后的第一道桥，对北京防务也有作用，从这儿出去之后就是大郊区了。
这条古运粮道啊，过去是石头的，我小的时候还是石头的呢。日本时期要修从通州到京津的公路线，要把石头起了筑成水泥的，他(们)把石头都扒了，底下是土，一半一半地筑，先筑马路这边，再筑马路那边，也省得阻碍交通。结果那一头还没接到从北京到天津的那条路上呢，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刚解放的时候这条运粮道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石头的。一直到解放后才把它重新修成柏油路。
就这条马路啊，过去我年轻时候在潞河中学注4上学的时候，保证是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到北京。通州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学生一到星期六，一下课蹬着(自行车)腿儿就往北京跑。在东四那儿有两个电影院，看电影。它这电影是连放的，进来之后直到晚上才出来。
从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道闸，总的称呼就叫“十三道响闸”，哗哗哗……和这条运粮道是平行的。因为通州低呀，船从通州运河进来，进通惠河，要过十三道闸才能到北京。那个闸是双闸，你从下水下来了这个船，进了闸之后，把下头的闸闭死了，把上头的闸提开，这样水面就和上边一边平了，这船就又走，一道一道地走。我还见过呢，现在这些闸一道都没有了。十三道闸每一道闸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第二道闸就在八里桥的东边。一过八里桥的那道闸叫杨闸。最后一道在1947年、1948年的时候我们还到那儿去过，夏天到那儿游泳、洗澡。注5
元代通惠河上诸闸位置示意图
通惠河平津闸(即高碑店闸)今貌(定宜庄摄于2006年)
定：当时这一带都是大粮仓是吧？
刘：不是。粮仓都在从东直门到朝阳门当中的这一块，就是南小街左右。原来由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个仓，通州那儿是三个仓，北京这儿有十个仓，大部分都在这一块儿。
1.基督教改变了我爷爷的一生
刘：我1931年出生，六月二十三生日，今年七十一。六月二十三是阴历，阳历是那年的8月6日，这是后来才查的。我从小就没过过阳历生日，都是过阴历。我父亲是通州人，我可以先说说我父亲家。
我们的原籍老家应当是在山东，不知道是山东什么地方。他们是从运河过来的，就住在运河的岸上，通州的东关。他们一家子都做小买卖，卖小吃的，火烧啊，豆腐脑儿啊，就随着这粮船，粮船一到通州，一卸粮食的时候儿，到晚上非常热闹，那些卸粮的工人往下扛粮食的都饿了，都要吃点东西啊。我爷爷他们家哥儿三个干这个，做小买卖。
我爷爷不爱说话，他给我简单地说过。他一岁多，他母亲死了，我爷爷行五，是由他大嫂把他带大的。老大和老五差出一辈来，我大侄子比我大一百天。我爷爷跟着嫂嫂，自己得挣饭吃。所以他从13岁开始就在粮船上帮人卸粮食。粮船到通州之后，它那粮食不是成口袋的，整个都在仓里边，粮船到了之后现装口袋，往下扛。注6我爷爷身体好，差不多一米九的个子，比我要高，魁梧，有劲儿。他跟我说刚一开始卸粮食的时候都不许穿衣裳的，怕你偷粮食呀，什么衣裳袋子都没有，只能穿鞋，所以鞋就做得特别大。因为粮食都在仓里头，你一进去之后，这两只鞋趿拉着，鞋旮旯儿里头就灌了好多粮食，等卸到岸上之后，回来赶紧把鞋磕了，再去第二趟，多走一趟鞋旮旯儿里就多留点儿。这一宿磕出的粮食就够一宿吃的了。这个说起来还特别形象，鞋大一点呢，能多扣点粮食，可你脚受得了受不了？一方面得掌握好分寸，一方面你还得忍着，有时候磨出泡，有时候磨出鲜肉来。反正就这样，就卸粮食。后来就允许围一块布了，刚一开始连围布都不允许，就赤身裸体。我大爷他们家就在土坝上卖面茶，每次到这儿来就(把粮食)磕打给他。有很多人，有固定的，每天在你这儿吃东西，打个尖儿。
定：您爷爷在哪道闸给人背粮食？
刘：他就在八里桥附近，第一道闸过来之后，就到第二道闸这儿，粮食就上船了。就不往这边走了。
后来他就不扛粮食了。干什么呢，推独轮车，从通州土坝那儿装上车，搭帮结队地(把粮食)运到十三仓，就是十三闸，推到闸这儿给你个签儿，推一石就给一个签儿，回去拿这个签领钱。他身体好啊，人家都一边搁一个口袋，他在车当间儿再搭一个粮食口袋，这样人家推二石他可以推三石，挣得就比别人多。他就推独轮车(把粮食)往船上运。
定：您就是说把粮食直接运到城里来？
