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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产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们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东亚格局，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到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弱势，然后根据这种弱势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它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美国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儒家古老文明，它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它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它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而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是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它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因为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秩序与战略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力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今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前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在冷战结束时，开启了帝国体系。如果罗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逻辑展开，穷尽其内在可能性，“9·11”以后的世界秩序就会走过以下的轨迹，回归罗马秩序——反恐（海盗）战争将帝国使命强加给不情愿的庞培，恺撒却通过平蛮（高卢）战争劫持了帝国使命。最后，埃及顺民国家（东方官僚国家）及其汲取机器为奥古斯都完成了帝国体系。罗马法统通过被动地征服，以自身秩序维系世界秩序；东方僭政通过主动地被征服，为自身输入秩序。当前业已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罗马化，主要取决于秩序生产者-罗马-美国的有意和无意选择。
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的呼声像施洗约翰的雷霆一样曲高和寡，消失在旷野中。观众赞赏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更不用说接受他们的观念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外交也好，他们刻意模仿的样板（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极致。然而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况且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它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就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它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它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体系是秩序中心宪制的延伸。世界秩序一旦遭遇缺乏适当定位的异质体，价值观冲突就会隐含价值观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华盛顿-北京蜜月期，威尔逊继承人和孙子继承人的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基辛格（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战略家，在敬畏和忌惮之余，记下了东方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重心不在正当性，而在达尔文世界的法则。任何秩序只能是权力的短暂分泌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因此舍本求末的威尔逊主义理论只能是愚蠢、软弱或虚伪的体现，只能唤起紫禁城的蔑视。
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6]
对此，美国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总统先生，别想把我们美国工人拐卖到伏尔加河去！”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它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而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但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但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也不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利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刘仲敬译。）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