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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看热闹的第一排定定地看他，就像想让他自己想起自己是谁一样。在这样专注的目光下，他也极力想重新成为过去的维尔库，而且后来的几个小时中他也的确扮演了这个角色。他还给我打过电话，但是对他的角色已经有点儿心不在焉了。此刻，在布鲁塞尔，他也许正从安斯巴什大街到北站去，然后盲目地搭上一列火车。他在一节烟雾弥漫的车厢里和那些打扑克牌的商人挤在一起，而火车摇摇晃晃地朝着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终点开去……
我也曾想过把布鲁塞尔当作我和希尔薇娅的栖身之地，但最后我们还是宁愿待在法国。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大城市，以便默默无闻地生活而不被人注意。尼斯有五十多万人口，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销声匿迹。这个城市有它的特色，而且，还有地中海……
在小广场和维克多·雨果大街拐角的一幢楼房里，三层的一个窗户灯光亮起来，那里以前是爱芙拉顿·贝伊夫人住的地方。她是否还活着？我应该去按她的门铃，或者去问问看门人。我凝视着被黄色灯光照亮的窗户。我们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爱芙拉顿·贝伊夫人早已去世了。但我却想，城市也许还保留着对她一生模糊的记忆。她是一个可爱的幽灵，是遍布尼斯的数千幽灵中的一个。有时候，她会在下午时分来坐在阿尔萨斯·洛林公园这条长凳上，就在我们身边。幽灵是不会死亡的。在它们的窗前永远有灯光，就像我四周这些楼房的窗户一样。这些楼房的赭石与白色相间的外表被广场上的华盖松遮得若隐若现。我站起身，沿着维克多·雨果大街漫步而行，机械地数着梧桐树。
当初，希尔薇娅到这儿来跟我会合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和今晚截然不同。那时尼斯对我还不是熟悉亲切的城市。而现在我总是步行回到玛杰斯蒂克的大厅和我那间暖气不管用的房间。幸亏蓝色海岸的冬天是暖和的，盖着大衣睡觉我也无所谓。我怕的是春季。春潮的到来像一股海浪，每次我都感到摇摇晃晃，仿佛就要从船上掉进海里。
那时候，我还以为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以为只要在尼斯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将以前的一切从记忆中抹掉。我深信不久我们俩就会感觉不到压在身上的重负了。那天晚上，我的步伐比今天轻快得多。
古诺街。那天晚上我也经过这条街上的理发馆。我禁不住向理发馆看了一眼：霓虹灯照样闪烁。我继续向前走去。
那时候我还没有变成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幽灵，我还在对自己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将忘却一切，什么都将从零开始。从零开始，这就是我当初越来越轻快地走在古诺街上时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一直走。”那天我问一个过路人到火车站怎么走，他这样回答我。一直走。当时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些街道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虽然我有些盲目地瞎走，但我知道那一点也不要紧。希尔薇娅的火车晚上十点半才到尼斯呢。
一个石榴红的大皮包是她的全部行李。脖子上挂着那颗“南方十字”钻石。看着她走过来，我忽然感到胆怯。一个星期前我和她在安溪市一个旅馆里分别，因为我坚持一个人先到尼斯，看看是否可以在这个城市定居。
“南方十字”在她竖起的黑色毛织大衣领子上闪闪发光。遇上我的目光，她微笑了，将大衣领子翻下来盖住钻石。这样毫不掩饰地戴这件首饰太不谨慎了。要是在火车上她恰巧坐在一个钻石商对面，引起他的注意怎么办？想到这个念头的荒谬，我自己也禁不住微笑了。我拿过她的旅行包。
“你车厢里没有钻石商吗？”
我细细打量着刚从尼斯车站下来的寥寥无几的乘客，看着他们在身边的站台上走过。
坐在出租汽车里，我忽然一阵慌乱。我挑的家具和房间也许不中她的意。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住这种地方而不去旅馆，那儿的接待人员会很快注意到我们。
出租汽车在我今天走过的路上飞驰，只不过当时的方向正相反：维克多·雨果大街，阿尔萨斯·洛林公园。那天也正是现在的季节。已近十一月底，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和今天一样。她从脖子上摘下“南方十字”钻石，我感到手掌触到了项链和钻石。
“你拿着吧，不然我该弄丢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南方十字”装进上衣的内口袋。
“你注意到车厢里有一个钻石商人吗？就在你的对面？”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出租汽车在古诺街角停住了，好让从左边来的汽车过去。街头理发馆门前闪着玫瑰色的霓虹灯。
