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未来之国_第8节

用。但民众们却热情洋溢，在狂喜的呼喊中迎接他们的国王，将他唤作“巴西皇帝”。因为直觉告诉他们，既然宗主国逃到这里寻求保护，就不会再将巴西当作低级的殖民地。事实上，国王刚刚抵达巴西，所有的壁垒便统统瓦解。他们首先开放港口，允许同世界各国展开贸易；然后解放工业生产，赋予它以绝对的自由；还开办了一家银行，取名为“巴西银行”。他们还组建了各个部委，筹措起一间皇家印刷厂：此前一直遭到禁言的巴西，终于印出了第一份报纸。随着一系列机构的设立，里约不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同时也成为了学术中心、文化博物馆和天然植物园。但直到1815年，巴西才取得了同宗主国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对曾经的主仆，如今终于成为兄弟。倘若提早十年，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国务活动家几个世纪都无法取得的成果，居然用如此短暂的时间便实现了。这都要归功于拿破仑，是他改变了这个世界。得益于这份幸运（也即是葡萄牙巨大的不幸），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将一国夷为平地、让人们血流成河的战争放过了这个受到上天眷顾的国家。这个时代的欧洲动荡不安，巴西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巩固国界。早在1750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就已宣告无效。在穿越亚马逊的旅程中，这个新的王国向西扩展了太多太多。他们向南取得了南大河州，向北则占领了圭亚那这一备受争议的地区。当时欧洲各国正为维也纳会议忙碌不堪，若昂六世便抓住这一契机，先是发动突然袭击占领蒙得维的亚，随后又将乌拉圭作为西斯普拉提那州并入巴西，尽管这个格局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十九世纪，巴西的边界已经彻底确定下来。

在葡萄牙王室停留的这段时间，巴西不仅取得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也收获了巨大的道德优势。自从彭巴尔侯爵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去之后，这是葡萄牙精英阶层第一次在巴西首都定居。为了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国王专程请来了法国及奥地利的画家与研究人员，由他们负责建造各个机构。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才有了真正属于里约的图画、雕塑以及值得一读的科学与文学作品。自从成为国王的避难所，巴西便再也不是一块蛮荒之地。短短几年之间，它已经成为一个以欧洲文明为蓝本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最光荣显耀的王室所在地。没有什么比奥地利国王的举动更能体现这个年轻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了。自拿破仑倒台之后，奥地利便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即便是奥地利国王，也将巴西王位的继任者佩德罗(35)当作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才会将玛丽·路易莎(36)的妹妹、他的女儿利奥波丁娜嫁给佩德罗为妻。为了迎接利奥波丁娜，里约热内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如果若昂六世能顺从自己的心意，他就会永远留在巴西。因为他像所有人一样，很快便发现了巴西的美好与潜力。然而，葡萄牙对此充满妒忌。既然拿破仑已经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欧洲也已经恢复了平静，国王便理所应当立即返回。召唤已经渐渐变成了命令，如果若昂六世不予听从，他很可能会失去祖辈传下来的王位。他不断地将启程日期一推再推，却还是不得不走：1821年，若昂六世返回里斯本。在走之前，他亲自选定了自己在巴西的代理人，也就是王位的继承者——佩德罗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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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六世在巴西居住了十二年，足够他明白在新的世纪，巴西已经变得多么强大、自由和独立。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个不祥的预感，担心由两个相隔三千英里的国家所组成的联邦无法永远存在下去。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指定佩德罗王子为巴西摄政王，并且建议他在必要情况下，宁可亲自戴上巴西的王冠，也不能让它落在任何一个冒险家手中。就这样，国王的离去加速了巴西寻求独立的民族化进程，而王位的继任者对此非但不反对，反而加以支持。在公然的反叛之后，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1822年9月7日宣告巴西独立。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若泽·布尼法西奥·德·安德拉德·伊·西尔瓦的帮助，后者是巴西人中第一个政治家，拥有很高的智慧，知道如何利用王位继承人的野心。同年10月12日，摄政王向国家宣誓，保证自己并非专制君主，而是受宪法约束的国王。人们便拥立他为巴西皇帝，世称佩德罗一世。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役——敌人一部分是忠诚的葡萄牙军队，一部分是革命运动分子——巴西便获得了平和的外部环境；可若想赢得人民内心的平静，却面临更多困难。巴西独立的情感，因着突然的胜利而飘飘欲仙，却还希望看到更加夺目的荣耀。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第一位皇帝是真正的巴西人，人民也不会谅解佩德罗一世的葡萄牙出身。甚至有人怀疑，待若昂六世死后，他就会将两个国家合二为一。佩德罗一世又过于浪漫而不切实际，怯懦而缺乏勇气。他沉浸在男欢女爱之中，为了讨好情人桑托斯侯爵夫人，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这个皇帝实在无法赢得人民的敬重。

