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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耶稣会士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巴西的经济不能完全依赖不稳定的商品垄断，也不能依靠单纯的奴隶劳作。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首先学会耕种土地，将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而只要看看巴西初期的一无所有与如今的举世瞩目，就能知道这项事业究竟有多么伟大。正是这最原始的农业与畜牧业，才能成为民族经济的稳定基础；也正是由于游牧部落得到了教化、学会了劳作，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巴西民族。
这项事业完全是从零开始。当诺布莱加与安谢塔到达巴西的时候，看到的只有无人耕种的土地与不懂劳作的野人，却缺少一种将两者整合起来的力量。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旧世界引进，包括所有的牲畜、牛羊、工具、作物以及种子。只有在这之后，才能以无尽的耐心教育这些天真的人们，教授他们如何耕种收获、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建造棚舍。在传授基督教义之前，先要教会他们如何劳动；在灌输宗教理念之前，先要能使他们愿意工作。耶稣会士原本怀着崇高的精神纲领，但到达巴西之后，却变成了一项谦逊烦劳的任务。只有这些有着自律精神、愿意毕生效忠于理想的人才能完成这番事业：通过耕种土地来教化世人。他们从欧洲带来了书籍、药品、工具、作物、牲畜，但促进巴西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却来自于他们本身。巴西的一切都发展迅速，这些最初的村庄与居民点也不例外；耶稣会士很快就可以在信中自豪地宣称，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实现了白人与土著人的融合，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混血人种。神父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成功；圣保罗作为第一个城市和第一个省份，已经拥有不少居民；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向内陆延伸。可是真正征服这块土地的时候，却并不如耶稣会士所料想的那般和平安定，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历史，倘若要实现某种思想，通常不会按照人为设定的计划，而是要遵循自己的道路。这一次也是一样。耶稣会士在这里培养了一代新人，希望由他们来耕耘这片国土。可是这批混血儿们却贪婪地越过了教士定下的界限。在他们的血液中还蕴藏着印第安人对游牧生活的爱好，还保留着殖民者们未曾驯服的野性。为什么我们要亲自耕作，而不是由别人来干？这些半土著人很快便成为土著人最大的威胁。耶稣会士曾经保护印第安人免受奴役之苦，可他们的儿子却成为了最可怕的奴隶贩子；耶稣会士曾希望将圣保罗变成纯洁的精神圣地，可是圣保罗人却变成了新一代的征服者，成为了耶稣会士与殖民活动的仇敌。他们组成了好战的部队，就像非洲的黑奴猎手一样不断行进，破坏沿途的村庄，搜寻可用的奴隶。他们不仅抓捕丛林里的土著人，甚至连居民点中的也不放过。圣保罗人就用这种更加快速、野蛮、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耶稣会士向周围推进的目标。在每一次破坏性的行动之后，都会有一些圣保罗人留在道路交汇处，在那里建立居民点甚至城市，用以接纳强盗般的部队以及成千上万的奴隶。南方的肥沃土地上开始有了人类与家畜的踪迹。这些比沿海居民更贪图安逸的人渐渐成为了内陆的牧民，成为了腹地开发者，成为了真正拥有祖国的人。这是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地迁往内陆地区，对巴西的平衡与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次迁徙活动却要部分归功于圣保罗人的贪婪。善行与恶意在这番事业上并肩协力，虽然乍看之下十分矛盾，却在事实上深化了巴西的融合。十七世纪时，内陆的种植与畜牧业已经足以同北部相抗衡。热带的产业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永远摆脱不了全球市场的影响。而巴西则越来越意识到，它不能单纯地生产殖民地商品，而应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它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生产，而不是听从宗主国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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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巴西已经十分富庶。随着葡萄牙帝国的衰落，由非洲开始，葡属殖民地都渐渐落到了英国与荷兰手中。巴西对于葡萄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正如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当印度贸易带来的财富数不胜数，里斯本的黄金时代也渐渐远去了。