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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德国大臣热烈地要求保持最亲密的法德关系，且通过英国政府的斡旋实现这种愿望。
这里还没有提到德国新闻界的反英战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英国报纸的反应。这场战役没有影响两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其可疑的。有些人认为报章论战是英德冲突的主因，因此相信只要两国记者怀有兄弟之情，并通过多多少少杰出和无私的游客相互造访，就能消除冲突的原因。这一点尚未充分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具备充分研究的条件。实际发生的事件纪录清楚地显示：德国政府的直接指示构成了妨碍两国正常友谊的全部原因。如果说德国新闻界在这方面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也仅仅是因为政府新闻局的规定和影响。新闻局是柏林大臣办公室的分支机构，其神秘影响并不局限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内，在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这种影响都在发挥作用。德国各大使馆都跟一批受人尊重、广泛发行的报纸保持相互信任和大体不受猜疑的关系。直到最近，这种多少令人反胃的工作一直掌握在晚近使馆参赞笨拙的手中。其人现在已经转而经营开罗。不过，无论负责人是谁，人们都知道，德国人的传统是：德国政府向英国公众，甚至英国内阁发表意见，都会使用其他间接方式，而非通过卡尔顿府联排（Carlton House Terrace）外交国务秘书的公开渠道。
本文并不声称前面的英德关系概述完整无缺。其实，这份概述仅仅是过去20年来英德关系某些重要和典型事件的索引，更困难的任务仍然是归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前研究的直接目标是确定英德对抗是否存在真实和自然的基础。由此可见，在一系列长期混乱的举措当中，这种对抗一直存在，但原因完全在于单方面的侵略。英国方面的态度最为合作，永远随时准备一个让步接着另一个让步，换取对方恢复亲善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即使英格兰长期耐心地临时迁就，维系两国的桥梁，敌对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两国关系之中。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得不采取这种观念——德国蓄意遵循必然损害英国基本利益的政策。除非英格兰牺牲这些基本利益，从而丧失独立强国的地位，或是英格兰过于强大，使德国没有开战的机会，否则长远而言，武装冲突无法避免。了解德国整体政策趋势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德国蓄意追求霸权，首先在欧洲，最后在全世界，铁证如山。
在前面的段落中，最重要的是：无可置疑，这就是事实的正确解释。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以下的情况——德国坚忍不拔地谋求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只有世界政策的设想才能为此提供始终如一的解释。海军是德国公开宣布的目标，缓慢但确定无疑地创造出的一种武器，适于威慑任何可能的敌人，无论这敌人在海上多么强大。
不过，论证有一处明显的缺陷。如果德国这样深谋远虑，那么，即使最平庸的德国人都会看出：计划的成功必须依靠英格兰实质上始终对此视而不见，而且保持友善的态度，直到惨遭致命打击的最后时刻。德国在发展力量期间，理应韬光养晦，竭尽能力所及的一切手段争取和保持英格兰的友谊。这样做不仅完全值得，而且非常必要。任何坦诚的批评家都会说：迄今为止，德国政策没有丝毫遵循这种基本策略的迹象。
在这方面，参考杰出编辑汉斯·德尔布雷克博士（Dr. Hans Delbrück）的雄文并非无益。这篇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这份杂志管理有方，影响甚大，德尔布雷克博士就是杂志编辑。这篇文章极其坦诚、冷静地探讨——如果德国继续执行雄心勃勃的扩张政策，是否难逃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覆辙？文章得出结论：除非德国愿意面对那个毁灭法兰西世界霸权梦想的同样的压倒性联盟，它必须明确决定、公开否定任何进一步扩张边界的想法，用传播德国文化的更高贵雄心取代吞并领土的计划。这样，德国的理念就会传遍地球上凡是有人说德语，至少有人教德语或是能听懂德语的地方。
