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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坐镇淮南（寿春），称他的大部分辖地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车驾时时入洛，极少过江（刺史本来是巡视监察官员），无意中流露了华夏本位主义者对化外之地的真实想法。晋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补给。东汉大儒王朗（的确被孙策赶出江东，但并不曾被诸葛亮骂死）就走过这条路线，他和其他汉代学者一直对两个问题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岛还是大陆？第二，福建土著是人还是蛇？
华夏核心地区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汉光武罢郡兵、晋武帝罢州兵，都是这一进程的折射。但边区不在这些诏令所指范围中，仍然沿袭战国、秦汉旧制，守、尉敌体，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这些边区中最大的一个。孙吴政权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结合，绥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绩，军事殖民性质往往凌驾于割据性质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词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诸葛恪开新都郡，获得十余万壮丁。鉴于东吴全国军队不过二十余万，动员五万以上军队的战役极少，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永嘉东渡使江表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侨姓移民构成建康诸帝的政权基础，孙吴政权贵族世家的后裔顾荣、陆玩等人虽然采取了妥协态度，但还是渐渐被排挤到边缘。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后来居上，垄断了中央政权和州郡要职。中原流民渠帅郭默、蔡豹、苏峻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饮，兵可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毁灭了萧齐。
东晋末年以后，门户之见日深，吴姓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南人最后一次（陆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视为反面教材。但他们仍然各拥部曲、私军，在洞主、蛮酋这些非华夏的精英阶级面前以征服者自居。据陶侃称，洞、蛮、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们不断叛乱的原因。平蛮战争与六朝相始终，（宋明帝一朝内战时）浔阳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刘胡和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都是在平蛮战争中积功起家的。
吴姓往往对侨姓政权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周札（周处的第三子）诅咒顾荣不该将这些北方蛮子（伧楚）放进江南，但顾荣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五胡暴起，华夏政权已经无力维持武力优势，因而强调正统性和历史继承权是它仅有的生存机会。然而吴姓无论文武，在六朝之始（孙吴）之末（陈朝），都表现出边区军事殖民社会精英的先天不足，几乎无力组织一个像样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说维系全国物望的正统政府了。
孙吴早期就是一个没有法统的军政府，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只是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而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联盟政权不能想象，也不欢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跟它的边区军事殖民性质大有关系，西周封建与周人封建（军事殖民）殷商东土、欧洲封建与日耳曼人封建（军事殖民）罗马南国也有同样的关系，类似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维持“汉魏衣冠”的正统性和历史延续性，比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更具备中央政府的合法组织和声望，的确必须归功于侨姓士族（王谢芝兰玉树）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些人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实际上是在说：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侨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现实基础依赖于两者：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如果比较一下统治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语对撒克逊语的统治和贵族对撒克逊人的统治，以此为资本控制国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统官僚帝国主导的中国，这些特点出现的时间不多。陈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谢安因为擅长“洛生咏”（东汉洛阳太学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统性焦虑”的投影。与东晋同病相怜的南宋也同样热衷于保护汴京口音和面食，而占据中原的明朝却丝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样不在乎长安口音。
运用社会阶级分析法，“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他们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穷途末路，但也只有他们的衰亡才能给受他们压制的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创造一个（南朝灭亡时）回光返照的机会。结束南朝的陈霸先军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联盟，其表现酷似开启南朝的孙权军政府。
