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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转过身说：
“你们也喜欢吗？”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回答。我在想着等会儿要经过的去戛纳方向的路线。在阿尔贝一世公园那儿肯定有个红灯，或者再过去一点儿，在英格兰人大道那儿。对我们来说，最好是在英格兰人大道下车，然后隐入大道旁边的任何一个小巷，因为是单行车道，尼尔没法开进去追我们。
“我没有香烟了。”芭芭拉说。
我们已经到了加西尼码头。他停住了车。
“你要我们下去买烟吗？”尼尔问。
他转过身来问我：
“您不介意下去为芭芭拉买烟吧？”
他把车掉了个头，停在双艾码努尔码头的起点。
“您看见岸上的第一家饭馆了吗？就是加拉克饭馆……门还没关……您向他要两包格拉文香烟……他们要是不痛快地给，您就说给我买的……加拉克太太还在我穿裤衩的时候就认识我了……”
我瞟了一眼希尔薇娅。她似乎在等我作出决定。我用头对她做了个否定的表示。还没到溜之大吉的时候。要开溜得等到进了尼斯市中心。
我想打开车门，但它关得死死的。
他按了一下速度杆上方的一个按钮。这一回车门开了。
我走进加拉克饭馆。爬上通往餐厅的楼梯。一个金发女人站在衣帽间的窗口后边。我听到从餐厅传来的嘈杂人声。
“您有香烟吗？”我问。
“什么牌子？”
“格拉文。”
“啊，没有，我没有英国烟。”
她把香烟托盘递给我看。
“算了……我就买美国烟吧。”
我随便选了两盒，递给她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她打开抽屉，又打开另一个，就是找不到零钱。
“算了，”我对她说，“您自己留着吧。”
我下了楼梯。当我走出加拉克饭馆的时候，汽车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在加西尼码头旁边的马路上等了一会儿。尼尔大概是到附近什么地方灌汽油去了，一时找不到加油站。汽车一会儿就会出现在我面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慌的感觉抓住了我。我已无法一动不动地等待。我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最后忍不住看起表来。已经快是凌晨两点了。
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地从加拉克饭馆走出来，一阵车门碰撞发动机吼叫。还剩几个人在马路上继续他们的谈话。我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和笑声。在不远处水池那边，几个黑影在卸木箱，一边卸一边将它们堆在一辆黑着灯、盖着篷布的卡车旁边。
我向他们走过去。他们正在歇气，倚在木箱上吸着烟。
“你们刚才没看见一辆汽车吗？”我问。
其中一个对我抬起头来：
“什么汽车？”
“一辆大黑汽车。”
我需要跟人讲话，需要把心里的一切告诉别人。
“几个朋友在一辆黑汽车里等我，就在那儿，楼房前边……他们没告诉我就走了。”
不，对他们解释是没有用的。我找不到词汇。再说，他们也并不听我说。可是其中一个人大概注意到我沮丧的神色。
“什么牌子的黑汽车？”他问。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车子的牌子？”
他问这个问题也许是为了证实我是否喝醉了或者神志不清。他不信任地看着我。
“是的，我不知道汽车的牌子。”
连这个都不知道，真是可悲。
我沿着西米叶大道往上走。突然心头一跳。远远的，我辨出一辆汽车黑乎乎的轮廓，它就停在尼尔别墅的带栏杆的围墙前面。等我走近一看，发现它并不是刚才那辆汽车，而是有外交使团号码的那一辆。
我一次又一次地揿着门铃。没有人回答。我试着推推大铁门，它关得紧紧的。我穿过了大街。在栏杆后面我所能看见的那部分房子里，没有一丝灯光。我又走下西米叶大道，再次走进位于大街拐弯的地方、玛杰斯蒂克大楼旁边的电话亭。我拨了尼尔的电话，听任铃声响了很久。但是和在铁门前一样，没有人回答。于是我又顺着大街走回别墅门口。那辆汽车还在那儿。不知为什么，我试着去开每一个车门，但它们都关死了。车后的行李箱锁着。接着我又摇摇大铁门，希望它能打开，没用。我朝汽车和铁门踢了几脚，仍然一无所获。一切的一切都对我关闭了，找不到一丝裂缝让我钻进去；什么都摸不到抓不住，一切都锁住了，不可挽回地锁住了。
正像这个城市一样。我在里面走着，回圣安娜公寓。街道死一般地寂静。偶尔有汽车经过，我用目光扫射着每一辆，但从来不是尼尔的汽车。这些车全像是空的。走过阿尔萨斯·洛林公园的时候，看见一辆汽车，黑色的，大小也和尼尔的车一样，停在岗白塔大街角上。它的发动机响着，然后熄灭了。我走近它，但隔着半透明的车窗什么也看不见。我弯下身子，几乎把脑门贴在前窗上。前座上，一个金发女人斜坐着，身体靠在方向盘上，背对着一个正往她身上贴的男人。她似乎在挣扎。一个脑袋从摇下的车窗里伸了出来，但我已经走远了。一头棕发梳向脑后的男人叫道：