众所周知，在德国，公共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区区一篇文章，不宜附加过多的重要性。不过，由此得出的结论大概是正确的。或许，有影响力的阶级包括德国政府本身，以某种含混的方式留恋其他国家对德国曾经有过或者仍然保有的图谋，但负责任的政治家必定充分意识到，这些图谋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
那么，问题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待——德国的宏伟计划其实不过是模糊、含混、不切实际的政治家辞令。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措辞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仁慈的批评家还可以补充解释：无论善恶，德国目前统治者的精神和性情特征是众所周知的，当前德国政治生活方方面面都呈现反复无常、飞扬跋扈、经常赤裸裸的侵略精神，而不仅仅限于外交领域。（他们应该为此负责，并非不大可能。）这种精神在国内外都激起了不满和警惕，全世界对此越来越熟悉。事实上，德国并不真正明白它向何处去。它一切荒腔走板的举措、一切两面三刀的诡计都不是稳定地执行一个精心筹划、无情追随的政治体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任何一部分这样的体系。这种假设对德国政府并不恭维，必须承认的是，它的可靠性大概会面临相当的质疑。不过，这种假设能够解释当前形势的大部分事实，因此仍然可能属实。
当然，俾斯麦主政时期例外。任何假设，如果认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不清楚自己政策的目标，必定荒谬绝伦。那么，如果要建立合理的假设，就必须为俾斯麦1884年以后对英格兰的举措提出合理的解释。1890年俾斯麦倒台后，德国持续不断地敌视英国，应该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观念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实际上却可能相当合理。
俾斯麦患有谢夫瓦洛夫伯爵（Count Schuvaloff）所谓的“联盟恐惧症”（le cauchemar des coalitions）。无疑，他特别害怕敌视德国的法俄联盟。他要求英格兰加入三国同盟，作为对抗这种危险的特定措施；或者，至少要迫使英格兰分别跟法兰西和俄罗斯冲突。这样，英格兰不可避免会站在德国一方。他知道，英格兰厌恶卷入联盟，不愿意明确宣布坚定主张国家权利的政策，因此，法兰西和俄罗斯必定对它慎重以待。但俾斯麦同样非常不了解英国大臣抵抗坚定压力的能力，他显然相信：他能迫使英国在德国和孑然孤立之间作出选择。德国殖民地热议，给他提供了一个开端。这时，他最有可能决定，把纠纷带回英格兰，因为英国在外交事务上温顺而缺乏果断，没有形成一种政策。英国如果走上明确的路线，保障德国的亲善，应该是最明智的，至少不是最不受欢迎的。英德联盟能够避免国际纠纷，保障安全；而拒绝英德合作，可能引起不光荣的冲突，还会面临这样的前景——德国为了损害英国利益的特殊目的，跟法俄站在一起。
俾斯麦自己承认，1886年以前，他处理德国小邦的问题，采用了极其类似的政策。因此，这种解释相当有说服力。当时，普鲁士故意恃强凌弱，跟所有德国小邦不和，它坚定地期望：各邦为了和平和安宁，会追随普鲁士，而非奥地利的领导。1866年战争爆发时，俾斯麦意识到，除了几块实际上已经被普鲁士王国四面包围的领地，德国各小邦全都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此类似，他在毕生事业行将结束时，必定意识到，虽然有几处捉摸不定的成功迹象，但胁迫英格兰亲善的政策已经失败。然而，到那时，胁迫和冒犯英格兰几乎成了柏林外交部和俾斯麦继承人的传统。其他的证据显示：俾斯麦的继承人几乎没有继承他的政治能力和专一目标，似乎把习惯本身当成了一种政策，而非为实现最终目标而精心计算的外交手段。这位重臣迫使英国接受的要求本身并不讨厌，只是提出要求的方式惹人生厌。俾斯麦对待英国的方式多多少少像理查德三世对待安妮夫人。[7] 俾斯麦的继承人显然认为照搬他的方式本身就是目标——咆哮威胁、纠缠不休，向英格兰勒索有价值的让步。俾斯麦的经验已经向他们证明：这种说服方式经得起考验，且没有激起长期仇恨的风险。
如果仅仅通过类比和图解的方式，不考虑字面意义上的确切，并允许无礼的措辞，那么1890年以来，德国对英国的做法并非不像职业勒索犯。它的手段是威胁受害者：如果拒绝，就会发生某些含混而可怕的后果；受害者如果让步，勒索者就会凭借恶意而发财。但长期一致的经验证明：受害者可以保证暂时的安宁，但为时不久，友好的克制肯定会引起更多的骚扰和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开始就坚定地拒绝勒索，果断地面对一切不愉快的风险，则通常能毁掉勒索者的生意，胜过没完没了的让步。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断，双方的关系更有可能不断恶化。