在同阿根廷的大战中，巴西又失掉了西斯普拉提那州，从根本上动摇了佩德罗一世的统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场战争为巴西带来了政治优势，因为乌拉圭的独立解决了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所有冲突，这两个兄弟国家的友谊也由此建立起来。但是1828年的巴西却只想着拉普拉塔河河口。这个它多年以来所觊觎的目标，如今彻底失去了，巴西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沮丧。1826年，若昂六世驾崩。佩德罗一世拒绝了理当由他继承的葡萄牙王位，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巴西利益的考虑。可是这一举动毫无用处——在巴西，佩德罗一世仍然是一个外国人，民族主义因素对他的反抗也越来越强烈。七月的法国革命使他彻底失去了民心，因为法国模式深深吸引了巴西议院。他们按照法国人的样子演讲、辩论、制定法律，他们对法国的模仿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巴西重要的政治家都更名为拉法耶特或者本杰明·康斯坦特。要想在共和革命中保住王权，这个不得人心的国王就必须退位。因此，在1831年，佩德罗一世将王位让给了儿子。他对当时的境况有着清晰的认识：“我的儿子比我更有优势，因为他是巴西人。”万幸的是，这次禅位再次体现了巴西传统：无论怎样的政治斗争都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而不会有太多的流血牺牲。巴西的第一位君主顺利离境，没有受到任何的追捕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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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佩德罗二世拥有哈布斯堡与布拉甘萨血统，在父亲禅位时他只有五岁。作为“幼年皇帝”的监护人，若泽·布尼法西奥在台前幕后教授给他大量政治诡计。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巴西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受到葡萄牙的监视。对它来说，议会权力与出版自由过于新鲜，马上便迷倒了所有的人。人们争论不休，政治氛围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他们只是因为热衷政治喜欢辩论，并非真有什么外部诉求。一个党派为建立共和国而努力，另一个党派则想让佩德罗二世早些即位；不仅党派明争暗斗，个人恩怨也掺杂其间。没有一届政府、没有一个党派能够稳固不变。摄政王不断更换，七年之内就换了四个。直到1840年保守党派宣布佩德罗国王已经成人，才获得了一些安宁。1841年6月18日，十五岁的少年国王正式加冕为巴西皇帝。

对于争吵不休的南美政客，外界一直抱着怀疑态度。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佩德罗二世即位之后，巴西派特使秘密前往欧洲，希望能给年轻国王找到一位公主为妻，却遭受了冷漠的接待。特使首先来到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少年皇帝关系最近的亲属。尽管在二十多年前，这个强盛的帝国毫不犹豫地将公主嫁给了佩德罗一世，如今的权臣梅特涅对这一请求的态度却是犹豫而冷淡。由于政局不稳、叛乱频发，南美国家已经无法取得欧洲的信任。1841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公主漂洋过海，前往一个比海洋还危险的地方；而即便是级别最低的公主，也对大海那边的王位不感兴趣。特使在维也纳的待客室徒劳无功地游荡了一年，最后不得不满足于找到一个那不勒斯公主。她既不漂亮也不富有，同她未来的国王丈夫相比，她唯一超过他的便是年龄。

