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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世纪中所得到的利润，直到今天也很难估计。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绝对是笔巨大的财富，因为五分之一的金子都流向了空荡的国库，而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的钻石也都直接归政府所有，突然暴富的殖民地还从宗主国购买了大批商品，还有奴隶进口的高昂税收——为了尽快开采出黄金和钻石，奴隶的进口数量也成倍增长。葡萄牙这才发现，当它失去印度与非洲统治权的时候，恰恰是这块土地——《葡国魂》从未为它歌唱，乞丐和流氓才是真正的殖民者——成为了它最宝贵的殖民地。
这出黄金悲喜剧的第三幕持续了近七十年，并渐渐转向了悲剧。第一个场景是既相同又不同的富镇。说它相同，指的是自然风光，是荒芜的深色山丘与流经峡谷的河流。说它不同，指的是这座城市，是那些高大的白色教堂与伫立在山巅的雕塑。在总统府邸周围建起了奢侈的别苑，这里的居民富有而受人尊敬，却不再是乐天的挥霍者。这里少了一样能够给街道、酒馆、商业带来活力的东西，少了一样能够点燃人们的眼睛、使气氛活跃起来的东西，这样东西就是黄金。河水仍在流动，依旧荡起泡沫，依旧将沙子冲积到河岸旁边。可是这里的沙子，无论经过怎样的冲洗筛滤，都只是无用的沙子而不是闪光的黄金。曾经只要派遣几十个奴隶在这里淘金，就能够一夜暴富。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维利亚斯河中淤积的金子，也已经消耗殆尽。若要开采山下的金子，则需要更高的技术与繁重的工作，那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都不具备的条件。于是，转变出现了：富镇变得日益贫穷。昔日的淘金者穷苦而又悲伤，他们带着驴子、黑奴及少许家当离开了这里；四散在山峦各处的奴隶窝棚，也都在风雨之下冲毁坍塌。骑兵们撤离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值得守卫的东西；政府也没有工作需要处理，甚至连牢狱都已经空置，因为富镇已经没有值得偷抢的居民。黄金的闹剧已经散场。
第四幕有两个场景同时上演：一个在葡萄牙，另一个在巴西。第一个场景开场于里斯本的王宫。宫廷议会正在召开。在国库报告中，议院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从巴西运来的黄金越来越少，国库的亏空越来越大。由于无法得到资助，彭巴尔侯爵建立的工业联盟已经濒临破产；开端宏大的里斯本重建工程也已经陷入停滞。既然无法从巴西获得黄金，那么钱从哪里来？这其中的损失又如何才能弥补？葡萄牙驱逐了耶稣会士，没收了他们不值一文的财产。在《葡国魂》的理想之国消失之后，“黄金国”的美梦也破灭了。世人总是为黄金迷惑，它许人幸福，却一个字也不予兑现。葡萄牙又退回到原先的模样，成为一个平静的小国。而正是因为这平静的美好，它才值得喜爱。
另一个场景发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同第一个场景完全不同。淘金者们带着骡马、奴隶和全部家当从荒凉的山上下来，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就此停留，建立起小的居民点与城市；船只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上来来往往；商品运输繁忙。在这块曾经无人耕作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新的州府，各种产业如火如荼。葡萄牙的灾难成为了巴西的幸运：为了代替消失的黄金，他们找到了更加珍贵的东西——一块能够开花结果的崭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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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这场米纳斯·吉拉斯的淘金热是向内陆地区的第一次大迁徙，对巴西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形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不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迁徙，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很难保持国民的同一性。在巴西，从南大河州到亚马逊地区，各地的方言几乎没有差异；从大西洋沿岸到几乎无人到达的戈亚斯，每个地方都保持着同样的习俗；尽管气候不同职业不同，这里的人民却拥有相同的特质。这里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像欧洲，人民不用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之上，而是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一样可以自由迁移。尤其是在巴西，土地尚且没有主人，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占领，每个人都是这里的开拓者与流浪者。他们不像欧洲的农民，无需为传统所禁锢；他们愿意背井离乡，乐于抓住每一个机遇。因此，巴西经济史上的重大变迁，不只是从一个垄断商品到另一个垄断商品（也就是所谓的产品周期），也同样反映了不同地域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仅可以使用商品的名称，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区域来命名每一个历史阶段。木材时代、蔗糖时代与棉花时代发展了北部，创造了巴伊亚、累西腓、奥林达、塞阿腊与马兰尼昂。米拉斯·吉拉斯则建立于黄金之上。里约热内卢的兴盛得益于国王的避难。“咖啡帝国”则推动了圣保罗的崛起。而昙花一现的橡胶产业促成了马瑙斯与贝伦的迅速繁荣。在下一个时代，在钢铁冶炼的时代中，哪一个城市将迅速崛起，如今还是一个未知之谜。