“不管怎么说，就算我面前有一个钻石商人吧，他也会当作普通的缅甸宝石。”
这句话是对着我的耳朵说的，为的是不让司机听见。她的语调正是维尔库一心显出高人一等的时候称作“小市民”的调子。而我却喜欢这种声调，因为它是童年的声音。
“是的，可是如果他提出拿近看看呢？……拿放大镜看……”
“那我就告诉他是家传的首饰。”
出租汽车在加发来利街的圣安娜别墅门前停下了。这所别墅里出租带家具的房间。我们在街旁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谁也没动。我仍然拿着她的旅行包。
“旅馆在花园尽头。”我对她说。
我害怕她会失望。可是没有。她挽住我的手臂。我推开栅栏大门，门在灌木丛的一阵窸窣声中开了。我们沿着阴暗的幽径来到小楼，前厅的大玻璃窗上吊着一只灯泡，把这里照得通亮。
我们从玻璃游廊前面走过，看得见客厅里明晃晃的吊灯。当我要求将这间房租一个月时，女主人就是在那儿接待我的。
小心翼翼地避免惊醒任何人，我们绕到了小楼的后边。我打开后门，我们顺着从前仆人用的楼梯走上去。房间在二层，走廊的尽头。
她没有脱掉大衣就在旧皮沙发椅上坐下来。她看着四周，似乎在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环境。两扇朝着花园开的窗户挂着黑色的窗帘，墙上糊着粉红图案的墙纸，只有最里边一面墙是浅色木板，让人想到山间的小屋。除了皮沙发椅和宽大的带铜栏杆的床以外，没有其他家具。
我坐在床沿上，等着她开口。
“不管怎么说，没有人会上这儿来找我们。”
“当然不会。”我说。
我试图仔细告诉她住在这儿的全部好处，实际上却是借此说服我自己：已经预付了一个月的租金，这间房是独立的，我们可以自己拿钥匙而不必交给门房，女主人住在一层，她不会来打扰我们……
可是她似乎并不在听我说。她望着将微弱的光线洒向我们的吊灯，然后又看看地板，看看黑色的窗帘。看她穿着大衣的样子，仿佛随时准备离开这个房间，我真怕她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留在床上。她一动不动，两手平放在沙发扶手上，眼中掠过一阵失望的表情。我也感到一阵失望。
她的眼光刚一落在我身上，一切就都变了样。也许她意识到我们两人在一刹那间有同样的感受吧。她对我微微一笑，好像怕人在门外偷听那样低声地说：
“用不着发愁。”
从小楼底层传来的音乐和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断了，大概有人关掉了电视或收音机。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躺在床上。我拉开一点窗帘，透过两个窗户，一丝微弱的光线射进黑暗的房间。我看得见她的轮廓，她的两臂伸向后边，两手玩弄着床栏杆，脖子上挂着“南方十字”。她喜欢在睡觉的时候带着它：这样，别人就无法把它偷走了。
“你没闻到有一股怪味吗？”她问我。
“闻到了。”
我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一股霉味就一直冲上喉咙。我打开两扇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但是无济于事，霉气已经渗进了墙壁、沙发椅和毛毯。
我靠近她。不一会儿，她的香水味就压过了屋里的气味，这浓烈的香水味已经使我离不开了。它是一种温柔、朦胧的东西，就好像把我们两人紧紧拴在一起的那种联系一样。
三
今天晚上，在玛杰斯蒂克的大厅里，是“远方”协会每周一次的例会。我不想太早回房间，本来可以坐在一张木椅上——和小广场上的木椅一模一样——在聚集在那儿的一百多个人中间听报告人讲话。这些人的大衣衬里上都有一个白圆圈的标记，上面有“T.L.”1的蓝色字母。但是今天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于是我贴着墙壁，一直溜到楼梯口。
今晚我的房间竟和那个加发来利街的圣安娜寄宿公寓很相像。冬天，这里也有同样的气味，这是由于潮湿以及年代久远的木头和皮家具的缘故。久而久之，住所的气氛会影响到人。不过在加发来利街，和希尔薇娅在一起，我的精神状态并不像这样。现在，我常感到自己正在这里腐烂。我极力使自己恢复理智。过了一会儿，这种感觉消失了，又剩下一种漠然，一种平静而轻松的感觉。对我来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在加发来利街的时候，我也曾失去勇气，但那时候未来的色调仍然是乐观的。我深信总有一天能走出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境况。尼斯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我们很快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当时我有着许多幻想。我还没理会到这个城市是一片沼泽，我将会在这儿越陷越深。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几年走的路程就是从加发来利街到现在住的西米叶大道。
