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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暮年始有文职，问鼎中原力有未逮，绥靖土著本色当行。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辞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开新都郡，胜兵二十余万，土著居半。
永嘉五胡暴起，夷獠乘之，荆梁益宁，无复完土，方伯非皆虎臣，不足以自存。是以五朝乱制，长吏例兼尉职，所拥武力，非部曲私军，即伧楚流民。闽越东瓯之地，崇山险阻为亡国之薮，垂五百年矣。夷、越、吴、侨种落层叠而聚，后来者居下。中州侨户与土豪吴姓争雄长，土豪吴姓复与洞主夷酋争雄长。永嘉胜流竞会稽、诸暨膏腴之壤，伧楚健儿据浔阳、吕梁形胜之邦。临川地狭而多溪涧，晋安道阻而少羁縻，王灵不及，豪酋屯聚。
湘东罹难，文、武道尽；霸先承制，夷、獠开府。建邺战斗政权，君臣倒置，魈騃同蓬，浪人、降虏居半，固无待乎贞阳之统。司农因粮于土豪、洞主，斗将买醉于敌酋、虏奴。横海之师不作，吴儿俨然有公孙子阳（述）跃马之志。留异与周迪、周敷兄弟，顺逆出处各异，然皆为秦望边区社会回光返照，殆无可疑。
陈人以出身、政统论，皆不足以绍东京之绪。江左紫盖黄旗，王谢芝兰玉树，实已从江陵君臣同尽。兴国（陈文帝）、子华（陈武帝）叔侄内外交困，奔走于涂，亡命未暇，云胡立制。永明翼翼，朱张门第固非寒族敢犯；天嘉草草，宗室郡主亦为土豪和亲。魏晋二度封建，至此登峰造极。自春秋以降，种族社会形态最近于11世纪欧洲者，莫过于此时此地。辅以印度文化之瓜熟蒂落，融会楚、越、华、夷，若能杜绝王室身兼实证主义革命家之故伎，稍假时日、从容展布，华夏二世文明，或不至于如今之单调贫乏。
然而为时已晚。武川优孟衣冠，赖秦云耕战之地，重启官僚帝国程序，已不能容闽越封建自由次第成熟。东亚社会之不幸，内无罗马教会可以维系民间，外无英格兰可以平衡列强，终难逃其历史-地理宿命，徒留胚芽之不育者，狼藉满道。
南蛮校尉诸问题
五朝成例，方伯出镇，例兼武职。西夏以分陕之重[76]，兼南蛮校尉；益州刺史兼平西将军、西夷校尉，号曰“三府”；扬州刺史据腹心之地，仍兼征南将军之任；秦、梁二州各置平戎校尉；雍州刺史兼宁蛮校尉；交广置平越中郎将；宁州置镇蛮校尉。考其所司，皆在山越、洞蛮。
江左归并，其来久矣。秦汉晏然，至孙吴立国，山越暴起，几成肘腋之患。诸葛恪以平蛮功拜相，西陵蛮知陆氏不知建邺朝廷，是以数招疑忌，终不得易。永嘉东渡，势同燎原，南郡百里之外，即为“印第安游击区”。陶侃惧洞蛮据乱，不敢渡江守险。刘胡征蛮，嗜食小儿，荆、江二州以“刘胡来”止儿夜啼，卒以此功拜浓湖大营主将。陈兴国（霸先）、侯伯玉（瑱）、杜弘照（僧明）、淳于思明（量）、徐兴宗（世普）一时开国君臣皆以伐洞蛮起家。卡斯特将军云乎哉！
究其故，秦汉版图虽能令地图制作家心满意足，大笔涂抹颜色，实则从未超出干流干道。及汉末，名士避难交趾，尚不知闽地为岛为陆，舍闽江口海道外，绝无行径。荆襄九郡，舍南阳熟沃外，皆在江汉湘沅水道码头，稍出滨江低地，即入蛮区。江州治浔阳（今九江），豫章南康筑障，以卫交州贡道，他非所急，英霍诸山[77]，各洞主时时索赏。唯其如此，诸蛮视汉家守令如“洋货贸易站长”，官书正史呼为“纳贡-领赏者”，土人不过视为易货贸易，唯恐盐铁不至、土产滞销，岂有逐客之心？司马相如之征抚西南，明清之经营关东，亦此道耳，遗碑三江干道，可塞“帝国主义”之口，论统治不过巡阅、纳贡而已。蛮夷有爱于天使者，皇家圣德耶民族团结耶？兜售吾家皮毛耶？
迄于建安，渡江者非索贡敕赏之命官，而系占地开荒之流民，失地之害大于易货之利，正如“慷慨地欢迎并援助白人船民（犹太难民）”一变为“驱逐白人殖民主义者（以色列复国主义者）的壮烈斗争”，乃至“忠于英王（限制西进垦殖）镇压殖民者独立战争”。华版印第安人战争自“溪狗”陶渊明至“苗子”沈从文，绵延千载，自水滨至山巅，渐次推进，结穴于军镇武装移民。
至此，东方和西方之帝国主义事业尚非永不能相遇，此后则不得不呈现希腊城邦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之路线斗争难以调和。
