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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抓了，俩人再没见过面。
见焦二毛突然换了个名字，还来买媳妇，歪脖儿很好奇，就缠着他聊，焦二毛不说，歪脖儿就威胁要报警。焦二毛怕了，就给了他一笔钱，说以后自己就是于爱民，卖皮包的商人。
“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钱，一把给我五个大洋。”歪脖儿有点激动，“昨天，看上戴姑娘的就是他，我就琢磨着，今儿他来接人，想再讹点钱，没想到丫看见我就打，妈的要拿刀杀我，×，我还没开口要钱呢！”
歪脖儿火很大，不住嘴地骂：“我贱命一条，谁敢惹我，我就杀谁！”
我朝他脑门拍了一巴掌，又给他两块钱，说：“想想主意，我要进去见戴姑娘。”
因为焦二毛没能按时接人，又让歪脖儿使了钱，我填了张表，把戴戴的姓名，号码报给了济良所秘书。过了一会儿，我俩在接待室见了面，边上站了个女检察，监督我们谈话。
戴戴两眼通红，鼻子上青了一块，我问女检察：“这姑娘是咋了？”
女检察白了我一眼：“不相干的，就别问。”
我点上烟抽，看了眼女检察，跟戴戴说：“你介绍情况吧，我听着。”
戴戴明白，跟我要了根烟也点上，说：“我来这边找亲戚，没找到，无依无靠，就进了所。”接着，她随便扯起来，我点头应付。临了，她悄悄往我脚边丢了个纸团，说：“金先生，申领过程很复杂，警察厅要审核，还要找人担保，但您一定记得来接我。”就起身出去了。
我笑一声，点点头，说：“好好改造，别跟人打架。”
出了接待室，我打开纸团，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下面记了一排名单，是前段时间来济良所领娶姑娘的人。戴戴昨天打听音音没结果，觉得济良所有问题，就自己申请进了所，晚上熄灯[济良所内，为了矫正妓女的不良生活习惯，所女要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济良所的作息跟监狱差不多。]后，一宿没睡，悄悄跟姑娘们打听情况。
焦二毛冒名于爱民来申领，戴戴直接就怀疑了他，因为济良所的流程，就像她说的，不但要审核，还要找担保，不可能一天办完。之前两个月里，几乎所有进来的女子，不到一周就被领走了。
我找警署的熟人查了下，焦二毛确实是两个月前杀了人，被外二警署抓了。真正的于爱民，确实是个皮包商，是个死刑犯，一年前就枪毙了。
戴戴给的名单上有9个人，都是冒用的假身份，不是登记的死刑犯，就是失踪人口。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是生意人。生意人最容易找人担保，通过济良所审核。
我们带着歪脖儿，去警署找到邱太德，说了焦二毛冒名于爱民的事情，但没提名单的事。邱太德听了，马上让巡警查资料。警察拿来资料，焦二毛家住朝阳门外芳草地，在天桥一带拉车，确实被抓到过外二警署，但没来得及送监，人就跑了。
邱太德戴上帽子，招呼侦缉队，就去抓人。我和小宝、歪脖儿也跟着去了。到了芳草地，焦二毛家大门开着，里外不见人。邱太德跟侦缉队说，去东方饭店。我问：“他已经露馅了，还敢回饭店？”
邱太德说：“还记得他那行李箱吗？里头那么多钱，很可能会回去。”
我点点头，说他分析的对。到了东方饭店，蹲守的巡警说，他们和饭店服务员一直在门口守着，每个进门的人都查过，从早上起就没人进来。
我跟邱太德说，如果他真的回来，可能也会先观察，藏在人多的地方最保险，比如对面新世界。邱太德召集侦缉队和所有巡警，说了焦二毛的长相，安排在新世界所有出口和楼梯堵着。我和小宝、歪脖儿进了商场，边逛边看。
商场里几乎全是女人的东西。营业员有穿长袍的，有穿衬衫马甲的，有成群结伴的妓女叽叽喳喳，还有些洋人带着姑娘转。我们三个显得很奇怪，就散开了找。歪脖儿太好奇，没一会儿就不见人了。我和小宝上了四楼，分两个方向，一层层往下走。逛到二楼电梯口，从身后走过两个年轻姑娘，打扮得很浓艳，两人一左一右，挎着一个戴礼帽穿西装的男人。他们走过后，我扫了一眼那男人的罗圈腿，弯得像两张弓，就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他回头看了下，甩开两个姑娘就跑，果然是焦二毛。
拉车的就是跑得快，焦二毛一溜烟跑了老远，钻进了一家成衣铺。我追过去，见成衣铺旁边有一道门，通向商场外围的环形阳台。我追上阳台，远远看见焦二毛顺着栏杆溜了下去，我也爬上栏杆，往下滑，滑到二楼，听见一声枪响，从二楼阳台传出来。我跳进二楼阳台，见邱太德站在那里，手里握着盒子炮，枪口还在冒烟。焦二毛已经摔在了楼下的小胡同里，一动不动。邱太德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商场下楼，我紧跟着也下去了。下到一楼，出了新世界，绕到后面胡同，焦二毛竟然不见了，地上只留了一摊血迹。