如果人们可以运用这种或许不是非常恭维的方式，解释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情况就是：德国政府不断用侵略性的恶意对待英格兰，最终导致了几乎永久性的摩擦。德国和其他各邦的关系不和谐，部分由于德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它们，部分由于德国的做法暗示它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明智的德国政治家应该认识到任何世界政策的限度，不能作茧自缚地挑起所有敌对国家形成敌对的武装联盟。他也应该认识到泛日耳曼主义的大厦，及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奥地利德语各省、亚得里亚海的周边堡垒只有在欧洲自由的废墟上才能建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德国的海上霸权和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即使大英帝国消失，最强的陆上军事力量和最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集中于同一个国家，本身就会迫使全世界联合起来驱逐这个梦魇。德国在南美洲获得适宜的殖民地，跟合众国政治信仰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不能相容。并且，在小亚细亚建立德属印度，最终必定妨碍或破坏德国统治海洋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及位于德国目前东南边界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各国。每一个宏伟计划似乎都不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而德国似乎同时推行所有的计划，因此甘愿在全世界处处碰壁，引起挑战。但这有助于证明：德国的做法多么不合逻辑，多么缺乏协调规划，残酷的目标隐藏在鲁莽的冲动后面，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不顾其他民族感受的鲁莽行动。这些就是德国最近政策的显著特征。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
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但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
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从而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须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利的行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德国都会明智地建设它能供给的尽可能强大的海军。
解释已知的事实，似乎不出以上两种可能。提供较窄的一种选择，也不会更容易接近确切结论。不过，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其实没有必要二选一，因为第二种计划（半独立演进，并非完全不受治国术的协助）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变得跟第一种毫无区别，或是演变成有意识的计划。而且，如果演化计划成为现实，德国由此积累的地位显然将会对世界其余部分构成可怕的威胁，任何“恶意预谋”的蓄意征服造成的形势都与之绝无二致。
那么，情况似乎是：在第一种条件下，危险因素一目了然；在第二种条件下，危险因素有所伪装，但仍然存在。因此，无论危险是确实的还是意外的，似乎同样必须采取一般性措施。任何有能力的人都会就此形成判断，概要介绍方略无甚困难。
只要英格兰继续忠于势力均衡的一般性原则，德国就不能把它削弱到弱国的境地，因为这样会导致法俄联盟掌握同样优势，跟大英帝国同样可怕，甚至更加可怕。英国无意削弱德国任何现存的权利、领地或其他利益。因此，只要德国的行动没有逾越保护现存权利的合法界限，它总是可以依靠英格兰的同情、善意，甚至道德支持。
而且，德国这样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国家自然有权维护其合法领域。因此，忽视德国的要求，既不公正，也不策略。英格兰绝不会吝惜或拒绝对任何外国的这种权利给予坦然承认。回顾德意志帝国已经取得的扩张，英国的合作或和解精神，和英国式机会均等、不偏不倚的原则起了不小的作用。只要德国的发展没有直接妨碍英格兰的利益或英格兰负有严肃条约义务的其他国家利益，阻碍德国的发展进程就不是良好的政策。如果德国在这两项条件内找到和平和光荣地增加贸易和航运的途径，获得加煤站和其他港口，获得登陆权或电缆权，获得保障德国资本和工业的让步，德国绝不会发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