这种寻找经济支点的过程如今仍在进行，因为巴西人天性热爱迁移，而外来人口的融入又使得这种倾向愈发强烈。先是非洲移民，继而是欧洲移民，他们不断促进着巴西的扩展，缩小着社会等级间的隔离程度，并将民族精神置于地域差异之上。无论在哪里都常常听说某人来自巴伊亚或南大河，可是如果仔细调查，就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其实出生于另一个州府。得益于这种混合与迁移，巴西统一的奇迹才能持续到今天。如今，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广播报纸作用的日益增加，维持国家的统一也更加容易。尽管西属南美领土面积不及巴西，人口也没有巴西多，却由于各州府的区别统治，分裂成阿根廷、智利、秘鲁与委内瑞拉，它们分别讲着不同的方言，奉行着不同的习俗，拥有着不同的人口构成。而巴西中央政府则从一开始便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因为无论民族还是经济层面，“统一”一旦赢得人心，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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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列出宗主国与殖民地、葡萄牙与巴西之间的收支平衡表，就会看到十九世纪初期之前，收支关系一直在不断移动。从1500年到1600年，是巴西在接受葡萄牙的给予；宗主国需要派遣船队、官员、士兵、商品、商人及殖民者，并且那里的白人数量也是殖民地的十倍。1700年左右，收支开始向巴西偏移。到了1800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九万一千平方公里的葡萄牙同八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巴西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巴西，仅仅黑奴的数量就比葡萄牙总人口还多；而在经济层面上，日渐衰落的宗主国更无法同新大陆相比。凭借着国内的黄金钻石，凭借着棉花、烟草与蔗糖，凭借着牲畜、矿石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巴西的经济不断增长，已经不需要任何援助。母亲已经不再养育儿子，而是由儿子供养母亲。在里斯本地震期间，巴西至少向葡萄牙提供了三百万克鲁萨多用于重建；而葡萄牙的所有富裕人家，若不是在巴西拥有产业，就是同那里的城市港口有贸易往来。对于这小小的卢济塔尼亚故乡而言，巴西就是一个世界。
然而巴西越是强健有力，葡萄牙就越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而脱离宗主国的保护。巴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葡萄牙却还将它当作小孩，企图控制它的行为，阻止它的独立。那时的美国早已实现了区域自治，巴西却不能生产织物，只能从葡萄牙进口；也不能建造船只，以保证葡萄牙商人的利润。对于学者、技师与实业家来说，在巴西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里不能印刷书籍，不能出版报纸；随着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最后一个传播教化的人也离开了。葡萄牙必须遏制巴西的经济独立，切断它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使它继续扮演奴隶与殖民地的角色。因此，如果巴西越不独立、不开化、不团结，对葡萄牙而言就越好。所有争取独立的运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葡萄牙驻巴西的军队早已无需抗击外国入侵，因为本土军队会完成这个任务；而葡萄牙军队的真正使命是与殖民地对抗，捍卫国王的经济领地。
然而历史又上演了同样的剧目：谨慎与理智数年不得的目标，依靠暴力便可以一蹴而就。恰恰是欧洲的独裁者拿破仑解放了这个南美国家。凭借着迅捷的法国部队，他迫使葡萄牙国王匆忙离开里斯本，也迫使他第一次来到巴西——这个为他建造了王宫别苑，为他的家族、他的帝国效忠了几百年的地方。对于这个殖民地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到达这里的不是收税官或者警察，而是布拉干萨家族的后代，是国王若昂六世，以及所有的贵族、僧侣与王室成员。
