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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魏入晋，士族门阀势力扶摇直上。经济上，先后出现了品官占田荫客制、士人免役制和品官封锢山泽制，保障士族官僚存身和发展的经济条件。文化上，士族名士清谈玄理、虚无放诞，并形成了独特的礼法门风和生活方式，以这种意识形态维护其高贵的社会地位。政治上，少数权贵高门世据要津，执掌权柄，成为皇权以外的最大亲缘身份性政治势力。与之相适应，王朝选官上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配合，成为士族成员获取官职与权力的康庄大道。“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取士面向士族名士，成了王朝选官的主导倾向。由之，承汉而来的察举选官制度，其地位与作用继续下降。但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维护者，仍然在努力挽救察举的颓势；察举制度本身，仍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下面，我们首先对晋代察举以及相关的太学试经制度的有关变迁加以叙述。
一、察举特科
西晋初年，社会由三国鼎立状态进入了暂时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努力及其结果，多少带来了一点向上的气象。王朝对恢复汉式的官僚政治秩序颇为关注。在选官方面我们看到，此期王朝对振兴察举曾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这种重视首先就表现于频繁的特诏察举之上。例如据《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泰始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泰始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泰始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太康九年正月，“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又《晋书·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晋书·任旭传》：“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隽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晋书·杜夷传》：“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
以上为西晋时期特诏察举之例。这种察举，第一是为军事需要而举，如“勇猛秀异”、“将帅”之科；第二是为政事需要而举，如“贤良方正”、“任边郡者”、“守令之才”之科；第三是为擢拔寒门俊才而举，如“淹滞”、“寒素”之举。特举与岁举本是互相配合的，岁举以取常规人才，特举以取特种人才，以补常科之不足。
晋初之屡诏特举，并非例行公事。《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武帝兴特举，其意正在“以尽殊才”，满足王朝对各种特殊人才之需要。
贤良对策制度，兴于汉代。曹魏明帝之时，于太和四年十二月和青龙元年三月两次诏举贤良，但均未见对策之事。晋武帝则恢复了贤良对策之法。《晋书·阮种传》：“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据《晋书》之《阮种传》、《郤诜传》、《挚虞传》等，对策时武帝所问有“王道之本”、“戎蛮猾夏”、“文质因革”、“咎征见作”、“刑政不宣”、“经化之务”、“移风易俗”等等重大问题。据《郤诜传》，武帝策问时有言，“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入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谠言乎?”这颇能反映晋武帝忧患图治之情，以及对贤良对策的殷切期望。
而且贤良对策之时，一策之后又加再策。《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在《文献通考·选举六》中，马端临加以赞扬说：“按，试贤良而至于再策，始于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于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于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至于武帝之令内外群官“拔寒素”，惠帝之“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更具有在士族占据要津之时，为寒门士人打通进身之阶的意义了。《晋书·李重传》记“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李重称“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二品为中正品第，是士族才能得到的上品，在选官中待遇优越。唐长孺解释说，“当时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如果低于二品者可以由中正以寒素资格提升为二品，始能被举”，“霍原是寒门本非二品”，所以司徒府不从。(1)说不及二品者可由寒素升为二品，合于史料本意；但说这次“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则甚不准确。恰恰相反，这次察举名目是“寒素”，所面向的，正是不及二品之人，举后则给予二品资格。“不计资”，就是不“以二品系资”之意。《李重传》又记司徒左长史荀组语：“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可知司徒府不通过霍原的寒素之举，是因为霍原已身居列侯、“显佩金紫”，不能算“寒门”了。由此又知“寒素”这一科目，面向的乃是“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者，乃是为了补救士族政治的弊端，容纳寒门贤士才设立的。
可以说，特举频繁，是察举选官方式受到重视的标志。这在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互相配合，而保障着士族入仕特权之时，有着特别的意义。察举制发挥着选拔军事政治人才、容纳寒门士人、补救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对此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之中还要专门论及。
二、秀才对策制度
西晋初期，察举制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秀才对策制度的成立。
