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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原始居民的热情招待。他们浑身赤裸、毫不掩饰，裸露的身体直面世人，“如脸庞一般天真无邪”。尤其是这里的女人，不仅身材曼妙、十分顺从，而且不问对象（这一点也受到后来殖民者的赞扬）。是她们让船员忘记数周的压抑。那时，他们并未对内陆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或占领，因为卡布拉尔在完成了这个秘密使命之后，还要继续履行他的官方目标，尽快到达印度。他们在巴西一共停留了十天，于5月2日启程向非洲进发。在此之前，卡布拉尔指派贾斯帕尔·德·赖默斯率领一艘帆船沿巴西海岸向北探查，然后返回里斯本报告大发现的消息，并带回了一些新大陆上动植物的标本。
不管是秘密指派还是出于偶然，卡布拉尔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了葡萄牙。宫廷愉快地接纳了这一消息，但却没有特别兴奋。葡萄牙正式告知西班牙君主，以确立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然而，这块“没有金银，甚至连金属都没有”的土地起初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葡萄牙发现了太多土地，占有了世界上太多地方，已经穷尽了这个小国的能力。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又确立了它对香料的垄断，仅此一项就是无比巨大的财富。里斯本人知道，在卡利卡特和马六甲，有无数的奇珍异石、绫罗绸缎、珠宝香料，这些几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正等着他们去掠夺。而将东方文明古国丰饶的财富掠为己用的野心，则给葡萄牙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勇气，在世界历史上鲜有比拟。连《葡国魂》也无法使我们理解这次远征，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葡萄牙期望用几个人、几艘船同时征服三块大陆及所有大洋。这个小国，两百年前才从摩尔人手中取得独立，国库毫无储蓄可言；它的国王，每准备一支舰队，都不得不向银行家与商人请求借贷。葡萄牙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无法同时向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非洲人、土著人开战，不能在三大洲的所有地方建立殖民地和防御工事。然而，如奇迹般，葡萄牙释放出了全部力量，无论是骑兵还是农民。哥伦布曾经气愤地声称：在葡萄牙，连裁缝都离开作坊、告别家人，投入到远征的队伍之中。全国各地的人们，无论是何职业，都奔赴港口。尽管按照若昂·德·巴胡斯的名言，“海洋已经成为葡国人最大的坟墓”，他们却无所畏惧，因为“印度”一词拥有更加神奇的力量。对国王来说，一艘从宝库返航的帆船能够弥补十艘沉船的损失；对个人而言，与风暴斗争、与死神较量能够为自己取得财产，更能为子孙谋得富贵。既然世界宝库的大门已被强行打开，自然没人愿意继续留在祖国的“小房子里”。这种举国一心的愿望给了葡萄牙狂热的力量与巨大的勇气，使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成就。
在这番激情与狂热之中，“发现巴西”这一重要事件竟被忽略了。卡蒙斯的史诗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在千万行诗句之中，巴西的存在与发现只占了寥寥数语。瓦斯科·达伽马的水手不仅为葡萄牙带回了绫罗珍宝、奇石香料，还带回了一个重要消息：当地首领与酋长的财富，比这更要多千百倍。与此相比，贾斯帕尔·德·赖默斯带回的东西是多么无足轻重！五颜六色的鹦鹉，几样木材标本，一些干果和令人沮丧的消息——别想从这些赤裸的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没有带回哪怕一粒金子、一块宝石、一袋香料；而这些东西，只要一点点，就抵得上整片的巴西木林。奇珍异宝只靠枪炮就能轻易取得，而巴西木的树干，却需要经过砍伐、刨锯、运输、贩卖。即使“圣十字岛”（或者“圣十字地”）藏有潜在的宝藏，也需要常年的勘探与发掘。可对葡萄牙国王而言，为了归还之前的借贷，财富必须马上兑现。他必须将船派往印度、非洲，派往东印度群岛，派往遥远的东方。因此，在非洲、亚洲、美洲三姐妹中，“圣十字地”便成了李尔王的考狄利娅。尽管在父亲面前饱受歧视，在灾难面前，却只有她能保持忠诚。
葡萄牙沉醉于辉煌的成就之中，起初并没有注意巴西。这是当时情形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自然不能燃起民众的热望。德国和意大利的地理学家在地图上随意勾勒，在海岸线旁写上“巴西”或者“鹦鹉之国”；毕竟“圣十字地”上的荒芜与翠绿，根本无法吸引航海者和冒险家的注意。然而，尽管曼努埃尔国王没有时间与财力开发这片土地，也决不会让其他国家占去分毫。因为巴西守护着通往印度的航线，更因为沉醉于冒险与征服的葡萄牙帝国，希望将整个世界揽入怀中。通过不懈努力和非凡手段，葡萄牙说服西班牙承认其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一区域归葡萄牙所有。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块土地——它们需要的只是钻石、黄金——可两个国家却差点为此大动干戈。不过，它们马上意识到这样做非常荒谬，因为双方都需要人手去开辟从天而降的新土地。1506年，西葡两国达成一致，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终于不再是一纸空文。