十九世纪，巴西已经不再被看作殖民地。若昂六世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是它向自己伸出了援手，安慰了这个不幸的避难者。在“联合王国”的称号之下，巴西开始同葡萄牙分庭抗礼。而在这十二年中，联合王国的首都也从特茹河畔迁到了巴伊亚的瓜纳巴拉。巴西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壁垒迅速消除，充斥着特许与禁令的时代也随之终结。自1808年开始，外国船只可以在此停泊交易，而无需向里斯本国库缴税。巴西终于可以自由发言、写作、思考，终于在经济发展之余开始了文明启蒙，而在之前这些都是严令禁止的。在荷兰人的短暂占领之后，巴西第一次迎来了学者、艺术家以及有名望的技师，以便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这里创建了许多全新的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艺术协会以及科技学院。巴西终于能够在全球文化界自由展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人们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就会爱上它，在得到完全无限的自由之前就不会罢手。即便是同海外“旧世界”的松弛联系，也让巴西感到无比煎熬。直到1822年成为帝国，巴西才开始了真正的独立。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那时，巴西才开始具备了独立的条件，因为它的独立仅限于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巴西对英国和其他工业国的依赖程度比对葡萄牙更甚。里斯本的禁令一度阻碍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使它未能投入到十八世纪末改造世界的工业革命中去。在巴西独立之前，其殖民地商品出口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这里拥有奴隶，劳动力价格低廉。在经济层面，巴西依然是美洲的龙头老大。直到宣布独立之后，巴西的出口总额依旧在美国之上，有几年中甚至与英国不相上下。可是在十九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要素——机器。在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只需一台蒸汽机与十几个工人，就能抵得过上百甚至上千个奴隶创造的价值。从那之后，手工生产便再也不能同机器工业相抗衡，就像赤裸的土著人无法用弓箭战胜大炮一样。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落后是致命的，而另一个不利条件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尽管巴西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品种，却恰恰缺少十九世纪最具决定性的能源——煤炭。
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乎所有的机械与交通工具都要依靠煤炭驱动；可在巴西广袤的国土之上，居然连一个煤矿都找不到。每公斤煤炭都要从远方进口，用巨额的蔗糖作交换，而蔗糖的价格却在不断下跌。因此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变得十分昂贵。不仅如此，由于群山遮挡，铁路建造也十分落后，而且进程缓慢。在欧洲与北美，工业生产与运输速度逐年加快，已经提高了百倍千倍；可是巴西的土地却不肯出产煤矿，连绵的山脉制造了巨大的困难，蜿蜒的河流也仿佛在同新世纪作对。结果很快显露出来：每过五年巴西就会落后一大步。尤其是在北部地区，由于交通不够发达，已经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中。在这个时期的美国，从东向西、由南向北都建起了密集的铁路网络；可在几乎同等大小的巴西，十分之九的地区都不得不依靠步行。在密西西比河、哈得孙河与圣洛伦索河上，蒸汽机船川流不息；但在亚马逊河与圣弗朗西斯科河上，却连一根烟囱也很难见到。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与美国，煤炭、工厂、商业中心、钢铁工业、城镇、港口齐心协力，抓紧每分每秒工作生产，全国产能也在逐年提高；而巴西在进入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依然像在十八世纪、十七世纪甚至十六世纪那样停滞不前，只能生产单一的原材料，在世界市场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就这样，经济贸易衰退了，巴西也从美洲国家的龙头老大掉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十九世纪初期巴西的经济状况有些自相矛盾。尽管巴西是世界上铁矿石最多的国家，可它的所有机械工具却必须依赖进口。尽管这里棉产量十分丰富，可棉织品却必须从英国购买。尽管这里有着无尽的森林资源，可它却连一张纸都生产不出。所有无法通过原始手工生产方式获得的产品，都必须从国外进口。巴西同之前一样，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才能组织起工业生产，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可自从金矿枯竭之后，巴西资金缺乏，所有的铁路、工厂以及大型企业都必须由英国、法国或比利时建立，仿佛巴西仍是一个殖民地，不得不受到全世界的盘剥。在那个时代，以丰富能源为支撑的生产活力是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而巴西却仍然保留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与贸易手段，几乎完全陷入衰退之中。巴西经济又一次跌入谷底。
可是这个国家却有着无尽的潜力，能够通过迅速转型化解掉每一场危机。这也是巴西发展中的特点，一旦主要出口产品陷入困难，马上会有另一种商品取而代之，并且更加有利可图。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巴西屡次创造经济奇迹：十七世纪时蔗糖产业迅速崛起，十八世纪发现了钻石与黄金，而十九世纪的救世主则是咖啡。在继“白色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