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_第23节

「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