对于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如今已经无需畏惧。可法国，由于在西葡分割世界时未能尝到甜头，便开始明目张胆地染指这片广阔的土地。在尚未有人居住的海岸旁，有越来越多来自迪耶普或勒阿弗尔的船只。它们来此砍伐巴西木。那时，巴西港口还没有葡萄牙的驻军，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盗窃行径。葡萄牙的合法权益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法国只需三五船只、少许装备，就能征服整个巴西。保卫广阔海岸的最佳方式就是殖民。葡萄牙国王要想将巴西归入囊中，就必须派葡萄牙人去那里居住。在那里，广袤的国土尚未开发，诸多可能性都等待着双手去创造、去探索。而每一个到达那里的人都会向葡萄牙呼唤，请求派来更多的人。这种呼唤由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巴西历史，“人，人！”就像是渴望成长的自然之声，为了完成真正的目的，为了成为伟大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条件便是：人。
可在这个人丁稀少的小国，如何找到那么多的殖民者呢？葡萄牙在扩张之初，至多拥有三十万成年男子；其中最勇敢的十分之一，早已登上甲板扬帆起航；而这些人中，十有八九已经牺牲，或葬身大海，或身染重疾。村庄已经废弃，田野已经荒芜，想要找到水手士兵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冒险家也不愿意去巴西。而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贵族、军人、骑士——也拒绝前往。因为他们知道，在“圣十字地”没有黄金、象牙、玛瑙，也没有令人向往的荣耀。原始丛林同人类文明相隔绝，文人学者又能有什么作为？而商人面对赤裸的食人部落，又如何做得成生意？一艘前往东印度的船只足以弥补上千倍的风险，可往返巴西一次，能带回怎样的货物呢？那些最贫穷的农夫，宁可种原有的农田，也不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承担被食人族吞掉的风险。在所有的贵族、富商、文人、政客中，没有一个愿意到这道荒芜的海岸。因此，最早在巴西定居的人，不过是滞留的水手或是叛逃的士兵。出于偶然或懒惰，这些人为殖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生育了无数的混血儿，无数的“玛麦鲁古”(4)。据说他们每人都有三百个后代。可最终，这里只留下了几百个欧洲人，尽管当时已经探明的土地已经同欧洲差不多大小。
因此，葡萄牙帝国不得不采用西班牙试行过的流放制度，强制推动巴西移民。地方法院接到通知：倘若罪犯愿意前往巴西，则可以免除刑罚。何苦要让监狱人满为患，还要用国家的钱供养他们？最好将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在新大陆度过余生。毕竟在那儿，他们还能有些用处。就好像高效的肥料，自身虽不干净，却能够最有效地滋润土壤，促进丰收。
真正自愿来到巴西的只有刚刚受洗的犹太人。他们不带手铐脚镣，不为污名所累，没有刑罚在身。但他们的自愿也不纯粹，还夹杂着恐惧与逃避。在葡萄牙，接受洗礼并不意味着虔诚，更是为了逃避火刑。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宗教裁判所的阴影。那么，趁着宗教法庭的毒手还未延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最好及时抽身逃往新大陆。受洗或者仍未受洗的犹太群体在港口定居，他们才是这里最初的殖民者。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新的基督教徒不仅最早组建家庭，而且率先开展商业活动。凭着对全球市场的了解，负责对巴西红木的砍伐与装运。这是巴西当时唯一的出口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许经营权由国王授予其中的一名殖民者——费尔南·德·诺隆亚所有。无论葡萄牙还是外国船只，都常常来购买这种特殊商品。自伯南布哥到桑托斯一带，渐渐形成了许多小型的沿海村落，也即未来城市的雏形。此时大大小小的舰队经过多次探索，已经到达拉普拉塔河并绘制了海岸线图。然而，在狭长的海岸背后，巴西那无边无际的国土，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领地。