巡警和侦缉队围上来，邱太德宣布，焦二毛拒捕，立即封锁胡同和商场，仔细搜查。一直搜到八九点，也没有结果。邱太德安排侦缉队通宵值班，他要亲自蹲守。我在胡同里转了转，发现这里和商场的后门通着。
小宝问我，要不要跟警察一起蹲守。我说：“不用，咱们做不了什么，不如找找歪脖儿——在商场里走散后，就再没见他人。”
10点多，我找到了在天桥拉夜班车的十三。他托车行的朋友打听了一夜，在天桥一间赌场找到了歪脖儿，跟他一起的，还有奄奄一息的焦二毛。我问歪脖儿怎么回事，他不肯说，憋了半晌，说：“给我钱，500个大洋，要不就算了。”
我说：“你也太贪了，一下哪儿找那么多钱？”
歪脖儿很坚持：“我敢要这钱，就是横下心了，不会跟你瞎说。”
我看看小宝。小宝说，看我没用，我的钱都是你给的。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张条子，盖了印章，递给歪脖儿，让他有空到北新桥增裕当铺拿钱。歪脖儿接过条子，检查半天，仔细叠好装起来，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他抱起杯子一口喝完，指了指自己和躺着的焦二毛，说：“邱太德，要杀人灭口。”
歪脖儿在商场里找焦二毛，就想问问他，为什么想杀自己。他从没去过商场，很快迷了路，摸了半天，从后面出来进了胡同，抬头一瞧，焦二毛正顺着栏杆往下滑。他赶紧躲墙角，想抓个正着，却看见邱太德上了阳台。焦二毛一见邱太德，就停住不滑了，朝他招手，“二毛对他说了一句话，姓邱的就开枪了。”
“什么话？”
“他说，您放我走，明儿我把歪脖儿也做干净了。”
焦二毛肩膀挨了一枪，扑通一声掉了下去，摔在歪脖儿跟前。
“我×，吓得我半死！二毛摔得一动不动，嘴里哼唧，要我救他。”歪脖儿停下，又倒了杯水，继续说：“我当然救，不是他要杀我啊！”他拍拍胸脯，“我这人，是非分明！”
我问他，邱太德为什么要灭口，歪脖儿扶起焦二毛，让他说。
从八大胡同挑妓女，设法弄进济良所，再从济良所合法娶人，卖进七圣庵，这桩生意，邱太德已经做了很久。他从不亲自出面，办事的人都是犯了死刑的犯人，邱太德承诺，做成了买卖就让他们换个身份跑路。半年多来，邱太德暗中打点了济良所上下，做得干净利落，更何况，买人卖人的，全是假身份，几乎无从查起。
小知己在七圣庵撞破了事情，坚持要查，竟去找到邱太德报案，自己送上了门。焦二毛贪财，收了邱太德一千个大洋，不想事儿没办成，还败露了身份，“姓邱的平时对我们像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一出事马上变脸，太可怕……”焦二毛边说边咳，血溅了我一身。
我点上一根烟，塞到他嘴里，说：“抽两口，就没那么疼了。”
小宝检查了焦二毛的伤口，子弹从正面穿过肩胛骨，没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走之前，我又写了个条子，递给歪脖儿，告诉他，按地址去找这个地下诊所，待在那儿别乱跑。
回到西四，实在太累，我一觉睡了两天，醒来已经是5号中午了。起床后，我泡了壶铁观音，坐院里抽烟，和小宝商量，晚上去诊所找歪脖儿和焦二毛。邱太德这件事儿，只有带上证人去找警察厅勤务督察处[北洋时期的京师警察厅，设有勤务督察处，由督察长和督察员组成，是对各区警署、侦缉队和派出所警察检查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且，督察员有制服稽查和便衣稽查，以便调查真实情况。]。
正聊着，院门开了，车夫十三拿着张报纸进来，说出事了。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报道——外二警区署长街头遭枪杀，凶手至今查无下落。报道里说，邱太德今早一出家门，在胡同里被人枪袭，中了四枪，当场毙命。据目击者说，杀人凶手是个歪脖子男人。
听我念完，小宝喷了一口茶，说：“×，这小子哪来的枪？”
“手里有钱，买枪容易[民国期间，持枪是合法的，凡是登记购买的枪支，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政府对合法枪支定价很高，普通民众很难买得起。因此，私贩枪支也很猖獗。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相比来说，国内自制的土枪要便宜一些。]。”我点上烟，吸了几口掐掉，带小宝出门。