“你感兴趣吗，偷看的家伙？”
身后传来一阵女人的刺耳笑声。在加发来利街，我似乎一路上都听到这个回声。
圣安娜公寓的铁栅栏门被插住了，我以为这个门也永远打不开了。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撞，它终于开了。在黑暗的小径和花园里，我只能摸索着走到仆人用的楼梯。
走进房间，拧亮吊灯，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安慰，因为在这里仍然能感到希尔薇娅的存在。她的一条裙子扔在皮沙发椅背上，其他衣服整齐地摆在柜橱里，在这些东西后边，我认出了她的旅行包。她的梳洗化妆品也没有离开盥洗室旁边的浅色小木桌。
我和衣躺上床，熄灭了灯，以为在黑暗里可以更好地思索。然而黑暗和寂静像裹尸布一样缠着我，使我感到窒息。渐渐地，窒息的感觉又被空虚、沮丧所代替。一个人躺在我们俩的床上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拧亮床头灯，低声对自己说，希尔薇娅马上就会回到这个房间和我在一起。她知道我在这里等她。于是我再次把灯关掉，以便更清楚地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和她穿过小径、踏上楼梯的脚步声。
十一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在圣安娜公寓和尼尔别墅之间走来走去的夜游神。我每每长时间地揿着门铃，从来没人回答。那辆外交使团的汽车始终停在老地方，在栅栏门前边。
尼尔给我的电话号码在阿尔卑斯海滨省的电话簿上是这样登记的：美国领事馆服务处，西米叶大道五十号。我曾给在巴黎的美国使馆打过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认识住在这所房子里一个叫维吉尔·尼尔的人。我对他们说，因为这个人突然不见了，我很为他担心。但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人。西米叶大道的蓝堡别墅是给使馆工作人员提供的住处，但是已经几个月没人住了。不久将有一个美国领事搬来，我应该去问问他。
我每天看所有的报纸，特别注意本地的，连意大利报纸也没放过，逐条地读着每一条轶闻。其中一条曾引起我的注意：在希尔薇娅失踪的那天夜里，一辆注册号为巴黎的奥贝尔牌德国黑色汽车在经过蒙冬市和加斯代拉镇的克罗斯峰公路上掉进了山谷。汽车被烧毁，在里边找到两具完全烧焦的尸体，其身份已无法辨认。
我特地绕到英格兰人大道，走进靠近克隆斯达德街的那个大车库，向一个修车的打听车库里有没有奥贝尔汽车。
“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耸了耸肩膀：
“那儿，最里边的拐角有一辆……”
不错，那正是一辆和尼尔的车非常相像的汽车。
我想把我们和尼尔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再走一遍，希望从中找出一条线索。也许在这些地方会看见他们和希尔薇娅一起出入。我想象着像拍电影那样用蒙太奇手法将画面倒回去，不厌其烦地观察同一个片断的每个细节。但每次放到我手拿两盒美国烟走出加拉克饭馆的镜头，不是胶片断了，就是拷贝放到头了。
只有一天晚上例外。那是在邦切特街的意大利饭馆，尼尔夫妇第一次约我们出来的地方。
我选择了那天约会时的同一张桌子，靠近巨大无比的壁炉，并且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是的，我希望通过重到这些地方、重复同样的动作把看不见的线索连接起来。
我问饭店老板和每一个侍者是否认识尼尔夫妇，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可尼尔却告诉过我们他是这儿的老主顾了。吃饭的客人高声交谈着。一片嘈杂使我头脑发木，弄不清自己为什么来这儿，甚至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明白了。
经历过的一个个事件都越来越模糊，到后来竟烟消云散。脑子里只剩下了这一刹那间的印象：满屋的食客，巨大的壁炉，墙上挂的古亚第的仿真画，以及嗡嗡的谈话声……除了这一刹那什么也不存在了。我不敢站起来，也不敢离开这个餐厅。仿佛只要走出这个门，我就会立刻跌入深谷……
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进来了，他斜背着一架照相机，带进来一股外面的冷空气。我一下子从麻木状态中惊醒，我认出了这个穿天鹅绒外衣、长着一副拙劣画匠脸的摄影师，他常在地中海宫殿门口转悠，而且给尼尔夫妇、希尔薇娅和我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我一直装在钱夹里带着。
