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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帝国政府的选官制度经发展而趋于严密，察举制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授试以职”的制度。下面，我们就考察其内容与意义。
一、“授试以职”考述
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的正式规定，大约始行于东汉光武帝之时，并且屡次得到了重申。《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
(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自今已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
又《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诏：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
世祖光武诏书中之“孝廉之吏”及章帝建初八年诏中之“孝廉吏”，均应作“孝廉、廉吏”，考辨已见前章附录。此二诏皆先言公府辟士，后叙州郡察举，察举涉及的是茂才、尤异、孝廉、廉吏四个岁举科目。章帝建初八年诏与世祖光武帝诏大同小异，当即后者之重申(1)；和帝永元五年诏，又重申了九年前章帝的诏书。
又《玉海》卷一一四“选举”：“《和纪》注《汉官仪》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务尽实校试，以职考选。有非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此文中“务尽实校试、以职考选”一句，与前引《和帝纪》注引之《汉官仪》“务实校试以职”略异，多“考选”二字，录以备考。
这三个诏书都涉及了“授试以职”的规定。对这一规定，有人解释为举至朝廷后以职相试。(2)这似有误会之处。世祖诏中“务授试以职”句，章帝建初八年诏作“务实校试以职”，由此仍难确定其意所在；但和帝永元五年诏则曰“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可见，“试职”乃是“在所”即“二千石”之事。就是说，是刺史郡守试秀才孝廉以职，与公府实不相涉。《后汉书·张禹传》王先谦集解校补引柳从辰云：“以此知孝廉之举，要必先试以职，中于四科，然后可应诏书。如郑宏以郡督邮举孝廉，周章以郡功曹举孝廉，皆是。”“四科”为丞相或三公辟召标准，与察举无涉，已见前章之辨析；但柳氏将“试职”理解为应举者先于州郡“试职”，所试之职为督邮、功曹之类，这更近原意。总之，“授试以职”意谓对秀孝，举主应先委以一定职务，使之由此“便习官事”，或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可举至中央。
至于“试职”的时限，开始似乎并无成规；后来则有了具体规定。《后汉书·左雄传》记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疏陈请：
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
疏上获准。这就明确规定了“吏职满岁”的时限，并把“试职”的范围扩大到了公府辟召。就是说三公欲加辟召者，也应先经过一年以上的乡部亲民之职。又《后汉书·桓帝纪》本初元年七月诏：
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
此诏确定了“秩满百石”的应举条件，“试职”的时限又骤增至十年。“十岁以上”的时限似乎过于长久，但参之以顺帝时左雄曾定制“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之事，这一规定并非不可相信。年至四十之人，完全有可能已经为吏十年以上。
上述规定涉及的察举科目，有茂才、尤异、孝廉、廉吏四科。尤异与廉吏举自现任官吏，故“试职”之制对之没有意义，这是汉代诏书行文不甚严密之处。但秀、孝二科原是面向一切吏民的，包括布衣处士在内。而按此规定，除“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外，平民被举至中央之前就必须有一段仕州仕郡的资历。所以，东汉察举又称“举吏”或“察授”，“举吏”即由吏而举，而“察授”即授职而察。
先看“举吏”。前引和帝永元五年诏，有“郡国举吏不加简择”之语。联系上下文，知郡国举孝廉可称“举吏”。《后汉书·周景传》记太守韩演“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此事《风俗通义·十反》记为“举孝廉，唯临辞一与相见，无所宠拔”。又《后汉书·左雄传》记其定制孝廉先试经奏于公府，同书《黄琼传》则记为“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均见东汉孝廉之举又可称为“举吏”。
再看“察授”。《风俗通义·十反》：“(田)叔都最为知名，郡常欲为察授之”，“(周)乘虽见察授，函封未发，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王利器释“察”为察举，“授”为授职，甚是；但他又说“谓察举孝廉，使之服官从政也”(3)，以所授之职为朝廷之职。但玩味“虽见察授”却又“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之语意，知所授之职为郡职，非朝官。此制至魏晋不改。《晋书·索 传》：“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索)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此即“授职而察”。《文选》卷二五卢谌《赠刘琨诗》李善注引《傅子》：“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按“故吏”之事于东汉为盛。秀孝向州郡长官称“故吏”，因为原则上他们都应先历州郡吏职，为长官僚属。
这样，秀才、孝廉二科，与尤异、廉吏便有些接近了，因为它们都举自在职官吏。当然，四者还是有差别的，尤异偏重考课，举自守令；廉吏重在吏能，声望较秀孝为低，秀孝偏重举士，孝廉举后还须为郎宿卫，而廉吏则直接迁补，它们仍不相同。
二、“以能取人”
东汉前期出现的察举“试职”制度，不是孤立现象。我们尝试从更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变动中探讨其意义。继王莽变法这一重大事件之后，东汉帝国政府的一个明显动向，就是对吏政的重视。这种重视，不妨理解为对遭到王莽变法破坏的理性行政进行重建的努力。
汉儒的参政，使独任“霸道”的秦政转变为“霸王道杂之”的汉政。但这一政治方针之中，也隐含着官僚理性行政和儒家意识形态的调适问题。西汉后期，随儒生政治影响之扩大，儒术的神道化、复古化倾向日益严重地冲击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并最终导致了王莽“奉天法古”的大规模改制变法。这一变法从儒家经典之中寻求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合于古制的祭礼、服色、历法、陵庙、明堂、辟雍、乐舞、田制、币制、官制、地名等等的复兴，视为“天下归仁”的标志甚至内容，并辅之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符箓谶纬、魔法巫术之类。战国秦汉数百年来形成的官僚理性行政，因而受到严重损害。