晚上，我和小宝去了那间地下诊所找歪脖儿。医生说，前天夜里，歪脖儿送来个中枪的人，自己走了。我问，送的那人呢？医生说，没救过来，死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宝：“我这算不算买凶杀人？”
小宝叹了口气，说：“每回你拿钱办事，我都心疼。这回，是花得最值的。”
我一拍脑门：“嗨，一提花钱，还有件麻烦事儿，戴戴还在济良所呢！”
小宝大笑，说老金，这下你完了。
太爷爷查完这件案子半个月，当时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19号（1919年4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废娼问题》。里面提到，准许公娼制度，就是准许人身买卖，就是损害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以制度提倡卖淫，当然不行，而小知己的案子，让我觉得，造成买卖妇女的，更多在于制度背后的人。本该保护合法妓女的警察成了人贩头子，救助妓女的济良所默默提供了合法贩卖的渠道，因为社会机构造成的畸形需求没有得到解决。
前阵子，徐浪调查过拐卖案。其中有类案子，以婚姻介绍的形式，拐卖妇女到偏远地区，称之为“合法”的婚姻移民。这背后，就是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畸形需求。
有人建议，与其毫无策略地打拐，不如建立合法的婚姻介绍机构——疏导解决需求，缓解犯罪，是合理的思路。但若真的如此设置这样的机构，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周庸说，觉得我越来越悲观。我说是，但做我们这行儿的，若不悲观，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沉重，若不先承受，又哪来勇气做点什么？
第8案 学生火烧赵家楼 车夫猥亵红衣女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2008年国内闹抵制法国，他坐火车跑到北京，加入中关村反家乐福游行，抢了台索尼数码相机。我听说了这事，跟他说，家乐福里干活的都是中国人。他说，中国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他们不该辞职吗？
前几年，全国各地又闹砸日货，不知道小伙子的索尼相机砸了没。
我太爷爷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个案子，和这小伙子的奇怪行为有关。1919年5月4日傍晚五点多，北京城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个女孩被人当街扒光了衣服，摁在地上猥亵。奇怪的是，女孩被扑倒时，街上一片骚乱，附近的赵家楼烧得一片通红，持枪的军警正和闹事的学生撕扯周旋。
案件发生三天后，金木去监狱和嫌疑人聊了一天，下面是金木当年的采访文章，发表在1919年5月26日的《白日新闻》上。由于受访者是文盲，文章里有些地方描述含混，时间记录不太准确。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我做了适当精简，并加了注释。
另外，对于暴力内容，夜行者不会刻意美化或渲染，只做客观呈现。我们认为，这是看待世界的正确态度。
事件名称：车夫强奸案
事发时间：1919年5月4日
事发地点：赵家楼
5月4号晚上9点多，我正要出门打听学生上街的事，十三来找我。他说，有个朋友被警察抓了，可能要判刑。“下午学生闹事儿时，他在街上强奸人了！”
我说，强奸？那当然要抓。十三摇头：“就他，可强奸不了人！”
我拉十三进屋，坐下聊。
这人是十三去年在车行认识的朋友，叫汪小辉，直隶人，三十多岁，车行里都叫他老汪。晚上交夜班时，夜班车夫说，老汪下午当街扒了女人衣裳，被警察抓了。十三不信，和夜班交了车，就去警署。一打听，被抓的人确实是老汪——当街扒了女人衣裳，强奸未遂。
“车行里都知道，老汪阳衰，不可能强奸。你把女的搁他跟前，他也干不了啥。”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一块儿泡澡堂子，知道这个还不容易？”十三急得拍大腿，“再说，他给大户拉车，比我们多挣一倍，却从不跟我们去窑子！”
这老汪，拉了七八年车，攒钱买了自己的车[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管理类似于现在的专车和出租车制度混合，租用车厂的车或用自己的车，都可以拉车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