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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着一个关于黄金国的传说。也许黄金国就在巴西呢？正是带着对传说中金矿的向往，圣保罗人才会翻山越岭，开辟蹊径，逆着风向不断前行。那时，稀有金属的矿藏还未被发现，“腹地的赫拉克勒斯”费尔南·迪亚斯(29)还没有找到翡翠，他们却找到了另一样东西：人。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凶残地捕捉奴隶。对于圣保罗人来说，与其到巴伊亚市场上购买黑奴，还不如骑马追捕土著人；不但更加简单有趣，热闹的围捕还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可他们最终发现，追逐受到惊吓的土著人并不容易，不仅要长途跋涉，还要深入丛林。而到耶稣会士建立的殖民区内抓捕就容易多了，那里印第安人组织有序，而且学会了如何工作。
这种强盗式的捕猎活动显然是非法的，因为国王曾经明确表示土著人是自由居民。安谢塔绝望地指出：“对于这种人而言，刀剑才是最好的布道。”单单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这些强盗摧毁了耶稣会士历尽艰辛才创造出的殖民成就；他们清空了曾经的居民点，将恐惧散播到安宁的村落，他们不仅掠夺毫无防备的土著居民，甚至连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也不放过。可是圣保罗人经过世世代代的混血融合，如今已经太强大了。无论是法律还是命令，都不能使他们有所畏惧。就算是教皇训喻要反对他们，在这荒山野岭的腹地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对土著人的劫掠越来越残暴，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多。在德布雷(30)十九世纪初创作的《巴西历史风情之旅》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最恐怖的画面，其中的男女老少全身赤裸，被铁链捆成一排；残暴的捕猎者像驱赶牲畜一样驱赶他们。
即使如此野蛮的行径，在巴西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功劳。对一夜暴富的追求尽管可鄙，却也是鼓励人们到荒远之地的潜在动力；是它推动了腓尼基人的船队，是它将征服者吸引到新大陆上，也是它——这人性中最糟糕的弱点——将人类从安定与停滞中强拽出来。就这样，那些只想着抢夺掳掠的圣保罗人反倒推动了巴西文明建设的进程，因为他们漫无目的的游窜促进了对巴西地理情况的认识。他们由巴伊亚沿圣弗朗西斯科河逆流而上，又从圣保罗沿巴拉那河与巴拉圭河向米纳斯进发，他们翻山越岭开赴马托格罗索与戈亚斯，甚至原始丛林也留有他们的足迹。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是他们寻觅并开辟出了最初的道路；在他们破坏居民区的同时，却又创造了新的居住地。他们在一些地方留了下来，那里便形成了村落。这些村落就像种子一样，以它们为中心的枝叶，慢慢延伸到了人迹未至的地区。对于耶稣会士的殖民计划，他们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可他们对于未知区域的好奇探索，又大大加快了移民进程。正如歌德所说，这种力量“常想作恶，反而常将好事做成”(31)，这一力量在巴西的建设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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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这些圣保罗人，最先深入到米纳斯·吉拉斯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并在维利亚斯河里发现了第一批金子。其中一个将这个消息带到了巴伊亚，另一个人将它带到了里约热内卢。在这两个城市与其他许多地方立刻掀起了一股移民热潮，人们竞相赶往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庄园主带走了全部奴隶，作坊遭到废弃，士兵擅离职守。在金矿附近，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形成了许多城市，包括富镇、皇镇、阿尔布克尔克镇，其居民总数达到了十万人。很快地，他们又发现了钻石。巴西在一夕之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也成为了葡萄牙王室最宝贵的财富。从那时起，巴西不仅黄金产量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还包揽了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钻石的出产。
起初，这个新州府一片混乱。由于在殖民初期，遥远的山谷并未受到政府监管，移民者也未受到法律义务的约束；所以中央政府想要在此确立秩序时遭到了激烈反抗，就像之前耶稣会士所遭遇的那样。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圣保罗人抗击着“印博阿巴”(32)与沿海地区的入侵者，并在数次决战之中战胜了国王的权威。诚然，将这些淘金者聚集起来的是贪婪，因为他们不愿同别人分享这从天而降的财富。可在这固执的立场之后还暗藏着一种高尚的心理，那就是民族主义。在最初反抗葡萄牙当局的斗争之中，圣保罗人已经在不经意间表明：巴西土地上的财富只能归巴西人民所有。那些由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的奴隶——开采出的金矿，却被运到另一个国家建造巨大的宫殿与修道院；而这个国家远在千里之外，在大海的另一端，在一个他们永远也见不到的地方。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场由淘金者领导的反葡起义，已经可以看作争取独立斗争的序曲。半个世纪之后，就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城市，受到压制的力量再一次激发出来。正是黄金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巴西的富有；从这一刻起，巴西再也不需要依靠宗主国的施舍。它已然是一个自由国家，因为葡萄牙所给予的，它已经百倍奉还。
