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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结果。英国人之所以会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和好的殖民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动脑筋的习惯。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也会像拉丁国家一样，充满统一规划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除非在每一个村庄安置一名宪兵，不然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应付过去，英国人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帝国。他们乐于想象英格兰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条例》的时代，即使内战也不过是拨乱反正：驱逐了外来的、晚近的、非英格兰的绝对君主制实验，返回各等级共治的古老自由。没有人能比英格兰的辉格党人和普通法（习惯法）学家更拘泥于前例和传统，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时代起，这两者就通常都是一类人。[16]但拿破仑提醒他们：还有另一条通向印度之路——马耳他以东，是苏伊士；苏伊士以东，就是印度。英国即使不准备直接控制这条路，至少也不能让其他列强从中作梗。从《亚眠和约》破裂，英军永驻马耳他那一天起，英国人由误打误撞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
帝国，就其罗马原义，意味着搏击强梁，卵翼贫弱；临豪桀以厉，待降虏以宽。大英帝国是没落帝国奥斯曼的天然保护者，让垂而不死的土耳其遮蔽地中海之路、遏制欧洲大陆列强的不轨之心，而“七海”之路由英国独享。欧洲大陆需要列强势力均衡，海外需要大英帝国独大。
英国有了帝国，却不愿意想到帝国。俄罗斯从来没有得到“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却永远不能忘记帝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是俄罗斯帝国的起点，俄罗斯的先在使命就是：保护东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侵凌，进而解放伊斯兰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最后收复帝都、重光正统。俄罗斯的统治者常常忘记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人民却从来不会忘记他们是正教徒。其他的征服只是王朝之间的冲突，只有面向南方的战争才能激起全民的热狂。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罗斯的天然敌人。到维也纳会议时，俄罗斯经过六次战争，已经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桥头堡，在俄土关系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可以预料，只要君士坦丁堡不致牵涉国际纠葛，俄罗斯消灭宿敌、光复帝都乃至拜占庭故土，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正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东方问题”不再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生死斗争，而是欧洲国际俱乐部的平衡游戏。
诸神的裁决：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多国体系以集体制衡行动维持国际均势最成功的时期就是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这段时间。此间列强大体尚能维护大国协调、利益补偿、以国际会议仲裁争端的机制，使欧洲本部各国间战争的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大幅度缩减，这一点与以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以后的世界大战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欧洲各国间的利益补偿是以牺牲中欧各小民族和非欧洲世界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东方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显例。
不言而喻，东方问题能够成为一项国际争端，本身就说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衰弱到无力保护自身的安全和主权的地步了。肯尼思·沃尔兹那句“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17]，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如果土耳其不是权力太小，外国无由插足近东；如果俄国和其他列强不是权力太大，也没有可能为黑海海峡起衅。除俄国外，英国是最关心黑海海峡问题的大国。只要没有威胁英国利益的强权染指东地中海，英国对利凡特地区的兴趣就只限于通商和护侨。一个已经无力扩张但仍足以自卫的土耳其帝国最符合英国的需要，使之可以不付维持正规帝国的成本就能享受非正规帝国的绝大多数利益。反之，英国必须保护通向印度之路不被切断。在伦敦的战略家心目中，东地中海正位于这条路线的咽喉，地缘政治价值急剧上升。这片新升值的冲要跟以前的佛兰德与北海一样，必须归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如果可能，通过扶持奥斯曼帝国来保护；否则，就通过瓜分奥斯曼帝国来保护。
至此，英俄两强都已陷入安全困境。英国的安全线以直布罗陀—马耳他（后来才增加苏伊士）东西方向横跨东地中海；而俄国的安全线以敖德萨—达达尼尔南北方向纵越东地中海。倘若俄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黑海海峡自由通航的诚意，南下扩张就根本没有必要。如果英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奥斯曼帝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那么劳师地中海就是庸人自扰的举动。不过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双方的不信任都有其道理。这正是沃尔兹笔下的“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18]。这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定特别适合解释英国的外交政策，它只要能把别的大国撵出去，就乐于理性地自动降低统治成本；但不能充分地解释俄国的外交政策，它有非理性的为扩张而扩张的半宗教式狂热，支付的成本和争取的利益常常不成正比，不遇上坚定的抵制很少会主动收缩。
其他列强卷入东方问题都不如英俄两国之深。法国的渗透主要出于维持大国威望的需要和打击英国势力的嫉妒心理，虚荣多于实利，往往在没有现实利益的地方制造出问题以便重申法国的大国身份，拿破仑三世争取利凡特地区基督教徒保护人的外交活动即其显例。这些政策也不尽符合国家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假定。普奥（及1871年以后的德奥）两国在柏林会议以前对东方问题一直缺乏兴趣，满足于根据本国对英法俄三国的亲疏出售其忠诚。直至柏林会议以后，两国外交政策日益积极，更多地介入土耳其和巴尔干事务，对国际体系由多极转向两极、铺平通向大战之路居功至伟。