刘：运到城里来。还有一种是从船上卸下来之后(船)再回去，就倒上船的这一段。因为什么呢，通惠河接着运河，这个地方过不来船，就得倒船。原来这个地方叫砖坝，那边叫土坝，那边叫石坝。注7
定：往这边运就比较累，倒船就不那么累是吧？
刘：各有各的累。卸船也累着呢。
定：从通州推车到这里得走多长时间？
刘：多长时间不知道。
(车到通州的土坝)
那边就是西岸，西岸特别高，就都是靠粮船的，东岸就一片庄稼地。只要是涨水，这边就一片汪洋。
定：当时他们从土坝往上扛粮是在东岸还是西岸？
刘：西岸，都是在西岸。
定：您说的土坝其实也没有坝？
刘：没有坝，它就是名字叫土坝。那边儿还有一个石坝。石坝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说的通惠河往北京去的那道河呀，那道河与运河的交汇处。
定：您说您伯父他们卖烧饼的地方……
刘子扬在土坝(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对对，就这儿，西岸了。粮食市儿。你看这旁边是一条内河，这个地方叫闸桥，这边就是回民胡同，岸上就是做买卖的，回民整个在通州运河边上做买卖。都是跟着运河来的，形成通州的回民。回民做小吃可以说是最拿手的，甭管家里怎么穷，出来的东西往摊上那么一搁，那就漂亮。回民穷啊。我爷爷背粮食之后，没事就在那儿摆地摊，就是蒙人啊，套圈儿，知道吧？套上你就拿走了，套不着你就拿钱买圈儿啊，就干这个，干这个的时候就在回民胡同这儿跟这回民打架，拿刀找人家去了，走到人家门口，结果他犯小肠疝气，肠胃往下坠，走不了啦，最后他一赌气，他自己不是带着刀嘛，就把自己割了一刀，他认为自个儿有刀伤药啊，割了之后一上刀伤药不就好了吗，结果割了之后坏了，好不了了，没有办法，快死了。当时潞河已经有西医的医院，美国立的，街坊把他抬到医院，到了医院给他治好了。
我爷爷那时候也就是20多岁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信基督教了。他说以后什么都不干了，就信教了。基督教4个会，注8他是属于公理会的。他没有文化，就在潞河医院注9给人看门，那时候挂号讲究用那木头牌子，他就卖看病的牌子，卖了一年多。后来(有个)牧师，是一个美国人，看他小伙子还不错，送他到潞河书院，让他挨那儿念神学。当时还不是潞河中学，叫潞河书院。他在那儿念了两年多，他就是聪明，念得很不错，英语也能说了。回来之后让他当牧师，他说我不当牧师，我信教是因为教会把我的病治好了。这就不卖牌了，就给医院管药，还当会计，记个账什么的，一直到他退休，60多岁。
我爷爷住在通州区复兴庄，是原来西仓的晾米厂。1900年以后庚子赔款，把那块地方赔给教会了，教会在那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村子，都分给了这些教民，最早的老家是36家，其中就有我爷爷一户，他在那儿就安了家。后来又娶了我的奶奶，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就是我大爷。
1900年打义和团的时候，他已经在潞河医院，已经信了教了。就因为他信教，是教民哪，义和团一闹起来之后，就把我这个大奶奶和大爷当时就给杀了。就在东关上，那时候我爷爷他们就在东关住嘛。二十九军大刀片，就在东关这地方杀日本鬼子。第二年才卢沟桥事变嘛。
这样我爷爷就参加了打义和团，跟着八国联军一起从通州到北京。打义和团的时候他身上负了三处伤，左手的二拇指也打掉了。后来就住在庆王府那儿养病，就是定阜大街那儿。注10
他跟我说到了北京之后，因为他是中国人，联军就派他去到京南，跟义和团联系，就在廊坊这边儿，黄土坡这一带，见他们的头儿。他说出去过三次北京。他说就是取得联系，究竟联系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定：他没说到那儿是谈什么？
刘：没有，具体情况他没说过，就说是联军让他出去的。他是中国人哪，联军里边中国人很少。还说当时清政府怎么样支援联军，蔬菜呀，水果呀。
定：清政府那时不是和义和团一伙儿的吗？
刘：对呀，你瞅呀，他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都非常清楚。我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详详细细地跟他谈过，只是听他随随便便一说，他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太可惜了！
义和团闹过去之后，他继续在医院上班，也不去搞教会的事情。那阵儿教会的那些牧师呀，潞河医院那些大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