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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名称怎么改，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依然价值连城，如果再加授「难得糊涂学」，就更包罗万象。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官场，也看穿了酱缸。
郑先生开宗明义曰：「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简直越看越不懂，心里想，聪明当然难，遇到一个算术题，呆瓜算了叁天都算不出，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是呆瓜这种人值钱乎？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是该呆瓜有前途乎？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敲门砖学
儒林外史第十叁回「马纯上仗义疏财」，写的是马二先生的故事，马二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他对蘧公孙先说的那段话，真知灼见，惊天地而泣鬼神，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读，书上曰——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梁齐，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就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未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未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
呜呼，不仅蘧公孙先生如梦方醒，便是柏杨先生也如梦方醒，读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马二先生住址的，务请来信见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而且还非请他当官崽大学堂校长，兼授他的「敲门砖学」，以明义理不可。夫举业者，做官的敲门砖也。要想做官，就得认清时务，在言扬行举的时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游说时代，我就周游列国，舌如弹簧。在贤良方正时代，我就贤良方正。在诗词歌赋时代，我就既作诗又填词。在理学大盛时代，我就连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时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时尚找不到马二先生，无法请就明王朝以后的时，代指出当行的举业。但依其「敲门砖学」精神类推，以后到了袁世凯洪宪时代，柏杨先生就努力赞成帝制，至少也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示非有个皇帝出来不能救中国。到了云南起义，再造共和时代，柏杨先生自然跟着义愤填膺，同样的也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赞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后，到了东亚共荣圈时代，柏杨先生的举业就是喊天皇万岁矣，否则那个给我官做？壮哉，「那个给我官做？」对小孩子来说，有奶便是娘。对二抓牌来说，能给我官做的就是主子。于是耶稣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权给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紫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举业朋友，以头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顶之者有之，以钢钻钻洞者有之，以忠贞学挖窟窿者有之，以听话学巩固地盘者有之，热闹哄哄，好不过瘾。
人才