希尔薇娅来到尼斯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接近黄昏时，我们来到英格兰人大道，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街座上。正是我那天看见维尔库挎着斜背带的皮包走过的那家咖啡馆。那时候，无数男男女女在逆光中的身影从我们面前飘过，在我和希尔薇娅眼中他们都显得如此苍老。现在，维尔库终于也变成了这些影子中的一个……我忽然感到害怕起来，内心想着自己大概也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
那天晚上，那些人在我们身边慢慢地喝茶。希尔薇娅和我则默默无言地看着他们，看着这些茶客和继续在英格兰人大道川流不息的人们。那是一个冬天的星期日傍晚，我知道我们俩心里都在转着同一个念头：一定要在这些每天按部就班在蓝色海岸散步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人买“南方十字”钻石。
一连下了几天雨。我到阿尔萨斯·洛林公园旁边的报亭去买报，然后淋着雨回到圣安娜公寓。女主人正在喂她的鸟。她穿一件旧风雨衣，一块头巾从下巴上系住挡雨。这是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举止十分优雅，说话带巴黎口音。她抬抬手臂对我打个招呼，说了声“您好”，继续打开一个个鸟笼，喂给它们粮食粒，然后又把鸟笼一一关上。她也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到尼斯来栖身的吧？
早上醒来，每当我们听见雨点落在花园小屋锌皮顶上敲鼓般的声音，就知道一整天都是这样的天气，于是我们就常常在床上躺到天黑。我们宁愿等天黑以后再出门。白天，雨洒落在英格兰人大道上，洒落在棕榈树和楼房顶上，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它浸湿了墙壁，淋透了小歌舞剧的布景，要不了多久城市漂亮的景致就全是水淋淋的了。而夜晚则以明亮的光线和霓虹灯抹掉了这种感伤的气氛。
我第一次产生掉进这个城市陷阱的感觉，就是走在雨中的加发来利街去买报纸的时候。但是我一回来立刻又恢复了信心。希尔薇娅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身子靠在床栏杆上，头低着。只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就什么也不怕。她穿着一件非常紧身的浅灰色高领毛衣，显得愈加纤细柔美，而且与她的黑头发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
“报上没什么新闻？”她问我。
我坐在床脚上翻了翻报纸说：
“没有，什么也没有。”
四
我的脑子里一切都混淆模糊起来。往日的一幅幅画面在一片稀薄透明的糨糊中乱绞在一起，又渐渐分开，膨胀，变成彩虹色气球的形状，似乎处于破裂的边缘。我一下子惊醒了，心跳不止。周围的寂静更增加了我的不安。通过麦克风传进房间的“远方”协会报告人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刚才，这个单调的声音和后来放映的纪录片音乐——很可能是关于太平洋的电影，因为有夏威夷吉他的呻吟——给我催眠，于是我睡着了。
我已经记不清遇见尼尔夫妇是维尔库来尼斯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我极力搜寻记忆，想理出一些头绪，然而无济于事。我怎么也无法分清这两个事件。再说，也算不上什么事件，根本算不上。“事件”这个字眼不合适，它应该指突然的惊人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是平静地，以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生。就像地毯慢慢地织成，或者像大道上的人群从我们面前缓缓流过一样。
晚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坐在昆尼咖啡馆四面玻璃的大厅里。路灯褐色的光亮跳跃着。已经是夜晚了。我们等待着，但并不明白在等待什么。我们和那些年复一年地在这些街座上等待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那是一些逃到自由世界的避难者、流放者，有英国人、俄国人及“地中海宫殿”里摆赌做庄的科西嘉人。有的人四十多年就没动地方，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的桌子上以神经质的动作喝茶。还有那个钢琴家，从什么时候起，他每天晚上从五点到八点坐在大厅深处的位置上弹他的乐谱？我曾好奇地问过他。“一直就是这样。”他告诉我。模糊的回答。好像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故意掩盖危险的秘密似的。看来，他是个像我和希尔薇娅这类的人。每次他看见我们进来，都做出一个会意的表示：友好地点点头，或者用力弹出几个和弦。
这天傍晚，我们待的时间比以往要长。顾客渐渐地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和钢琴家。这是第一批吃晚餐的人到来之前的片刻清静。侍者们已经摆好了铺着餐厅专用纸的餐桌。而我们，我们不知道怎样消磨这个晚上。回到圣安娜公寓？去看福罗木的晚场电影？还是就这样等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