自十七世纪开始，巴西便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人们早已忘却了在最初的岁月里，巴西总督要为每一个克鲁萨多写信恳请，诺布莱加则要乞求里斯本为新入教的信徒施舍一些旧的衣物。巴西人是优秀的供应者，他们为葡萄牙船只装满价值连城的商品，用自己的酬劳供养葡萄牙宫廷的官员，收税官也为葡萄牙国库增添了大量财富。巴西人同样也是优秀的消费者；一些“蔗糖大王”的财产与信誉甚至超过真正的国王，而对于葡萄牙生产的红酒、布匹、书籍，在其所有的殖民地之中，也再找不到更好的销售地。巴西就这样平静地成为广袤富饶的殖民地，它几乎不需要葡萄牙的流血牺牲，不会给宗主国造成任何困扰，也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无论在里约热内卢、巴伊亚还是伯南布哥，都不需要强大的驻军维持秩序。尽管巴西的人口不断增加，但除去几次小骚乱之外，从未有过正式的反叛。这里与印度或非洲不同，无需建造昂贵的堡垒，也不用送来巨额的投资；它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
我们无法想象出一个比巴西更舒适的殖民地。这里的经济增长平稳安定，国内发展温和内敛，在世界上丝毫不引人注目。巴西的一切如此平静，产品又如此单调，在仓库里只有大包大包的蔗糖与烟草，自然不能激发出欧洲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墨西哥的征服、印加的黄金、波托西的白银、印度洋的珍珠、美洲农场主与印第安人的争斗以及加勒比海上的抗争，这一切成为了浪漫的诗人与编年史家写作的动力，吸引了年轻人不羁的思想，赐予了他们冒险的欲望。而巴西在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从未赢得世界的关注。但是这种低调的隔绝却正是巴西的幸运。巴西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财富、它的黄金和钻石，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发现。如果这些金子在十六、十七世纪便为人所知，那些大国一定会为此产生激烈的争吵；征服者会从秘鲁、委内瑞拉以及智利出发，偷偷潜入到巴西境内；这里就会变成万恶的战场，就会被奴役、被撕裂。而直到1710年，巴西才突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黄金储备国。冒险家与征服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维列盖格农、沃尔特·罗里、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们也都同那个野蛮的时代一样，永远不会回来。曾经少数几个意志坚定的冒险者，仅靠四五艘船只就能征服整个国家，如今永远成为了历史。1700年，巴西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拥有自己的城市、要塞、港口。而比这些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民族团体也已经渐渐形成。它就像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愿为捍卫巴西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抵抗外国入侵牺牲最后一个人。即便是对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愿意缴纳赋税。如今，他们只需要两样东西——时间，以及更多的人。对于富有耐心的国家而言，时间会使它变得更加强大。
米纳斯·吉拉斯金矿的发现并不单单是巴西与葡萄牙的国内事务；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经济形势。根据维尔纳·桑巴特(5)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末期，如果不是巴西金源对欧洲经济命脉的强烈刺激与渗透，就不会有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直到那时，巴西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可它骤然抛向市场的黄金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几乎无法想象。按照罗伯托·西蒙森(6)的计算（这个结果十分可信），在1852年发现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之前，美洲其他地方所出产的黄金总和都抵不上米拉斯·吉拉斯山谷这半个世纪的开采数量。墨西哥与秘鲁的黄金点燃了十六世纪的狂热，使全球的货币总值增加了一到两倍（伟大的孟德斯鸠在著作《西班牙的财富》中描绘了这一情景）。可是这些金子只占到巴西——这个一直受到歧视的殖民地——献给宗主国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依靠这些金子，废墟中的里斯本才得以重建；依靠这上缴给国王的“五一税”，巨大的玛芙拉修道院才能够建立。英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正是得益于这金色的肥料；欧洲的商业与转型也正是由于这突然的暴富，才获得了即刻的动力。只用了短短五十年，巴西便成为“旧世界”的宝库，成为欧洲最富有也最值得嫉妒的殖民地。在那一瞬间，仿佛殖民者的所有梦想都得到满足，仿佛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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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故事从开端、发展到结尾都如此富有戏剧性，所以最好使用戏剧的形式描绘它的每一场、每一幕以及每一段情景。