察举选官制也被用来服务于这种复古改制。《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利用察举罗致到了大批儒生，作为“制礼作乐”的助手。(4)同时察举之标准，也受到了影响。《汉书·王莽传》始建国三年：“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又天凤三年“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此“四行”即始建国三年所举之“四科”，二者为一事。(5)它来源于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汉书·郑玄传》：“仲尼之门，考以四科。”较之汉代丞相辟召之“四科”，这种“四科”少了“明法”一项；这就反映了儒法两家，对“政事”的不同理解。儒家崇尚“仁政”“王道”，但在其“人治”思想之中，对一个行政实体的周密建构和可靠运转的理性技术，却很少阐述。在这方面他们远较法家逊色。而法家的“法治”，则充分体现了依赖理性规程操纵官僚机器的原则。王莽变法舍汉丞相“辟召四科”而转用“孔门四科”，废置了“明法”取士的传统，这与其复古化、神道化的非理性倾向，是一致的。
秦汉以来，社会的功能分化已达到相当水平，政治与行政业已分化为一个自主的领域，有其独特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法则。理性的官僚行政，对于帝国的维持已不可或缺。王莽的非理性取向的变法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光武帝以下，王朝着力恢复“霸王道杂之”的方针。“柔道”与“吏化”兼举并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是被用一种体现了社会分化的方式区别对待的。意识形态上儒术仍被尊崇，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它们对行政领域的非理性影响，则已受到充分抑制；在行政领域中，王朝着意强化吏治。《后汉纪·光武帝纪》：“是时宰相多以功举，官人率由旧恩，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郑兴请“愿陛下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光武不从。又《后汉书·韦彪传》：“世承二帝(即光武帝、明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后汉纪·章帝纪》：“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这皆可视作重建理性行政的努力。行政领域中，王朝严格地贯彻“吏化”方针。
对西汉丞相“辟召四科”的重申，以及“授试以职”制度的建立，与上述“吏化”倾向显然是一致的。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确保官吏候选人的吏治才能，确保其“便习官事”。《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三月诏：
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
从光武帝之“多以功举”到章帝之“乡举里选，必累功劳”，功次的选官标准得到了一贯强调。章帝对察举“既非能显”的批评，反过来就是说被举之人必须“以能显”，以“授之政事”。这与“授试以职”而使秀孝“便习官事”的意图，显然一脉相承，所要求于官吏候选人的，都是吏治之能。选举“必累功劳”，是为了由“功”以见“能”，以见“政事”之“能”。“试职”之法，在此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汉代察举制在成立之初，就已包含着多种发展因素与倾向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察举出现了某种变迁，这往往就是其中某个因素特别地得到了发展的结果。因此这也就成了我们分析的注目之点。这些倾向或因素之中的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能取人”。“能”指吏能、功能。在“试职”、“累功”制度之中，这一因素得到了鲜明而充分的体现。
《周礼·天官·大宰》：“三曰进贤，四曰使能”，郑注：“贤，有善行也；能，多材艺者。”对“能”的解释较为宽泛。《荀子·王霸》：“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是“贤”为“善行”，而“能士”之“材艺”可为“官职事业”。这正与秦汉王朝对“能”的理解相同。例如汉武帝倚重文法酷吏，而酷吏正是以“能”为称的。据《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张汤，“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义纵，“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王温舒，“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尹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杨仆，“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对这种吏能、功能的考察，“试职”、“累功”最为良法。《韩非子·显学》：“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当然，每一个王朝政府都不能不要求文官具备行政才能，但具体到选官这一环节上，那毕竟还有重大差别。例如科举制以诗赋八股取人，而诗赋八股与吏治政务并无直接干系，这就不能说是“以能取人”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条曰：
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
东汉察举以功能，取人自郡吏；明清科举试八股，书生宰百里。二制之不同如此。至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先门阀，势族居上品，更不可谓“以能取人”了。
当时之儒生，对“以能取人”方针的实施效果不无非议，如前述郑兴请光武帝“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的委婉批评。又《后汉纪·安帝纪》记鲁丕对策云：
吏多不良，在于贱德而贵功欲速，莫能修长久之道……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竞为小功，以求进取，生凋弊之俗。
又《后汉书·韦彪传》：
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孝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