城邦意识基于部落种族之界，爱国主义基于他者歧视，公民权所以可贵，亦在区别人我。顾准于“歌德”希腊之余，不忘慨叹其小邦狭隘、互斗（实则外攘仅互斗之余事，诸欧亦然，其乃东方帝国不中用何）。然则无此小邦个性、高强度免疫排异反应，各邦早效埃及，享受行省顺民之帝国和平、轻徭薄赋，乌得受列国之永恒“血贡”、征敛无厌？希腊罗马公民权之珍贵郑重（孟德斯鸠：公民权+公民权国家主权），东方顺民极难理解，即令稍开门户，无不引发政潮，内战亦多出于此。非待城邦尽灭，元首政治亦坏，东方神皇政治征服罗马，而后暴君卡拉卡拉始得普及公民权，此刻公民权已成“平等的奴役”。
希腊世界当然传人，英语列国居首，诸欧次之，其弊亦同。于异邦人，可逐之杀之，务必保留邦国个性，万难混融而灭度之。美国之待印第安人，视为自治邦，交战立约，反复颠连，其效略同培植新邦国族意识。故而，希腊式征服逻辑终点在于城邦体系分裂复制繁殖，“独立斗争、民族解放”并非宗邦政治失败，实为模式扩张。混血人或留学生（文化混血儿）通常了解宗主最深，歧视敏感度最高，天然为西化运动兼独立运动之领袖。
帝国模式以毁灭特殊性为前提，以一视同仁顺民化替代小集团相互歧视，以超民族天下主义之普遍淡漠替代小邦认同。混血人或留学生理解天下主义、文化差序阶级体系最深，为儒化同化急先锋。前述之长沙门第，即以“溪狗”而负平蛮大任者；后来之欧阳氏门第，即以洞主负平羯勤王之任者。此非华夏特有包容性，东方专制主义皆有之：帝俄以鞑靼吉尔吉斯正教徒（归化者）征南，以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垄断西欧外交；奥斯曼以基督教少年为军团骨干，以范纳尔为外事骨干；穆斯林以柏柏尔新门徒略西班牙，以中亚新门徒略印度，狂热远甚于阿拉伯各邦旧贵族勉强从教。以小邦观念，能令子孙以伐父母为乐，洗脑之可怖犹胜于谋杀。
“拉丁模式”介于东西之间，是以官僚、集权之病重而种族之病轻。
帝国超民族实为“非民族”，而非“大民族”。必欲呼为“大民族”者，乃帝国被迫生于城邦世界、用城邦政治逻辑（“原本是一种文明体系，却要冒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假结晶现象”，大抵不利于超民族结构。哈布斯堡子民替代日耳曼、苏维埃民族替代俄罗斯之类超民族结构实为东施效颦，冒认民族，跻身于小邦之列，无异启动内崩溃程序。
理科生介入历史，有称南人父华母越者，有称台人父汉母越者[78]。半华半夷种以帝国定理，当效大理段氏自称武威；以城邦定理，当效马尔科姆·艾克斯光大黑权。前清辜氏（辜鸿铭）之冒宗[79]，合于帝国定理；近世廖氏（廖文毅）之倡独，合于城邦定理。华人以为吾家独有、战无不胜、起死回生之祖传魔法，于今始受考验，足以触发超理性恐惧，否则割地、乞降之类，吾辈驾轻就熟，何足嚣嚣若是。
自治、他治有“红色皇后”竞赛[80]关系，以民德消长为枢轴。凡公共精神、组织资源落后于管理技术增长，经济进步与社会退化吻合，集权将兴。集权既成，势必主动破坏民间组织资源以利己，直至其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不足以抵消顺民散沙、无公共责任感劣势，举国沦为民德醇厚而管理混乱之新兴民族，各民族各文明之生平大纲在此。其间，集权方兴而民德未坏之日，兼得两利，而祸机已伏，秦汉、罗马共和末叶、波旁法兰西是也。英语民族最能抵制“仁慈高效行政主导”诱惑，是以长享青春。立宪政体即以保存自治之植物性生命于民情衰竭期为目的，否则始终保持积极姿态为任何人、任何民族所不能及，信赖起搏器一流之“行政官自外理性调节”替代“植物性神经前理性自动调节”，皆为一时之利、长久之祸。
复汉魏衣冠，用东齐之法
门第起于东京清流，光大于魏晋。典午荒纵，移孝代忠；永嘉板荡，实家弱国。视为二度封建、变相封建者，前后不绝。然终不能易秦政规模者：一曰郡县尚在，门户难离铨叙[81]；二曰文武既分，士流无复典兵。领主社会须于官僚系统外别有盘踞，贵族制度无不文武同途，此皆门第士大夫就其历史出身决定论所不能为者。日人川胜义雄以乡议清议为制衡领主化之术，适得真相之反。乡议选举原系清流看家本领、阶级苗圃，以其垄断文化、独霸话语权之利，弥缝其武化不力之天然弱点，勒逼诱导马上天子奉送官吏任命权之术耳。弱君简文（司马昱）、道子（司马昱次子），一意迎合士论以自固，至于视身后皇权为倘来之物。