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不能，主要原因在于侨姓士族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已经枯竭。
儒家的政治组织资源凝聚于经学和礼学，前者维系国家，后者维系家族。汉代学术重心集中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袁绍、刘表都是经生），魏晋则转入礼学（琅琊王氏以礼学传家）。与此同时，帝国衰微、宗族勃兴，绝非偶然。经学和礼学就哲学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像罗马，只重实用政治哲学，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就是这个意思），远不能与精妙的印度哲学和宗教竞争。南朝士大夫醉心于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于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对手，却能正确地指出佛教泛滥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灾难性后果。不过，从萧衍、陈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壮举或愚行看，南朝社会印度化的程度已经超出儒家的控制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远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苏绰父子和武川军事集团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经学的“周政复古主义”为基础，所以这个新王朝才会名叫“北周”，而且复辟了《周礼》制度和《尚书》文体。历史学家公认：隋唐制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虑到经学、礼学本来就是汉儒为大一统官僚帝国设计的程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学意义上的高深至今还没有被超越，但它肯定会造成一个遍布寺院、世俗政权极为软弱的政治社会，与中古欧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颇为神似。这样的社会势必分割其财政和人力资源，因而在技术上无法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能渐次瓦解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封建贵族政权，罗马帝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律令国家就是这样走向封建和分裂的。这条历史路径比官僚帝国更有利于近代化，但顺民必须放弃他们热爱的大一统太平之福。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也是一个例证。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不妨想象一下：将卡斯特将军打败印第安人的部队送到俾斯麦和毛奇面前，把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军送到希特勒和古德里安面前，会引起怎样的军事灾难。侨人武装对吴人、吴人对土著的优势，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原霸权主义的剥削压迫歧视（尽管这些现象的确存在），而在于人类的永恒法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陈寅恪先生指出，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可以扬眉吐气了。然而，这些缺乏法统和内在纽带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勉强的“战斗政权”，而且战斗力还不如侨姓萧梁政权。它的幸存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只有两种“假设历史”能够拯救南朝：佛教像基督教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破坏北朝大一统官僚帝国的生成；或是外部干涉者像英格兰一样，精明地运用其力量，保护“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但是，如你所知：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也很可能无力承受这样的机会。
在南朝的残余爝火上，浪人冒险家陈霸先粉墨登场。
畀无疆之孑遗，阖秦望之川薮
秦一六国，置诸暨守山阴道，岭表皆同化外。东冶、东瓯孤悬敌后，不旋踵而亡。南越君臣起家晋卫，以区夏冠冕临百越，尚有诺曼王英格兰之势。闽越、东瓯土著径行其马加比主义[73]，夷灭安条克戍卒，竟无遗类。汉氏经略东夷，出其民而墟其地，置上虞、余姚通汞道，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视秦望川涂若西羌、乌丸之匹敌。《越绝书》所载，近乎《美丽新世界》之童话，殊难采信。然犹《周官》之制诚伪，作伪者必有托古改制之意，始得费此心机。《越绝书》虽同说部，然汉家之有瓯、越，如亚述之据犹太，英格兰之绥康沃尔、威尔士，鸡肋黑子之地、顽民鬼蜮之乡，化之不得，绥之不靖，实有夷其种落之心，亦非难解。
初，秦汉郡制，守、尉敌体，原系七雄军事殖民之遗，故而郡字从军，见诸《说文》。郡者，临戎开边之置也。诸夏腹心之地，封建犬牙相制，诸公子礼乐雍容，本非锐士用武之地。至若吴起、秦开、李牧之属，知将令不知君命，始能粪土封建，大行其军政合理化，故守、尉皆自军职始。封建、郡县之别，非仅分权、集权，贵族、官僚之别，且有诸夏亲昵、夷狄豺狼之异。郡县者，武健酷烈之政，以猛为能，蛮夷不知礼义，借以寒其胆而安诸夏也。诸夏宴安，有耻且格，焉用边区豪杰。故而关东礼乐未尽（或曰“改革不彻底”），封建、郡县并用。
唯暴秦以军政效率为国家唯一目的，独行其全面郡县化。[74]秦人是以独享其“大炮先于黄油”主义，威加四海，混一六合。然孔门嫡裔抱礼器而奔楚，关东贵胄起三户而族秦，封建虽不能复，义当与秦政偕亡。
汉家虽宅崤函以自重，其胆已破，知天道难欺，私智难恃，是以杂霸王道。于是，先汉有循吏、酷吏之辩，后汉有儒生、法吏之争。王仲任（充）儒长吏短之论，即谓儒生军政效率万不如法吏，然人伦之普遍价值、礼乐之千秋胜业，岂为国家效率设？儒生据道统以干政统，着着进逼，东京不复闻酷吏之用，当涂不复知法吏之能。汉魏以降，刺史、长吏皆司教化，视同文职，春秋决狱，诗礼化俗，以萧曹律法为耻，非孔门正途断不得清要。光武罢郡武职、典午废州军役，至此周政主义文治理想行将实现。
内地儒化烂熟之区，文治匪难。东京刺史起家监察，犹明科道，原无置尉之理。然江表寥廓，夷、獠[75]、溪、楯杂居，郡县军事殖民之意犹存。至于孙吴，守、尉无北顾之望，土豪有割据之心，非经略山越，不能开兵源、饷源。大帝君臣即地方武吏、土豪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