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大国协调的原则，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检验的机会。英法俄三国联军的武力仲裁剪除了埃及土耳其舰队，建立了列强联合保护下的希腊王国。但是，1833年，俄国采取单边行动，以《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破坏了国际协调原则。条约规定俄土结成单方面的联盟，也就是说：俄国承担保护土耳其的义务，但土耳其不必承担保护俄国的义务。战时，联盟封闭海峡。[19]这一条约事实上把土耳其变成了俄国的附属国，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变成了俄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尽管俄皇尼古拉一世表示《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对俄国仅仅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益，英国并不因此而放心。在帕麦斯顿政府的压力下，在1841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英俄同意撤销《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代之以五强签订的《黑海海峡公约》。公约以五强共同担保比利时中立的同一方式，共同担保土耳其领土完整和黑海海峡通航自由。
《黑海海峡公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的基础，帕麦斯顿政府使英国承担了奥斯曼帝国海峡主权保卫者的任务，这一任务有赖于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信守承诺、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然而，1848年革命打击了旧欧洲的大国协调机制和共同价值观——正统原则，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大打折扣。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中，1815年诸条约已不复存在。”[20]拉马丁的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第一次有一个强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宣布国际会议所做安排没有道义上的效力。拉马丁把国际关系放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尽管他的原意并不是要这样。[21]
此后的半个世纪是均势外交江河日下、强权外交崭露头角的时代。1852年，罗素勋爵警告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与欧洲政治体系联合在一起……国际均势如果受到严重威胁，最后就可能引起战争。”[22]然而，“1857年，已经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护现状的义务”[23]。1864年，迪士雷利在下议院辩论中说，势力均衡理论“是以一种陈旧制度的过时传统为基础的”[24]。这话无隙可击，可惜即将取代正统原则和陈旧制度的民族主义原则的确是“嘲弄条约，践踏历史权利，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扰乱一切局势……到明天也许要发动不义的战争”[25]。1875年7月，巴尔干的多事之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烽烟再起，俄国以保护保加利亚人免遭土耳其屠杀为词，兵临君士坦丁堡城门，以单边行动强迫土耳其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东方问题再度进入外交家的视野，验证了保守派人士对民族主义兴起所作的不祥预言。再加上英国国内体制日益向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方向倾斜，迪士雷利必须应对帕麦斯顿不必重视的两个因素：俄罗斯外交渐渐受到泛斯拉夫主义驱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鼓吹反对土耳其屠杀的人权外交。因此他的回旋余地远不如帕麦斯顿。
1878年柏林会议是大国协调和均势外交的回光返照，英国扮演了制衡者的角色，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此后直到大战爆发，每一次国际会议都起了恶化危机、加强对抗的作用。表面上看，迪士雷利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他的大部分外交目的：保存土耳其帝国，逼退了俄罗斯，压制了巴尔干小邦的民族主义，拆散了大保加利亚，取得了塞浦路斯的托管权。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达到历史巅峰。然而这些成就都在流沙中消失了。受挫的俄国放弃幻想，由欧洲的宪兵一变为巴尔干的纵火犯；德奥由诚实的掮客一变为积极的侵略者；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帝国转向民族主义，最终变成英国的敌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各邦很快掀起新的战争，最终将全欧洲投入战火。
英格兰回到欧洲
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欧洲性质是颇为可疑的，是诺曼征服缔造了欧洲的英格兰，把这个岛国纳入了西欧封建体系。亚历山大二世教皇、亨利四世皇帝和法兰西各君侯之所以单方面支持威廉公爵的冒险事业，原因就在于此。[26]英格兰的欧洲性格在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拉芒什海峡的边界作用尚且不如埃布罗河、罗纳河和马恩河。百年战争结束后，海峡再一次发挥边界作用，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不断受到侵蚀，宗教改革和内战后终于断裂。英格兰国运昌隆的二百年间，英国人口中的“欧洲”从加莱开始，“欧洲”的对应物不是美洲而是英国。1914年，英国无可奈何地返回欧洲，只是为了见证和参与欧洲的毁灭。
英国的外交黄金时代以英国—欧洲对立为前提，海外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英格兰的使命就是保持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从而保持英国的安全和孤立——这二者都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必要条件。大陆国家的哲人也许能够从理论上论证，但从来不可能从经验上体会：没有常备军和强大的职业官僚机器，对英格兰古老自由多么重要。这些国家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就是国家本身，它们的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正因为如此，即使这些大陆国家自称共和国，英国仍然本能地认为：它们不是自由的国家，而且根本不懂得自由的涵义，把自由的刚健美德理解成“痛恨主人”或诸如此类充满卑贱气息的仆役感情。
保持欧洲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持欧洲各邦的实力均衡，定期举行低烈度战争，在关键时刻把英国的资源投入弱势一方。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格雷勋爵遵循的正是英国外交最优秀的传统。爱好和平和贸易的自由党内阁几经犹豫和分裂才决心投入战争，在野的保守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大的战争意志。[27]
然而，英国虽然力图保留自己的传统，但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欧洲。经过普法战争以后四十年的酝酿和恶性竞争，总体战争的恶魔已经溢出胆瓶。从老辉格党最好的传统看，这种全民动员体制体现了绝对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可憎的特征，但它具有一个可悲的优势：它有效，有效到英国不再能因为海洋而感到安全的地步。不想被恶魔吞噬，你就必须自己变成恶魔。从远征军开往伊普尔那一天开始，英国背弃辉格式贵族自由主义、转向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即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学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军工建设。英国国会从不放弃最高权力，但仅仅在军备竞赛期间，皇家海军就由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英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