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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弑君、异族阑入而中断。
回顾当涂、典午之际，所谓清谈玄学问题，首在《四本论》，即才性离合问题。钟会之才性论，欲翻曹公求贤三诏所定之“选举标准答案”，即篡魏之先声，大小中正视才性论，如宋代考官视《三经新义》问题，乃“考验党性”生死关头。及于东渡，王导之清谈，所以调和南北士类、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谢安、袁宏、晋简文帝之清谈，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游。袁宏、桓温之“运有兴废”辩，即布拉格“他们知不知道”之历史责任问题 [46]；谢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谈之过”论，即“中国向何处去”论；刘毅之“正始出风流”，即江东名士存心晋室之最后挣扎；宋武帝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即反击刘毅、司马休之复辟，重申曹公、李丰、夏侯玄、王广才性论之马棰[47]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沈隐侯仍致不满。
渡江名士致命之伤，在于从娘胎里带来的军事软弱性，门第异于封建者亦于此。王马[48]所共之天下，军事基础远不及孙吴，建邺君臣悬命于藩镇平衡术之手，百年不易。前后列朝视为营养保健品之政治太极，于彼竟为五谷不可一日无。清谈者，修心养智静气精意之要，相业之基也。顾荣之逆陈敏，不发一矢，轻摇白羽扇（此物乃风流名士必备行头，非诸葛武侯个人创意），以诸卿乃从老佣一语直拨敌营“朴素的阶级感情”，贼众自散，陈敏兄弟走死江干。[49]王导之为元臣，手无寸铁，所赖之流民帅皆“阶级敌人”，所恃亦唯清谈。祖豫州（祖逖）纵兵白下，耀赃席前，即楚子观九鼎之意。导之智急气静亦不下王孙满，以空城计令流民帅莫测虚实，贴然北渡，去京师肘腋之患，树北门金城之固。谢安之弈棋淝水，漫言“小儿辈大破贼”，以柔克刚，挫桓温九锡之请。无往而非清谈之政治运用，孰云燕谭即逃避之遁词哉！此术玄妙，“五分钟作画，须赖五十年练笔”者，知其形不解其神，仅效“五分钟作画”者，必至篑事。元规（庾亮）之待苏峻，袭用王-祖旧本，而天子蒙尘矣。
玄辩所以析理，析理所以习智，佛学名理之精远胜东土旧学，故而借清谈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于爱智习辩，非以信仰，亦无非儒之心，非独六朝，后世亦然。义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辩好智，多习二氏（佛、道两家），荆公（王安石）、坡公（苏轼）皆是；保守派（经验派）儒生多称许木讷，多疾异端，信史轻经，傅奕、温公（司马光）皆是。此义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历史轴线，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装集团之阶级斗争。《世说新语》之阶级对话如下：
“老贼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辈哪得坐谈？”[50]
无武装集团欲凌驾于武装集团之上，太极内交学、舆论导向学[51]何可稍钝？二者皆附清谈而立，故清谈衰而门第尽，门第尽而金陵王气终于三百年矣。
王谢门阀之流民政策，以江表为绝对国防圈，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属宅地专用。非我类而已自成指挥体系者，以柔道驱之上流、驱之河淮，为王障虏，无论成败，皆建邺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义，实则乃祖久已“做得说不得”，孽孙偏取“说得做不得”，显系技巧衰退，琅琊门第乏才，宜陈郡谢氏太极学代兴。
流民诸帅不过无文，岂皆白痴？蔡豹、郭默，前车共鉴。抱血诚而万里归义、怀怨毒而反戈内向者，前后相继。祖约之淮西集团、苏峻之海岱集团、姚襄之秦凉集团，皆侯景之先驱。桓氏之雍荆集团、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团、齐高之青齐淮北集团、梁武之樊邓集团，终置马棰于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极、舆论二学，亦与时俱退。谢晦之易君蹈死，较清谈伴友谢傅（谢安）、简文（司马昱）之从容默契，相去万万。谢朏[52]之举烛默耳，唯求自保耳。