他走遍了每一个餐桌，问吃饭的人是否愿意来一张“纪念相”，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迟疑了一下，大概因为我是独自一人吧。
“照相吗？”
“是的，请。”
他对我举起相机，闪光灯刺痛了我的眼睛。
他一边等着手里捏的照片干燥，一边好奇地打量我。
“一个人在尼斯？”
“是的。”
“您是旅游吗？”
“不完全是。”
他把相片装进一个硬纸壳的相框，递给我：
“五十法郎。”
“您要不要和我喝一杯？”我对他说。
“非常愿意。”
“从前我也是摄影师呢！”我说。
“是吗？”
他在我对面坐下，把相机放在桌子上。
“在英格兰人大道，您曾经给我照过一张相。”我对他说。
“我不记得所有的人，人太多了，您知道……”
“是的，人很多……”
“那么，您也曾经是摄影师？”
“是的。”
“是哪一种呢？”
“哦……什么都干一点儿。”
这是我第一次能和什么人讲话。我从钱夹里拿出那张照片。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忽然皱起了眉头。
“这是您的朋友吗？”他指着尼尔问我。
“不完全是。”
“您知道吗，以前我认识这个家伙……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没见他了……那天照相的时候怎么都没看出来是他！街上人来人往的……”
侍者给我们端来两杯香槟酒。我假装喝了一口，而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那么，您曾认识他了？”我这样问他，并不太指望他的回答，我已经习惯了一切事实都从我面前逃掉。
“认识，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同一个区……利桂叶区……”
“您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
“他叫什么名字？”
他以为我故意让他猜谜。
“亚历山德里。保尔·亚历山德里。我说得对不对？”
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照片。
“他现在干什么啦，这个亚历山德里？”
“我不太清楚，”我说，“我和他不怎么熟。”
“最后一次我见他的时候，他在加玛格放马群呢……”
他抬起头来，用一种既揶揄又郑重的声调说：
“您交了坏朋友，先生。”
“为什么？”
“保尔早先当过卢尔赌场的招待，他是市立赌场的筹码兑换员，后来又当了酒吧招待……再后来他去了巴黎，我就再没见过他。他蹲过监狱……我要是您呀，一定得小心点儿。”
他用犀利的小眼睛盯着我看。
“我喜欢给游客们一点儿忠告……”
“可我并不是游客。”我说。
“是吗？您住在尼斯？”
“不。”
“尼斯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他说，“在这儿有时候会遇到坏人……”
“我不知道他叫亚历山德里，”我告诉他，“他说他叫尼尔。”
“什么……您说他自称什么？”
“尼尔。”
我把这个名字的字母拼给他听。
“我的天哪！保尔说他叫尼尔……尼尔，这是我们小时候一个在西米叶大道住的美国人的名字。那是个大别墅，叫蓝堡。保尔还带我到别墅的花园里去玩过呢，那是在战后的时候……他爸爸在别墅里当园艺师……”
我穿过马塞纳广场。警察局办事处就在不远，市立赌场旧址的栏杆后边，尼尔就是在那儿当过筹码兑换员。什么是“筹码兑换员”呢？我来回踱着，看着一辆辆大轿车在汽车站进进出出。终于，我鼓起勇气一下冲进警察局，好像生怕不这样自己又会打退堂鼓。
在大厅里，我向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男人打听，报告“失踪”该找哪个部门。
“什么失踪？”
立刻，我已经为自己的举动后悔了。现在人家要向我提问题了，而我不得不详细回答。他们不会满足于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似乎已经听见了打字机单调的咔嚓声。
“一个人的失踪。”我说。
“二层楼，二十三号办公室。”
我不愿坐电梯，徒步走上楼来。沿着一条浅绿色的走廊，一个挨一个的房门上标着单数的房号：三号，五号，九号，十一，十三……然后通道向左拐了九十度角：十五，十七……二十三。房顶上的圆灯强烈地照在门上，使我不由得眨了眨眼。我敲了好几下房门，一个尖锐的声音让我进去。
一个戴眼镜的金发小伙子双臂交叉地俯在金属办公桌上。他的身旁有一个浅色的小木桌，上面放着一架罩着黑塑料布的打字机。
他向我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我坐了下来。
“是为了一个失踪好几天的女朋友。”我说。我的声音在我自己听来就像是别人的一样。
“一个女朋友？”
“是的。我们认识了两个人，他们请我们去饭馆吃饭，吃完饭以后我的朋友就和他们坐着一辆奥贝尔汽车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