这场淘金热只持续了不到五十年。金矿的枯竭对葡萄牙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巴西历史上惯有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宗主国的灾难却恰恰是殖民地的幸运。巴西的黄金来源刚一切断，葡萄牙便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连彭巴尔侯爵也无法控制，并在最后直接导致了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及国会的解散。金矿的发现打破了原先的平衡，巴西的居民分布由此得到重新确定。大批居民涌入荒无人烟的内陆地区，后来金矿枯竭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淘金者却宁肯留在肥沃的米纳斯·吉拉斯，也不愿回到沿海地区。圣保罗的故事再次上演：人们在新的州府定居下来，并且找到了连接外界的媒介——圣弗朗西斯科河。巴西从最初的沿海地区慢慢发展为真正的国家。
对于巴西来说，自我认同比开采金矿更为重要。同法国人的斗争使他们一路向北来到马兰尼昂，而对未知区域的大胆探索与西部人口的大量增长，则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亚马逊的峡谷、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南大河及许多其他的州府。在地理范围上，每一个州府都相当于一个无所不能的欧洲国家，就同德国、法国、西班牙一样，甚至比它们更大。在那个时期，美国领土才开发出六分之一，而面积相当的巴西却已经勘探到了每一块土地。它小小的宗主国早已不能发号施令，因为如果在辽阔的殖民地上勾勒出它的轮廓，葡萄牙看起来就像巨大毛巾上的一个墨水点。在1750年的马德里条约上，西葡双方试图将巴西与西属殖民地的界限确定下来。西班牙不得不愤怒地承认，巴西的边界已经不能限制在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碍于巴西殖民活动所取得的事实权利，之前条约上的内容宣告无效。就这样，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欧洲与巴西才慢慢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悄无声息的缓慢发展，巴西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它已经脱离了幼年时代，摆脱了经济依赖，并且越来越感受到局促与不公——它要摆脱葡萄牙的压制，寻求自由的发展道路。
为了从殖民地榨取更多的利润，葡萄牙王室向巴西下达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切断它同世界的贸易交流。举例来说，尽管巴西棉花产量丰富，葡萄牙政府却不允许它开展纺织业，强迫巴西从里斯本进口棉织品。这一类的禁令不断增多，以至接近暴政。1775年下达了一条禁止生产肥皂的法令，随后酒精产业也遭到打压，迫使消费者饮用更多葡萄牙生产的酒。任何人若想进入总督府邸，就必须身穿葡萄牙的纺织品。他们甚至禁止这个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种植水稻，禁止在这个哲学与启蒙时代印刷报刊，禁止巴西人购买外国船只，也禁止外国人居住在里约热内卢或停泊在附近的港口。他们将巴西封闭起来，仿佛它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花园。直到十九世纪洪堡(33)探索巴西，希望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将巴西真正介绍给世界的时候，葡萄牙方面还秘密下令，要想方设法为难“这位洪堡男爵”。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巴西人民会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尽管英国作为宗主国，比葡萄牙更加明智温和，美国依然通过武力取得了自由。巴西变得愈发商业化，这使得巴西生活最早的组织者——耶稣会士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些早期的殖民者也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竞争，最终在彭巴尔侯爵的命令下离开了巴西。但巴西人民依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巴西总督只想着葡萄牙的利益，对巴西的独立发展毫不关心。在巴西地下慢慢发展出一个反葡萄牙的团体。当时，这一组织的目标还只是要葡萄牙政府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认同巴西的贸易自由。巴西人民天性如此，既不激进也不反叛；如果依靠温和精明的手段，统治这里并非难事。可里斯本并不理解巴西的需求，甚至连彭巴尔侯爵也不例外。他试图用启蒙时代的方法引导里斯本，却都徒劳无功；他在某些方面优化了巴西经济，但却未能促进巴西的全面发展。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在他看来是现有问题的缓解剂，却遭到了葡萄牙民众的强烈抗议，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毫无益处。不仅如此，连殖民者也将原先对于耶稣会士的愤恨统统转嫁到了葡萄牙身上。在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已经出现过多起抗税事件，只是由于他们彼此缺乏联系，才没有掀起大乱。这些抗税事件大多都是区域性的，仅针对新的税收或压迫，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因此并未对葡萄牙权威造成真正的威胁。直到十八世纪末，才由“米纳斯谋反”的密谋者们组织起一场全国性的反叛运动。这场运动目标清晰，饱含着理想主义。