第一幕开始于1700年前不久，在米拉斯·吉拉斯的山谷中。那时的米拉斯·吉拉斯还没有成为一个州府，只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一天，从圣保罗的一个小居民点陶巴特出发，几个人骑着马或驴子朝远方的小山前进。维利亚斯河也流经那里，在山谷中留下曲曲折折的印记。与无数其他的圣保罗人一样，这些人的启程十分随意，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切的目标。他们只是希望带回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者奴隶，或者牲畜，又或者是贵金属。接着便是出人意料的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不知道是已经得到密报还是仅仅出于偶然，竟在河沙中发现了几粒黄金。他将这些金沙装在瓶子里，带到了里约热内卢。就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这种神奇的金属带有令人嫉妒的色彩，只要看上一眼，就会引起狂热的迁徙。从巴伊亚，从里约热内卢，从圣保罗，成千上万的人匆忙赶往那里。他们或骑着马和驴子，或徒步行走，或乘坐圣弗朗西斯科河上的船只。这时，舞台监督需要在台上增添大量演员——水手抛弃了轮船，士兵逃离了营地，商人丢掉了买卖，牧者离开了神坛；而那些黑色的群体则是赶往郊野的奴隶。起初，这表面看来的幸运差点酿成史无前例的灾祸。蔗糖作坊废弃了，烟草生产也停止了，因为它们的负责人离开了这里，带走了奴隶。他们期待在米纳斯·吉拉斯，只用一周甚至一天的时间，就能得到耐心劳作一年的财富。船只不再装卸货物，往来欧洲的交通也中断了。一切都陷入停滞之中，中央政府不得不下达法令，禁止劳动力向内陆转移。就在沿海地区因为人口撤离而面临灾难的时候，内陆地区却因为移民的突然到来而遭受到与米达斯王相同的厄运：尽管拥有金质的餐具，却不得不忍受饥饿。这里有充足的金沙与金块，却没有面包玉米，也没有牛奶干酪。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没有水果、牲畜、粮食，无法养活这几万乃至十几万的移民。所幸的是，商人们也付出了十倍的努力，因为他们预计这里的货物能买到五倍甚至十倍价格，还可以用纯金作为交换。通过水路与陆路，运往这片荒野的食品与工具越来越多。人们开辟出了公路，利用起了圣弗朗西斯科河。这条夹杂着泥沙的河流此前一直做着平静的白日梦，几个月中都不会有一条船经过，如今却成为了最繁忙的河道。由奴隶推动的船只在河中来来往往，牛拉着车子在地上不断穿梭，而梦寐以求的金子则在小皮革袋中旅行。这项狂热的活动突然侵袭了这个平静的、几乎在睡梦中的国家。
然而，淘金热一直都是恶性的高烧。它刺激着神经，燃烧着血液，使眼神变得贪婪，让意识变得浑浊。短短一段时间，便出现了血腥的争斗。圣保罗的发现者抗击着后来的外乡人，一个人辛苦得来的财富会被另一个人用匕首夺走。然而在悲剧之中还混杂着荒诞可笑的因素。那些昨天还在乞讨的人们，如今却穿着奢侈可笑的服装卖弄；掘金者刚刚获得的财富，又在赌场上一输而空。第一幕的结尾十分有戏剧性：在狂热地挖掘了成千上万个地方之后，居然发现了比黄金更为珍贵的东西——钻石。
第二幕。一个新的主角登上舞台：这是代表葡萄牙权利的巴西总督。他视察了新发现的州府，以便保障国王能从中抽取五分之一的黄金。为了维护这里的秩序，在他身后站着成队的士兵和凶猛的骑士。他建立起了一个铸币厂，规定开采的黄金必须如数上缴铸造金币，以此保证严格的税收。尽管这些乌合之众不愿交税，但他们的反抗遭到了镇压。就这样，冒险者的无序活动慢慢变成了王权下的稳定产业。在黄金产地渐渐发展起数个广阔的城市：富镇、皇镇与阿尔布克尔克镇。这些城市迅速建起了棚屋与泥房，为十多万人提供了庇护；在当时，无论纽约或是北美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之匹敌。对于这些城市的生活状况，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甚至那个时代的世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葡萄牙决定保护自己的财富，下令禁止任何外国人靠近金矿，甚至一个钟点都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地区都被钢铁包围起来；在每个十字路口都设置了关卡，随处都能见到日夜巡防的士兵。没有一个旅行者能够进入这片区域，淘金者在离开前也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以防他们私带金沙外逃。一切违反政府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关于巴西金矿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能透露；寄往国外的信件，一封也不能发出。安东尼尔(7)所写的那本关于巴西财富的书籍，也在审查中遭到禁止。只有葡萄牙了解巴西的价值。它使出了一切手段进行监视，避免引起其他国家的贪婪与妒忌。只有王室与金矿的官员知道哪里能够开采钻石与黄金，也只有他们知道国王究竟从中获取多大的利益。葡萄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