迄于梁陈，名士化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练笔”为何物，目“五分钟作画”为作秀现场，是以洋相百出，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达之知，守朱雀桥，据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定理，因应政变，乃名士基本功、相业之根芽。卫主破贼，名垂竹帛固无不可；顺天应人，以儒门看家本领“愚君政策”，令彼入我范围，其功亦属不细。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摆足顾荣、谢艾羽扇纶巾，王氏兄弟临白刃而不动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尽露，主帅弃桥狂奔，三军解体，武帝饿死台城。王褒侍元帝，临危以速降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东王师，北来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辩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讥，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时也数也。梁亡则南朝气尽，陈家与蛮夷共治；一统则关陇与河北争，江东不与。华夏之余烬名存实亡，文中子志建邺平毁[53]，哀礼乐也。
舆论政治开辟门阀政治，舆论领袖由学阀而政阀，唯华夏有之。六朝门第非如钱穆所云“弃儒入道法”，实则门第自身及其命脉——家风家学家教皆儒学“贤人主义”“道德舆论主义”“礼乐价值观”“政治伦理家族化”逻辑终点。“王氏青箱学”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传宗接代主义”皆凝固于魏晋，大异秦汉原子化小家庭及其节育主义，唐人掠其美（或恶？）。[54]废秦刑典，用周变秦，亦于魏晋之间。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后胜利也。唐人通盘继之，无所创益，面目迥异汉狱纯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阶级与儒生齐，列朝于唐仅补缀耳。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树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附注：
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南朝之多“好臣”于“岁一易主”之日，不断运用上述理论。
六朝及初唐君主于此论不甚惬意，拔寒人、用蕃将为其抵制手段。貌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忠诚度高，杀身殉君（秦缪所以为“缪”者）、事君以私，为太子所不甘为、儒臣所不能为，宋齐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体会和无限感慨。藩镇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词反复现身，无论勤王拒畔，还是从主谋叛，皆以“忠一人耳”为理论依据。
延及后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汉儿）多智，毕竟自家骨头根底”学说。北洋诸将之“北人诚朴忠信，是以得国，教部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机诈覆我民德”学说，现今之“知识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聪明），还是工农干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论，可相发明。
唐承北朝方兴之气
“六镇之乱”[55]之于元魏，袭用“永嘉丧乱”[56]之于典午脚本，而成败相反。洛邑公卿门第养六镇，即汉魏之加恩南单于、乌丸，以降虏熟蕃为备边主力，捍御其生番阶级兄弟，驯犬驱狼之政治版也。降虏，阿拉里克辈也，甚合汤因比之“外部无产者”定义，其心常异，一朝“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无产者联合起来”，则“压迫者必将发抖”“青衣衔璧何年返”“红粉哭随回鹘马”矣。自然士大夫并非白痴，儒家保守派尤重历史经验主义，驯犬之术与时俱进，甚合生态学“红色皇后”竞赛之义，而官僚化、集权化于此拉锯战中日益深密，酷似肝肾硬化于免疫、外菌拉锯中进展。蛮族阑入，于他国有反官僚、反集权功能，于中土无不为官僚化加速剂。作因于此，来者尚多，其中关键，皆在士大夫以“历史制造者”自任，以历史路径为实验原材料，且乎经验技巧日益老练。
