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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大战将整个国家变成前线部队的后勤团体，贵族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身上败给了平民民主主义者劳合·乔治。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1922年以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通过这扇门户，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自由党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以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向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面包与竞技——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终结前最后一站，在此之后不再有罗马，不再有英格兰，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只有一种宗教——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俄罗斯总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性体现于神秘真理的意义：神义论和神正论，而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或俾斯麦亲王那种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正确。戈尔查科夫可以自诩与梯也尔和俾斯麦相匹敌，因为他的主子是彼得（欧洲人和敌基督）的继承人；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却没有任何交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口衔天宪的神谕传达人，对方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但不要妄想破坏神谕的完整性或是对其讨价还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如果这种行为模式还能称之为“外交”的话）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冗长的自说自话纪录，而后继之以残暴的镇压（如果对方是弱者）或坚定的对抗（如果对方是强者）。这些被欧洲同行视为外交官的人，其实是“内交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从法理和教义上讲，苏联也并不自认为国家），而是为了论证神义，以便通过莫斯科祭司团体的严酷考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苏维埃外交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统治成本而设计的荒谬举措。但不要忘记苏维埃俄罗斯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对比一下黎塞留的原则：国家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除了现世利益以外无所追求），她甚至不是国家（根据斯宾格勒的定义，就是有形态的权力），而是反权力（无形态的权力），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伪装成国家，以便完成其毁灭一切国家的先在使命。在英国国教徒-经验主义者或清教徒-个人主义者眼中，这种看不见的使命纯属走火入魔，而且具有权能哲学的偶像崇拜性质。但在俄罗斯正教徒的前理解中，帝都的遗嘱就是俄罗斯的存在理由。他们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是敌基督的走卒，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却毫不困难。自然，根据任何欧洲标准，这两种敌对而同构的逻辑都属于精神分裂的范畴。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28]。然后，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如是周而复始。帝国核心大俄罗斯承受最大牺牲，统治各加盟共和国，而后是各卫星国，而后是各友好国家，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不可避免，核心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日，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唯一的意外是：卸妆后的俄罗斯没有（像她的精英设想的那样）回归欧洲，而是（更加自然地）回归拜占庭——不是查士丁尼的拜占庭，而是小安德洛尼库斯的第二个拜占庭：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被欧洲遗弃、被异教徒包围。“亚历山大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爷爷没有留下可供我丧失的疆域。”[29]
俄罗斯丧失的并不仅仅是疆域。她在布尔什维克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加速剂驱动下，在七十年间走完了欧洲各民族需要走几百年的生命历程，由一个比欧洲年轻的半野蛮民族变成一个比欧洲衰老的半瘫痪民族。末人文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自杀式的生育率，精确地标志衰老的不同程度，反映“生之意义”的丧失和“当前幸福”的瘟疫。成熟期文明嘲笑初民的多产，内心却怀有极大的恐惧。被奥古斯都法律强制生育的罗马公民面对日耳曼蛮族，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表现。但处境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俄罗斯。她曾经野蛮而年轻，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现在，她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只剩下仪式性的怀旧和表演。她需要一场安全的格鲁吉亚战争，好让国内的观众幻想彼得或斯托雷平的时代。她需要戴高乐式的姿态，戴高乐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大后方向东方示好、在美国的保护下反美。新俄罗斯就是这样表演“大国独立外交”的。她跋鼓齐鸣的反西方鼓噪掩盖不了对南方的恐惧：在不太远的未来，俄罗斯的老人就会依靠中亚和高加索的劳动力供养，正教徒的大教堂就会依靠异教徒的士兵保卫。
诸神的裁决
壮健的英国大兵辞别印度之路，旁遮普的移民塞满伦敦小巷。不到一百年前，英国人还在嘲笑法国人面对官吏的奴性，现在却自嘲为欧洲最善于填表和排队的人民。普列文的金鼓付诸东流，俄罗斯人再也看不到帝都的城门，高加索的刀客却使莫斯科本地黑帮望而生畏。不到一百年前，最后一位恺撒（沙皇）还忙于跟希腊人的国王争取先入帝都的特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印度”或“帝都”已经丧失了神秘性，褪色为普普通通的地理名称，儿童的眼睛不再为它们闪闪发光。
诸神微笑，又一轮竞技行将结束。
末人是幸福的。至少，在祖辈争取迈入历史的斗争结束后，后辈化作历史的原料和劫灰之前，他们将一直享受历史终结的幸福。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这段时间称为“盛世”。乱世之民——轮回中的碎屑、末人之后的历史原料、斯宾格勒笔下的费拉民族——只会羡慕“历史终结”和“史后之人”，恐惧残酷的“历史”和“历史之人”，却不能理解其间的一饮一啄，以为一切都是人事和政策的优劣所致。因为理解“历史”的能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史后之人”当中长期维持。
“历史之人”却能够预先理解尚未诞生的“史后之人”，犹如人类理解群蚁，轻蔑掺杂羨慕。“史后之人”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除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的无限痛苦、无限孤独。他们的命运已由“历史之人”预断。
诸神微笑，人的火焰凌虚绝顶、刹那嘶灭。“意义”是宇宙的游戏，终将回到宇宙或“无意义”的劫火中。
[1] 库斯科（Cuzco），秘鲁古城，原为印加帝国首都，建有一座大教堂。
[2] 孟菲斯（Memphis），埃及古城，位于今开罗西南约30公里处，开罗全城遍布清真寺，号称“千塔之城”。
[3]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p.303-304.
[4] 见《英国国教会信纲》。1552年由国教会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起草制订《四十二条信纲》。10年后，国教公会议将其修订为三十九条，最后于1571年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定稿，经公会议和国会通过，定为英格兰国教会信纲，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
[5]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6]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7]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一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查理一世为筹军费与国会起衅，内战爆发。参见屈勒味林《英国史》中册第四卷《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 斯图亚特时期》第二章《苏格兰的叛乱 长国会》，钱端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12-523页。
[8] 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二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苏格兰长老派刺杀了查理派来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进据格拉斯哥，在博斯威尔桥被王军击败。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926-1974。
[9] 这场战役是由詹姆斯二世企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引起的，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pp2000-2029。
[10]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2-183.
[11]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85.
[12]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669-1712.
[13] 殖民时代的“七海”是指东印度航线所经过的七片海域：班达海、西里伯斯海、弗洛勒斯海、爪哇海、中国南海、苏禄海、帝汶海。
[14] 参见汤因比（A.J. Toynbee）《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146页。
[15]参见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6] “爱德华·科克爵士和许多国会反对党都是好古成癖的法律家。……长期国会让西蒙德·戴维斯爵士负责研究伦敦塔档案，以便为国会的所作所为提供传统依据。他什么也没研究处理，但这并没有阻止国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见Christopher Hill，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Thomas and Sons Ltd ，1961，p65。
[17]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18]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