秀才一科始于西汉武帝，最初大约为特举。据《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因地震下诏命“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这次察举“茂材异等”与“直言极谏”同科，又曰“朕将亲览”，显然有对策之事；又记永光二年因日食“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准以前例，这次“茂材异等”也应有对策。这大约是秀才对策最早之见于史籍者。但这两次秀才之举为特举，非岁科。约在西汉后期出现了秀才岁举，但终汉之世，岁举之秀才略无对策之事，举后皆直接拜官。曹魏之时，秀才举后仍无对策。
直到晋代，才出现了秀才对策制度。这一制度著之于《晋令》。《北堂书钞》卷七九：
《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关于秀才察举的《晋令》，《北堂书钞》还录有其他两条，后面在有关之处将予以引证。看来晋廷曾经对秀才察举制度专门做过一次改革，并以令之形式使之固定下来了。
《晋书》所记西晋秀才之对策者，有纪瞻、华谭二人。《纪瞻传》：“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查同书《陆机传》，陆机太康末入洛，其任尚书郎则在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之后，赵王司马伦辅政之前，其时约为惠帝永熙之后、永康之前。则陆机以尚书郎策试纪瞻，即当在此期间。又《华谭传》：“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查同书《刘颂传》，刘颂为廷尉，“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濬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又《王濬传》：“太康六年卒”。刘颂在平吴后因检校诸将争功事失廷尉之官；而华谭以秀才对策为廷尉刘颂所叹赏，亦可推测在太康前期。这是岁举秀才对策见于史籍之最早一例。
察举制度在发展中渐重考试，乃是一历史趋势。汉代察举之岁科以秀才、孝廉最为重要。孝廉科于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始行家法、笺奏之试；至西晋太康年间，秀才一科也采用对策考试之法了。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司马伦篡位，“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同书《王接传》：“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可知正常情况之下，秀才是必须策试的。
从制度渊源看，秀才对策当然是来源于贤良对策制度。就《纪瞻传》、《华谭传》所载之策试内容看，有文德武功问题，法令教化问题，贡士举贤问题，经义礼制问题，绥抚吴蜀问题等等，仍以“陈政”为中心内容。《晋书·王接传》载，王接举秀才，或劝其不应，他说：“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可见，秀才对策原可以“极陈所见”，为进言之一途径。
贤良科盛于两汉，至曹魏已不甚重要。西晋时一度重要，但所取人数有限；而秀才自此却成了主要的以对策取人之途了。直到唐初，秀才科才被进士科取代。秀才科初行对策之时，虽仍然兼有以此“求言”之意图，但发展中却日重文辞，成了一种按文辞高下取人的科目了。以文辞考试取士，初始于东汉灵帝。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又令于盛化门加以考试，“差次录第”，授以官职。但这仅为一时之制，且为其时之士人所不齿。而晋代以下之秀才对策，与中古文学之繁荣正相合拍，乃是文士瞩目的显示文采之机会。汉代察举之考试，有贤良之对策、孝廉之试经术、试笺奏三种形式，曹魏时中止了孝廉笺奏之试。晋代以降，又形成了孝廉射策试经术、秀才对策试文辞的二科并立之格局。对这一演变过程，后面还要加以叙述。
三、察举考试之等第和任用
下面讨论西晋秀才、贤良、孝廉之考试任用情况。
依前引之《晋令》，秀才对策须“五策皆通”，“一策不通，不得选”。对策之策数为“五策”，自此遂成经制。又等第的确定，不是依所“通”之策的多少，而是在五策皆通的前提下，才依内容高下而确定的。由“一策不通，不得选”的规定，知考试有制度化的黜落之法。汉代贤良对策，大致没有黜落，对策之数也未见定制。西晋之秀才对策，比较起来已更为程式化了。
据《晋书·华谭传》，秀才华谭所对正为五策；而同书《纪瞻传》记其以秀才对策六策，较《晋令》之规定多一策。又，贤良对策之制或同于秀才，然《晋书·阮种传》记其以贤良对六策；同书《郤诜传》记其以贤良对三策，疑有二策未录。是对策之多少，时或有所变通。
西晋之贤良，我就史传大略考得16例。其中10人不行不就，余6人均有对策之事。王康策在上第，任用不明；索靖策在高第，拜驸马都尉。其余数人之等第任官的记载，颇有矛盾牴牾之处。《晋书·阮种传》：“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三人既然俱居上第，任官似应相同，皆为尚书郎。但同书《郤诜传》记曰：“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又《太平御览》卷四一二引王隐《晋书》：“郤诜对策上第，拜朝议郎，母忧去职。”是郤诜所拜原为议郎。《郤诜传》记其语有“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知其等第必不低于阮种，然二人授官却不相同。又《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而同书《夏侯湛传》曰：“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二处所记夏侯湛之等第及任官互不相同，未知孰是。上第、下第，郎中、中郎等，极易混淆，这只有再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分析。
秀才一科的任官，《晋令》明确规定“拜为郎中”，这便与汉制有很大不同。汉代孝廉例入郎署为郎中，而秀才以拜县令长者为多。据黄留珠统计，西汉秀才拜县令者占64％，东汉又上升到83.5％。两汉秀才无一例拜为郎中者。(2)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故秀才高于孝廉。曹魏之秀才我考得8例，其中3例不行不就，余5人。其中傅玄及山涛2人，皆除为郎中，见《晋书》本传。是曹魏后期，秀才已有拜为郎中之事。至晋代，秀才拜郎遂著之于《晋令》，成为经制。是秀才之任用，已等同于孝廉，较之汉代，显然有所降格。
《晋书·石勒载记》中有一条颇有价值的旁证材料：
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
此令约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按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之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特别是“秀异”科亦行策试，同于西晋而异于汉魏。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为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