六镇社会政治组织为“种落制”，即征服、殖民前之贵族封建，与先周、前辽、前金、塔西佗心爱之醇德蛮夷有若印刻。此辈一旦得国，自然反应即化家为国，循部落贵族家长旧制，论爵封土，自有成周规模、荷马英雄时代、西欧领主社会自然沉淀产生。文士（候补）-官僚（转正）阶级乃晚期成熟衰老文明千锤百炼之产物，非鸿蒙童稚所能胜任愉快。然则有士大夫阶级在，历史进程骤然加速，试管婴儿越子宫而呱呱坠地。华夏二期文明[57]以此得免千年黑暗之苦，汉土山河得免沦为地理名词，然则亦失却别开生面之难得易失机运。麦考莱云：“西欧以封建黑暗为代价幸免于戴克里先中国式路径。”
永嘉士人以附方伯，诸王争开府，招夷酋充选锋为急，其意态犹天下原不出吾辈手心，纵犬互噬，意在其主。虽江统先见[58]亦不过忧后汉羌乱重演，绝不信“动物农庄”真有现实可能性，及至天荒地变，居然被迫于“动物农庄”苟延残喘长养子孙，其创深痛巨有难言者。北朝士人无所依恃、无地可避，政治敏感性不能不内化入骨髓。
晋匈奴属国、魏六镇弓马称兵内向，原系早晚之事。彼以封建之习，敬骑士之花马上身先士卒、帐下敕勒悲歌，视文士官僚为无勇无德临阵而怯之妇人孺子、弄笔墨恃轻险用权诈夺沙场健儿血汗之劳者。洛京官僚则爱豪奢、慕风雅，以近日为尊、巧言为智，州县且不入法眼，边镇者，匹夫无品者、戴罪失路者收容所也。直“汝，家奴耳！”一国有两核心价值观，未有不决裂溃败者。
尔朱氏河阴屠杀[59]，重演匈奴屠各入洛之举，无非外部无产者“要扫除一切寄生虫”阶级感情之自然体现；而山东豪俊反应与之大相径庭。前者幸中央溃灭，庆地方解放，喜蕃兵之劲悍可为吾吞邻郡用，争相招纳，竟如“那时谁会信他们能有效治理一星期呢”？[60]后者乃于不足二年内，行齐鲁赵魏士族总动员。高封崔李诸大姓自前燕入邺、南燕据齐以来，以经学周旋南北列国，今则全体跨马控弦，号召勤王。天下汹汹，洛京其地如掌。
自关东诸名士联兵讨董卓以来，未有类此者。灵太后母子童昏乌足致此耿耿之诚，实北朝门第“不吃二茬苦”之最后底线凝固为阶级意志也。元氏懿戚列在州郡，欲效八王开府者众，招引外兵亦非所嫌；而山东豪俊互无统属，竟无应者，反拥首鼠奴贼高欢。其步调之一致，足见本非有爱于元氏。
所勤之王，乃在洛京所系之官僚集权制及其文治主义。“吴儿老翁”（萧衍）已据江东正统，北朝士族无路可退，铭记永嘉反面教材，“不计一切成本”即为诸公心术。“择明主”，病急乱投医，以高家父子之淫昏无志，得天下之易有若是者，曹公、寄奴真当妒杀。然自大族根本利益计，“殷州妥协”共同纲领业已诚实奉行，他非所计。
高齐一代二元体制，“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即晋阳胡化宫廷（不容废帝，“汉儿不类我”）惩其匹夫之怒，委政于邺都儒学世族。文宣一朝，“制度建设”斓然可观。隋唐虽出武川，官制刑政反以东齐为轴干，有其不得不耳。立制最能体现阶级意志，北朝儒门之集体定策，自太和至于天保，百年一贯，端在夺州郡强中央，以诠叙理清议。魏晋万众瞩目之中正渐沦闲职，吏部权倾天下，部曲退居后备，军府尽入考功，文法吏退出历史，儒化先于行政列为定论。隋唐之“老吏抱牍死”，始于魏世祖，成于齐文宣。魏齐隋唐四百年立国规模，实乃北朝士族政治遗产。
若“二度封建”“领主论”为实，山东豪俊当以皇室集权为假想敌，各据州郡，推动地方军事化、世袭化。勤王之日，此事无难。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权，反以官僚机器为儒化汉化工具为我所用；视武化为必要邪恶；视握州郡而称兵内向之寒人军功集团、蛮族封建种落私军为主敌；为剥夺二者生存空间，不惜去一切私军，复归文治。此道确有实效，隋唐盛运之宪法缔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诸公，苏绰、苏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过摘果园工而已。
关陇门第身即政权，且系晚近历史人为制造，不足承载历史传统，能有文化遗痕尚在盛唐夺柄之后。山东士族承东京之旧，居人篱下，处境维艰。政治乃其生死存亡之急，而非习智求名之术，故所取皆在经术、法学、“罗马式”实用之术。其意态保守，重经验轻学理，留恋东京章句记诵之学，心疑魏晋新学；然智术不足驳之，仅得以就“学理一钱不值”之“社会效益论”自说自话。非但为南士所轻，后人亦不重其保守粗浅平庸常识之学。当时海内无限崇拜，人主呼为“天上人”，但求今生得见一面之名儒，于今不过乏味常识家，路人不知，六朝史外寻常史家亦不知，然此学最能为中等人沉默大多数说法，最适于庸德谨慎保守稳健之行政官而养国家元气。国事，庸浅芜杂同义语，为庸人设不为才子设，古今同理。
江东士类承魏晋主流，宽裕优越，以智术相尚。才人天然为极端个人主义者，非入文辞，即析玄理，不如是，不得尽其智，而阶级团结力、社会动员力有退无进。一入北土，皆有麟凤之望；身居南朝，居安相倾相忌，御外则丑态百出。玄晖（谢朓）、隐侯（沈约）、子山（庾信）、王褒、江总之流，于君国皆有惭德，其所为皆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