强王宋武（刘裕）、齐明（萧鸾），无不忤逆清议，放免污点士人，拔寒人佞臣主要津。典签之流即当时之书记——位卑权重者，无根于社会，独赖君恩。外人论国史尽多体系导向而隔靴搔痒者，大抵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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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备之封建贵族自身即有立国，无假外求。瘸脚门第胜流不可一日无搭档，时论术语曰：“择明主”，于南朝为寒人武夫，桓刘（桓温和刘裕）之属；于北朝为蕃将胡酋，长孙、宇文之属。二者皆门第之保护者兼凌略者，王谢—刘萧、苏绰—宇文、封氏—高氏各有千秋。
江左衣冠声华鼎盛，强人俯首，非如梁武之起家诸生，风雅有素[82]，断难附骥。寒人武夫绝望于“作家门”，乞灵于阶级报复之“不是请客吃饭”者，苏峻、侯景是也。汉儒梦寐以求之“宽简之政”“网漏吞舟之鱼”终能大行，国家之低效化、刑法之人道化，晋、梁二氏居功至伟。[83]“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魏玄成不磨之定论也。然则奉京洛于降奴、弃建邺于羯胡，亦二氏之力。宣武心系曹公、葛侯志存申韩，岂曰无故。
关陇集团有异于东、南，其阶级构成全系六镇武人，且真能以柱国制、军府制深植关中。大体以胡族（含胡化）军事移民构建劫后农村秩序中心，以放地代军饷，以薄赋易重役，府兵根砥在此，领主化唯此地有实。究其所自，亦关西贫弱，无力供饷；黑濑所部乌合，须有术固其志；本土士大夫荒陋散漫，殊乏团结力及阶级意志，阻碍圈地放地。观邺都洛邑移民圈地，高家（高欢父子）所付“面包与竞技”大为国累；渡江名士从王导之议，未敢犯三吴会稽吴绅，桓刘虽土断[84]亦难，何敢动地籍一根草？宇文氏受益于关西“新大陆效应”及“士大夫发育不全”，负轻而权重，威令易行。所用士人，非本土之无大凭借者，即东国亡命江汉之降虏，几不能自成阶级。固关陇集团（胡化武夫圈地封建化）不得与河北（无力东渡之二流士大夫）、江东（东渡之一流士大夫）并列，盖前者即政权本身，后二者乃政权之合作兼制衡力量。政权非但不以附庸风雅讨好名士，反欲以拟古模周、半通不通之“宪章虞夏体”整齐文坛，唯此地有之。昭明父子真当绝倒，而苏公作《五教》[85]，江东再反已伏于是。
河朔胜流之于鲜卑酋帅，地丑德齐，张力最甚。神武（高欢）以出身论，原与破六韩、尔朱辈同气，初无勤王（实为河阴报复之反报复）锄其同辈、恩主之心，迟疑不举。高、封辈（皆关东世家名族）先破殷州，送大礼兼逼，其不得不反也，历代创业之主鲜有受臣下驱迫若是者。盖名士忠于孝文正统及其政治继承人河阴公卿，唯其手中乡勇郡兵绝难与六镇胡骑抗，不得不分化拉拢阶级敌人之旁系以诛其嫡系也。此后邺都圈地，晋阳—邺都二元制，敖曹兄弟[86]之高标特立，杜弼之谏词，神武之叹惋——不少宽假，武夫尽归关西、名士尽归江左，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透露信息，皆示关东政权“内分裂”最为严重，是以户口兵饷大于关陇、江左之和而先亡。
隋一天下，赖关陇集团威令有素，江左名流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亦宇文氏伪周制之覆车。隋文之得国宣言 “复汉魏衣冠”[87]，治国纲要“用东齐之法”[88]，即礼乐江表、行政河北之义。前者系正始以降合流二氏之文化创新，北朝一向以南士为师；后者系北朝儒学大族之保守主义，一心以东京《白虎通》清流黄金时代为模范，视魏晋新学为覆基乱政之源。关陇核心之秘传心法——于前者重其学而轻其人，于后者轻其学而信其人——炀帝、太宗皆无异词，所异仅在一浪漫一保守而已。大开进士，广纳浮薄文学之士，尚待武后、玄宗之革命更化。
赵魏多名儒，河朔尽夷狄
《隋书·儒林传》以赵魏齐鲁为儒林重心：江东多文苑，儒则逊矣；关西则次第无人，有之皆客卿。六代王官几废，学在民间，门第以学统干政统，兴邦易统，视同分内。隋唐以关陇武人与山东士流共天下，不意运交叔季，竟有“河朔蛮猈”“齐鲁犷悍”“淮右风俗过于蛮夷”，纵云藩镇无德兵争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