社会上嚷嚷得最厉害，连耳朵都震聋的一句话是：「没有人才」，也难怪有此嚷嚷，多少年来，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没有一件事不窝窝囊囊，丢人砸锅。小民固然望人才如大旱之望海龙王，便是高高在上的二抓份子，私欲满足之馀，也想到人才之妙，而兴「没有人才」之叹。好像中国气数已尽，人才到，此嘎然而止，绝了种啦；旧有的人才死光，再没有新的人才啦。尤其是二抓牌，坐在辨公桌后翘起尊腿，自得其乐，偶尔抬头一瞧，四周站的全是给他们官做的子孙圈，想操其妈就操其妈，想罚其跪就罚其跪，自己一咳嗽就有人研究该咳嗽的哲学基础；自己一搔耳，就有人立刻以头碰地表示搔得好呀搔得好。而那些圈外之人，有的不准操他妈，有的连罚站都不接受，有的多嘴多舌，有的专唱反调，有的不听话，有的更为荒唐，竟然说我的咳嗽是害感冒，而搔耳不过因为痒。呜呼，在他阁下的尊眼之中除了奴才，就是乱民，同样也是没有人才。
问题就在于，中国真的气数已尽，人才也真的绝了种乎哉？恐怕多少有点量馀地，唐太宗李世民先生有一次教封德彝先生举荐贤良，好久没有消息，李世民先生催他，你猜他说啥？他也是绝种论，答曰：「非不尽心也，但于今未得奇才。」好像凡是奇才之士，额上都刻着字，他一拣就拣到了手，既然没有刻字的，便木法度，于是李世民先生曰：「但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人。」这一个钉子碰得响亮，千载以下，仍在耳际缭绕。还有后高祖姚兴先，也有一钉，他梁喜先生物色人才，也是过了很，久再催促，梁公也是绝种论，答曰：「未得其人，可谓世之乏才。」姚兴先生曰：「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四海乎？」李世民先生和姚兴先生，仅凭这个钉子，就应该名垂寰宇。有的人动不动就叹没有人才，应该马上送到地方法院，去吃诽谤官司。
君读过王安石先生论孟尝君之文乎？孟尝君田文先生是战国时代叁「君」之一，也是叁「君」之首，他阁下有一次出使国，昭王嬴稷先生打算逮捕杀之，以除后患。田文先生听啦，急得团团转，转到最后，人才出焉，一个圈里人善于窃盗，乃夜入秦宫，把田文先生送给嬴稷先生一件价值五十万美金的海勃龙大衣，偷了出来，转献给嬴稷先生的宠姬，该宠姬想那一件大衣想得要命，一见大喜，乃在嬴稷先生眼前，用了点功夫，这才放他回去。走到函谷关，值半夜，按当时的法律，鸡鸣才开关，田文先生第二度团团转，恐怕嬴稷先生改变主意，派兵追赶，一旦追赶得上，便尊命休矣。到了此时人才又出，另一个圈里人善于鸡叫，就当场表演，叫了两下，别的公鸡在梦中被该叫声惊醒，糊里糊涂也跟着叫，结果你叫他也叫，关门大开，他才算逃脱虎口。田文先生逃虎口之后，用不着说，一定芳心大喜，拍屁股曰：「幸亏我天纵英明，人才丛生。」即令他阁下没有这么说，恐怕也会这么想，想到得意之处，难免一番沾沾自喜。
然而王安石先生却觉得颇不对劲，他有一篇「读孟尝君传」，字数不多，且抄在下面：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先生认为，以齐国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只要有一个半个人才，便足可以强盛，足可以把秦整的七零八落，田文先生根本就不会被叫到秦国去，受要囚要杀之辱。正因为田文先生左右充满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人才，才落荒而逃。
王安石先生为田文先生上了一个尊号，曰：「鸡鸣狗盗之雄」，中国历史上这镜头很多，有些人看起来精明能干，小聪明如连珠炮，忽冬忽冬，俨然俨然，实际上不过一个「奴才总管」、「一圈之长」而已焉。夫二抓牌尊眼中，人才和不听话是不可分的，事实上人才有些时候也确实不听话，盖奴才头「操」奴才的妈，奴才马上就在门口挂匾志庆；一圈之长罚子孙圈跪，子孙圈马上就削半截。如果刘备先生操诸葛亮先生的妈，或苻坚先生罚王猛先生的跪，恐怕他们很难忠贞不误。不特此也，纵然二抓牌于心不忍，其奴才一看，咦！你怎敢不把亲娘献上去呀，显然还有保留，这种人不可靠不可靠，也无你立足之地。
前已言之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开创之初，无不人才济济。可是到了后来，圈圈出笼，就非关系不行，而「才难」了矣。「才难」似乎并不对题，教头目舒服的人才固多的是，只不过教国家兴隆强盛的「才」才「难」。初期的姜小白先生，大智大慧，想吃山珍海味，就找易牙，想当圣人，满足满足自尊和虚荣，就找开方，想玩玩女人，就找竖刁，想治治国，把齐国弄强，就找管仲。等到管仲先生一命归天，他把国事寄托到前叁个人才身上，就糟了大糕，其结局如何，世人尽知，活活饿死不算，连尸首都生了蛆，还没人发现。我们向不以「死」来衡量人，对不得善终的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敬意没有稍衰，但把齐国弄成那种样子，姜小白先生之昏，千载以下，尤使人跺脚。