可是这一次——就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些职业政客却算错了。这位年轻的君王和平统治了近半个世纪，保住了这个很难维持的地位，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与爱戴。佩德罗二世天性喜爱思考，他更像是一个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与藏书家，而不是一名政客或者军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生平最大的愿望便是收到曼佐尼、维克多·雨果或巴斯德的来信，而不是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凯旋。尽管他长有漂亮的胡须，英俊潇洒受人欢迎，却不愿意抛头露面。他喜欢留在佩德罗波利斯，同他的花草一起；或者前往欧洲，流连于书籍与博物馆之间。他性格温和，行为处世也同他的国家一样：在他任期内的唯一一场战争，还是由于巴拉圭独裁者洛佩斯的挑衅，才被迫应战。巴西得胜之后便立即同邻国言归于好，甚至主动将战利品退回给战败国。巴西皇帝于外独当一面，于内谨言慎行；政治家们高瞻远瞩，总能以国际仲裁或相互协商的形式解决边境冲突；国内经济繁荣发展，与其不断向外扩张，不如维持国内稳定。正因为如此，在佩德罗二世统治的五十年里，巴西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尊重和认可。

在这些年里，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奴隶制度。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如果强令废除，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牺牲。从一开始，奴隶制度便是巴西工农业发展的基础，如今国内仍没有足够的机器与自由工人来取代那几百万黑色的双手。但是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奴隶制度已经从社会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负。巴西于1810年便同英国签订协议，但直到1831年才全面禁止进口黑奴，一同禁止的还有黑奴运输。1871年，为了完善保护法令，又出台了《奴隶子女自由法》，保证奴隶的孩子出生便能获得自由。依靠这两个法令，废除奴隶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奴隶来源已被封锁，随着现有奴隶的死亡，巴西以后将全部都是自由人。可事实上，无论奴隶商人还是农场主都没有将这些法律放在眼里。1846年，奴隶运输已经禁止了十五年，可仍然有五万奴隶进入巴西。1847年，数字增加到五万七千人；1848年，又增加到六万人。这些“黑色象牙”的商人势力强大，无视一切国际条约，英国不得不装配炮艇抓捕非法运输的船只。年复一年，奴隶问题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自由团体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立即全面废止这项“黑色的罪行”。但种植业的反抗亦日趋激烈，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害怕采取突然措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十分之九的经济收入都要依靠奴隶完成。

但对国王来说，这个问题却造成了他个人的困扰。作为一位学者和自由主义者，他推崇民主、富有感情。尽管他也带有一点哈布斯堡家族的冷漠，但却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奴隶受苦。他高调反对所有从事这项肮脏业务的人；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只要他的财产同贩卖奴隶有关，皇帝就拒绝为他封爵授勋。可就是这样一个文雅的人，在他探访欧洲时，尤其是在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巴斯德、沙尔科、拉马丁、雨果、瓦格纳、尼采——面前，却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只有在他统治的国家里，奴隶依然生活在皮鞭与铁链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必须克制自己，尽量避开相关话题，这是巴西最明智的人——里约·布朗库子爵——给他的建议。“不要为了奴隶问题大动干戈”，里约·布朗库在临死之前仍不忘劝告。他希望能用巴西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即和平的方式。奴隶问题的后果难以预料；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间的冲突十分激烈，皇帝只能尽量从中调解，因为无论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皇权的倾覆。佩德罗二世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尽管私底下人尽皆知，但在1884年前的四十多年里，他都尽力隐藏自己的观点。1885年的临时法令宣布解放所有的奴隶，甚至包括七十岁的老人；巴西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可是皇帝如今年老多病，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而如果想让最后一个奴隶恢复自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佩德罗二世对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便越来越明显；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也赞同父亲的做法。1888年5月13日，盼望已久的法律终于颁布，规定所有的奴隶立即恢复自由。

年迈的皇帝险些没有看到宏愿的实现。里约热内卢全城欢庆废除奴隶制度时，佩德罗二世却躺在米兰的酒店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一直热衷于学习知识，四月份还参观了博物馆，拜访了几位意大利学者。他先后到达卡普里岛，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并在威尼斯美术学院漫游，仔细欣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晚上，就到歌剧院听爱莲诺拉·杜丝唱歌，或者接待巴西作曲家卡洛斯·高梅斯(37)。沙尔科与另外三个医生负责照顾他，但是皇帝的病情如此糟糕，已经做好了临终圣事的准备。任何药品与治疗手段都比不上奴隶制废除的消息，电报给了他新的活力，使他在艾丽丝莱班与戛纳迅速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