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对奴才会「坐以论道」,该古书都是知识份子写的,硬往脸上抹粉,教人起鸡皮疙瘩。宋太祖赵匡义先生把刘昌言先生撵走了之后,有一次早朝,心里痒得忍不住,问左右曰:「他哭了没?」原文是:「昌言涕泣否?」后来把吕蒙正先生免职,又是心里痒得忍不住,又问左右曰:「望复仕,目穿矣!」被钱若水先生听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地位再,高竟不值钱如此,当晚就卷了行李,告老还乡。
其实赵匡义先生还算道德学问齐了天的。明王朝亡国之君朱由检先生更糟,他阁下一时兴起,把大臣们弄到朝堂,一字排开,向他们行上一揖,以示民主——那时的术语是以示「尊师敬道」,可是过不了叁天,却把他们一个个掀翻在地,打得哭天唤地,两腿都断。朱由检先生昏蛋乎?昏蛋当然昏蛋,但也是政治制度和时代风气使然,黄天霸哲学在作怪也。
柏杨先生亲自瞻仰过的,有两人焉,一位是李鸿章先生,此公历史上的功过,自有公论,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他脑筋中的「赏饭学」。他认为凡是比他官小的,都是靠他吃饭的,既都是靠我吃饭的,不教你跳楼,又不打你板子,而只是骂骂,该没关系吧。他的口头禅是「操你妈」,终于有一天操到了自己的妈。记不得啥书上看见的啦,有一位知府老爷,闻「操」之后,肃然曰:「卑职不敢操大人的妈。」李鸿章先生最后一次当官,是八国联军之役,太监拿着诏书,叁更半夜敲他的门。清王朝之例,凡大臣「赐」死,都在半夜,别看李鸿章先生操人妈时,其势汹汹,一听敲门,他自己的妈有被赏他饭吃的人「操」之可能,就涕泪交流,召集家人,泣曰:「子子孙孙,切勿为官。」开门一看,原来升啦,他是否又劝他的子子孙孙可以照样为官,书上没有交待,真是遗憾。
第二位是冯焕章先生,此公伙夫出身,做到当朝一品,其官之巨之大,不用说矣。他大概是李鸿章先生的嫡传弟子,平生以黄天霸自居,把部下当成猡猪,想骂就骂,想训就训,西北军闲话轶事中,差不多都和「骂」「训」有关。后来当兵役部长,又当汀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锺麟先生,在电话上挨了一顿臭骂后,冯焕章先生千里外还馀怒未息曰:「混蛋,给我罚跪一小时。」他答曰:「报告总司令,已经跪下啦。」说跪下真跪下,就在电话机前跪了一小时,奴态可掬,使人起敬。
从前帝王时代,再大的官见了皇帝都得磕头如捣蒜。太平天国一闹,满清政府的前程明明是包在曾国藩先生上的,结果黄天霸出现,曾国藩的前程反而倒转过来包在满清政府身上。他阁下见了慈禧太后那拉兰儿女士,跪在地下,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那拉女士特别看得起他,[酱话谓之「圣眷甚隆」],要和他长谈故也。后来看他阁下跪得实在可怜,才特别开恩,准他——咦,读者先生切莫快嘴,以为准他坐下,他离坐下的距离还远哩。而是准他爬下,当然不是爬到泥地上,而是爬到锦墩上。再到了后来,该「文正公」实在太老,才第叁度开恩准他作日本人状,蹲到自己的小腿上。不特此也,满清王朝中再高的官,见了皇帝和那拉兰儿女士那个烂女人,都自称为「奴才」,这个称呼太绝,可列为人类十大奇观之一。不要说叫啦,便是听一听都过瘾。可是,所有的大臣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奴才的。像曾国藩先生,身为满清王朝「再生父母」,可是他想当奴才还不够格,盖只有圈里人才有资格当奴才。若曾国藩先生,只能自称为「臣」。我们不妨在这里顺便研究研究他阁下,曾先生能成功一番事业,当然颇不简单。但我们注意的却是他阁下的做官之道,真是有空前的心得,出任官崽大学堂校长,包管胜任愉快。尤其对「固位」之术,更有一手,为了自己的官,视别人性命前途如粪土。一攻入南京,马上解散湘军,以便他的官稳如泰山。此公的眼光惜乎只——于历史酱缸,而不敢稍微挣扎,只知道从历史上从取得陈旧的教训,而没有智慧向西洋吸收新的知识,所以他的境界只好——于当官,他的学问也只好——于固位,不能进一步对国家民族有何裨益。
贵阁下不要以为「骂」是一种侮辱,有此一念,天地不容。从想当奴才都当不上的镜头,可知当奴才有奴才的妙用,这妙用和「听话学」有关。嗟夫,奴才最大的特征是听话,主子大骂特骂,是在侮辱我,乎非也,实际上却是看得起我,盖「挨骂为升官之本」,一个人不管你作了啥丧尽天良,亡国灭种之事,李鸿章先生焉,冯焕章先生焉,一见你就破口大骂,不但「操」你妈,还「操」你家所有的女人,尊心尽管放宽可也,准啥屁事都没有,盖你已经被认定是他的人啦。即令垮台,前不已言之乎,过两天又可当别的官焉。可是一旦二「章」先生见了你客气非凡,握手言欢,喊你「老哥」,呼你「贤弟」,然后含笑送客,好啦,你还想当官?当个屁吧,不祭出法律要你的尊命,已是你祖宗积德矣。
说不准学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捶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苟,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汉汉,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岛,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
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么都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汉,君王也汉,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斗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困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拣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的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困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后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后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篷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后跟随。末后,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后。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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