人才和奴才誓不并立，奴才永远成不了人才，而人才也永远成不了奴才。表面看起来，越是末世，人才越少，左也窝囊，右也纰漏。古人谈到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叹曰：「气数已尽」，到了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这么一叹。不过柏杨先生以为，似乎并不见得，盖气数尽者，人才绝也。问题恐怕是，越到末世，不但人才并不越少，相反的，人才反而越多。君不见旧政权垮台，新政权成立，在新政权下，不都是人才如云乎哉？秦王朝末尾几年，只剩下赵高先生一人，可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张良先生，韩信先生、萧何先生，固是秦王朝属下的乱民也。隋王朝末尾几年，也只剩下虞世基先生一人，可是唐王朝开国功臣李靖先生、尉迟恭先生、魏徵先生，同样隋王朝属下的乱民也。
末世政治最大的特征，是把人才一一逼成乱民。这并不是说处心积虑的要别人反，而是「天下为私」的结果，有些酱不住的人，不得不反。君一看水浒传便知，像林冲先生，高太尉手执钢刀，咆哮曰：「你反不反？不反，老子就杀！」头目高坐堂上，凶态可掬，当然不怕你反。张叁反焉，大刀一挥，喀嚓一声，杀掉其头。李四反焉，大刀一挥，喀嗦一声，杀掉其头。只见他举刀如飞，威风凛凛。可是「反」是他阁下努力制造出来的，所以即令活活累死，也杀不完。杀来杀去，终于遇到一个脖子硬的，不是喀嚓一声啦，而是当啷一声，大刀震落在地，一个新政权出现。战国时代毛遂先生的故事，可帮助我们了解末世何以「才难」，平原君赵胜先生那一套话，听起来能把人气断了筋，他曰：「大丈夫处世，像把锥子放到口袋里，尖端会立刻透出来。阁下在我这里叁年，默无闻，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好话，恐怕你没啥没啥。」毛遂先生曰：「假如我被放到口袋里，尖端早透出来啦，而是我根本没有被放到口袋里呀。」盖口袋已被圈圈扎住，谁都放不进去，举目所及，不是在垃圾箱里烂着，就是已上了梁山，读史至此，涕泪交集。
赏饭学
提起黄天霸先生，恐怕无人不知。柏杨先生家乡，小孩子们有一首儿歌，遇到有人紧追一个问题时，对方即唱之以作回答，曰：「啥缮缮，黄天霸，对你说，你害怕。」可见黄公的威力，及于顽童。他阁下正是打渔杀家萧恩先生所说的「奴下奴」人物，有一次，侍奉他的主子「施大人」施不全先生，路过落马湖，落马湖上强盗如林，左搞右搞，竟把施不全先生活捉去。黄天霸先生慌了手脚，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东查西访，后来找到了一个老头，该老头是知道施不全先生下落的，黄天霸先生大喜过望，拍他的肩膀曰：「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老头立刻磕头如捣蒜。我想，该老头磕头似乎磕得太早，如果仔细想想，老头的前程好像不是包在黄天霸先生的身上，而是黄天霸先生的前程反而包在老头身上。该老头如果不说出施不全先生的所在，黄天霸先生不但前程没有啦，失落了主子，君知是该何罪乎？势必连尊命都没啦。然而他不但不感谢老头，反而教老头他感谢他，这种赏饭学，真是一个典型的嘴脸。中国社会上似乎处处都有黄天霸，天天都在「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中国知识份子是世上界最可怜的一种动物，五千年来，以纯书生取得政权的，只有王莽先生一人，具次顶多刘秀先生算上一个。其他头目，这个「高祖」焉，那个「太祖」焉，「祖」字辈的头目，无一不是耍流氓耍出来的。然而王莽先生却落得万世唾骂，盖他阁下夹在两个姓刘的王朝之间，而东汉又是以西汉为号召，靠西汉那块招牌吃饭的。知识份子则是靠东汉吃饭的，就只好努力向姓刘的忠贞矣。假如王莽先生的政权能维持八百年之久，也成了「啥祖」，情况恐怕会大大的不同。不要说八百年之久啦，就是他阁下之后的王朝不是姓刘的，而是姓张王李赵，或是姓柏的，新王朝成了正统，具骂至少也轻得多。哀哉，王公。
中国知识份子能有王莽先生那种成就的不多，大多数只有一条路摆在脚前，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追随一位头目，听凭摆布。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拚命向有前程的头目那个圈圈里跳，永远寄附在别人的尾巴上。主子阔啦抖啦，就大吃大喝；主子垮啦，大家树倒猢狲散；主子对这种情形自然也「眼睛是雪亮的」。读者先生千万不要被古书弄花了眼，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