“米纳斯谋反”是青年人的合谋，因此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们大胆的演讲与诗篇中，尽管没有突出的技巧，却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活力与风貌。1788年，一个巴西青年学生团队来到蒙彼利埃大学，在那里热烈地讨论民族解放的必要性，并且希望能与美国驻巴黎大使杰斐逊签订协议，以获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与支持。尽管没有实际行动，这个想法却未曾消逝。黑金市是当时精神文化最为繁荣的城市，部分学生到达那里之后，马上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由刚刚从科英布拉归来的若泽·阿尔瓦雷斯·马西埃尔和人称“拔牙者”的若阿金·若泽·德·西尔瓦·夏维埃尔担任领袖。这是巴西第一次真正的解放运动，“拔牙者”更是成为了举世称颂的大英雄。知识分子一直都是密谋行动的中坚力量——医生、诗人、牧师、法官——正是这个激昂的社会群体在同一时间领导了法国大革命。他们喜爱辩论、热爱发言，却在这一次说了太多的话。这些密谋者在激情的感召之下，尚未制定出严密的计划，便认为自己离胜利不远了。他们急切地寻找追随者，却不知一切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如此一来，政府便在同谋者中安插了许多间谍，并赶在他们行动之前发动突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被判流放非洲；诗人卡劳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在狱中自尽；唯有“拔牙者”在法官面前毫不讳言，被判处死刑并以最残酷的方式执行。1789年4月21日，“拔牙者”在里约热内卢行刑。他备受折磨，遗体被分成许多块，曝陈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各个地方“以儆效尤”。可是，解放运动的火种并未扑灭，而是存留于灰烬之中。十八世纪末的巴西，同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已经做好了脱离欧洲的准备；它们要做的，只是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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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将巴西的独立推迟了二十年。在拿破仑战争中，葡萄牙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拿破仑与英国这两个巨人的鏖战之中，小国理当退居到战争边缘，保持中立地位。但当暴力持续了一个世纪之后，渴望和平的国家已没有了退路。一边是觊觎葡萄牙港口的法国，一面是亟需打破陆地封锁的英国，葡萄牙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对于若昂六世来说，这个决定背后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拿破仑控制着陆地，英国则是海上霸主。如果国王无视拿破仑的要求，法国就会入侵里斯本，葡萄牙就会沦陷。如果国王拂逆了英国的意愿，海路就会遭到封锁，他们就会失去巴西。是承受拿破仑军队的硝烟还是面对英国舰队的战火，在这艰难的抉择之前，葡萄牙宫廷也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英国，一派倾向法国。国王迟疑不决，正是在迟疑之中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巴西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变得比宫廷还要宝贵；它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殖民地了。他预感到巴西将会比葡萄牙更加富有、更加强大，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在判断的天平上，巴西第一次赶上了葡萄牙！
1807年，拿破仑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表明立场，说明是赞同他还是反对他。在这最后一刻，布拉甘萨王族作出决定：他们宁愿放弃里斯本和葡萄牙，也不能失去巴西。当朱诺特(34)赶到里斯本港口时，王室成员与一万五千名随行人员已经匆匆登船。所有的贵族、执政官、教士与将军，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两亿克鲁萨多——都在英国舰队的护送之下渡过了大西洋。正是得益于这场战争，三个世纪以来才第一次有王室成员踏上了巴西的土地，而这个人就是葡萄牙国王！
巴西总督及其管家感受到巨大的惶恐。里约热内卢没有宫殿，也没有足够的房间被褥供庞大的王族与贵宾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