最初的三十年间，巴西发展缓慢，而且慢得危险。为了得到木材，新港口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却没有经过葡萄牙的许可。1530年，葡萄牙国王终于下令，向巴西派遣一支小型舰队，由马丁·阿方索·德·索萨担任指挥。舰队刚刚抵达，便当场擒获三艘法国货船，并在第一时间向君主汇报那已听说了无数次的观点：倘若不想失去巴西，就必须进行殖民。然而，自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萄牙国库一直是空的。印度的驻军、非洲的要塞、必要的军事供给，都在不断消耗着葡萄牙帝国的财富与能力。若想殖民巴西，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取得了良好效果，即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促进殖民进程。既然巴西国土尚未有人居住，便将它分为十二个长条，每一条赠与一位公民。受赠者需要在其领地上种植开垦，吸引更多的人居住；而一切收益都归受赠者所有，且其后代享有完全继承权。获赠的每一块领地都是一个真正的王国——都比葡萄牙国土还大，有些甚至抵得上法国和西班牙。在葡萄牙本国已经一无所有的贵族，在印度战争中功勋卓著而要求奖赏的将军，抑或是像昂·德·巴胡斯一样让国王对他心存感激的史官，所有这些人都在分封的行列。每一块巨大的领地都包含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开垦土地，间接地为祖国捍卫领土。
这种方式既无组织也无计划，但作为最初的殖民尝试，却极其慷慨。受赠者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只需承担很少的义务，便可以自由铸造货币，拥有完全的领主权利。如果能够成功吸引大批人口居住，他们子孙的财富将堪比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可是，这些受赠者大多已不再年轻，为了替国王效命，他们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如今接受这块赠予的土地，只当是留作子孙的遗产，并没有精力进行殖民。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只有圣文森特和伯南布哥（原名为新卢济塔尼亚）两块领地得到发展，这要归功于种植甘蔗的明智选择。而在其他地方，由于领主的无所作为，劳动力的缺乏，土著人的仇视以及陆地与海洋上的各种灾难，很快便陷入到混乱之中。整个海岸面临着分裂的威胁。他们彼此隔绝，意见不一。既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防御能力，更没有要塞与士兵。在领地之上，无论是凶猛的敌人还是狂妄的海盗，都肆无忌惮、随意劫掠。1548年5月12日，绝望的路易斯·德·高雅斯写信给国王：“……若陛下不尽快救助巴西海岸与各处领地，不仅我们会失去生命与庄园，陛下也将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葡萄牙向巴西提供统一的组织力量，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只有国王派一个全权代表作为巴西的最高长官，并配备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及时恢复秩序，将正在四分五裂的巴西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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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巴西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葡萄牙国王及时听到巴西的呼救，并于1549年指派多梅·德·索萨为最高长官，在巴西设立首都，建立中央政府，掌管巴西全境。首都地点不限，但最好在巴伊亚。
多梅·德·索萨早在印度与非洲就已展现过非凡的才能。除了必要的随从之外，他还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流囚。他们将成为城墙内外最早的居民。建造城市的必要材料一到港，每个人立即投入到建设之中。只用了四个月时间，便修起了城墙及防御工事，拆掉了破败的泥草房，代之以教堂别苑。他们在临时政府大楼里设立了两个行政处，分别用以管理首都与殖民地。为了司法的公正及实际的需要，他们还建起了一座监狱。这也是一个警告，预示着从此之后，一切法令都必须严格执行。在每个人心中，他们再也不是被祖国遗忘抛弃的流人了，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需要遵守国家法律，能够受到军队保护。有了首都和中央政府，巴西终于获得了头脑与灵魂，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多梅·德·索萨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囚犯。他们或举起武器捍卫领土，或操持工具建设家园。然而，这一千个人的价值却仅仅体现在身体与力量之上。对于巴西的命运而言，他们的重要性还不及六个衣着朴素、身穿黑袍的人。国王派他们随多梅·德·索萨一起，在巴西提供精神劝解及导引。这六个人带来了最珍贵的、也是这片土地和人民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传递了一个思想，并借此创造了真正的巴西。这六名耶稣会士怀着尚未偃息的最初活力；因为他们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