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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百分比用于回忆，多少百分比用于将来。我们可以这样来发现人同时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人的时间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根据对每一个人来说将是决定性的时间观念，有把握地确定三种基本类型的人。我回到偶然性上来。如果没有数学上的探讨，对于生活中的偶然性能够说出什么有分量的话呢？只不过当今没有关于存在的数学。”
“关于存在的数学。绝妙的发现。”阿弗纳琉斯说，陷入到沉思之中。然后他说：“无论如何，不管相遇有百万分之一或者一万亿分之一的出现机会，都是绝少可能的，而这种绝少可能本身就形成全部价值所在。因为关于存在的数学虽然并不存在，却几乎会提出这个方程式：偶然的价值与其不可能的程度是相等的。”
我若有所思地说：
“在巴黎城区不期然地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漂亮女人……”
“我在寻思，你有什么根据宣布她是漂亮的。她在一个啤酒店管衣帽间，那时我每天光顾那个啤酒店；她同一群退休老人来到巴黎，旅游三天。我们互相认出时，尴尬地互相打量；甚至带着某种绝望，就像一个年轻的双腿残缺者在摇彩中获得一辆自行车时感到绝望那样。我们两人都有这种印象：作为礼物得到这种巧合，虽然非常宝贵，却一无用处。有个人似乎在嘲笑我们，而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羞赧。”
我说：“这种巧合，人们可以称为病态的。但是还想问一个问题，哪怕没用：贝尔纳·贝特朗获得‘十足的蠢驴’的证书的偶然性分在哪一类？”
阿弗纳琉斯带着绝对权威的口吻回答：
“如果贝尔纳·贝特朗晋升为十足的蠢驴，这是因为他是十足的蠢驴。偶然跟巧合毫无关系。这里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甚至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青铜律也不比这张证书更具有必然性。”
仿佛我的问题激怒了他似的，他在水中挺起咄咄逼人的身躯。我也爬了起来，我们来到大厅另一端的酒吧坐下。
?Trois Mousquetaires，大仲马名著，旧译《侠隐记》、《三剑客》。
第五部 偶然 5
我们要了两杯酒，吞下了第一口。阿弗纳琉斯又开了口：
“你可要清楚，我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向魔鬼的开战行动。”
“当然我清楚，”我回答道，“我的问题由此而来：为什么你激烈反对的恰恰是贝尔纳·贝特朗呢？”
“你对此一窍不通，”阿弗纳琉斯说，仿佛倦于见到我总是抓不住他屡次向我解释过的东西，“反对魔鬼，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和合理的斗争。马克思尝试过，而到头来魔鬼适应于一切原先旨在消灭它的组织。我作为革命者的往昔导致幻灭，今日惟有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已经明了一切有组织的、合理的，和有效的反对魔鬼的斗争不可能成功的人，还会怎么做呢？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么放弃抗争，不再做他自己；要么他不断培育反叛的内心需要，而且不时表现出来。不是为了像马克思从前正确而徒劳地所期待的那样，要改变世界，而是出于内心精神的绝对需要。最近以来我时常想到你。对你来说，表达你的反抗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通过决不能给你带来满足感的小说，而是要通过行动！我希望今天你终于能够同我会合！”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回答道，“为什么内心精神的绝对需要，促使你去攻击一个不幸的电台播音员。哪一种客观的理由导致你这样做呢？为什么你把他看作愚昧无知的象征，宁可是他而不是别人呢？”
“我不允许你用象征这个愚蠢的字眼！”阿弗纳琉斯提高声音说，“这正是恐怖组织的精神状态！这正是当今政客的精神状态，他们只不过是运用象征的行吟诗人！我蔑视那些在窗口悬挂旗帜的人，同时也蔑视那些在广场上焚烧旗帜的人。在我看来，贝尔纳和象征毫无关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他更具体的东西！我每天早上听到他说话！揭开我的一天的正是他的讲话！他用女性化的声音、矫揉造作和愚蠢的玩笑来刺激我的神经！他所讲的一切我觉得不能忍受！客观的理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出于极端过度的、满怀恶意的、心血来潮的自由，才将他提升为十足的蠢驴！”
“这是我想听你说的话。你并不是作为必然性的上帝在行动，而是作为偶然性的上帝去行动。”
“不管偶然性还是必然性，我乐意在你眼里作为上帝出现。”阿弗纳琉斯用缓和下来的声调回答，“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抉择令你如此的惊讶。愚蠢地同听众开玩笑，激烈反对安乐死的家伙，毋庸置疑是一个十足的蠢驴，我确实看不出有谁可以反驳我。”
阿弗纳琉斯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目瞪口呆：“你把贝尔纳·贝特朗同贝特朗·贝特朗相混同了！”
“我想到的是在广播电台讲话和反对自杀、啤酒的贝尔纳·贝特朗！”
“然而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是父亲，一是儿子，你怎么可以把电台的播音员跟一个议员混为一人呢？你的错误正是我们刚才称之为病态的巧合的完美例子。”
阿弗纳琉斯窘困片刻。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说道：“我担心你自己被巧合的理论弄糊涂了。我的错误没有什么病态的东西。显而易见，恰恰相反，这个错误倒很像你称之为诗意巧合的东西。父与子变成了双头驴。即便古老的希腊神话也没有创造出这样壮观的动物！”
我们喝完酒以后，来到衣帽间穿上外衣，我在那里给餐馆打电话，订了位。
第五部 偶然 6
阿弗纳琉斯教授正在穿袜子，这时阿涅丝回想起这个句子：“女人总是喜欢她的孩子，胜过喜欢她的丈夫。”阿涅丝十二三岁时，听到她的母亲对她这样说（后来忘却了在什么情景之下说的）。我们惟有思索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才会豁然明朗：所谓我们爱A，胜过爱B，这并非对比两种爱的等级，而是说，B得不到爱。因为，假如我们爱某个人，我们不能拿这个人去作比较。被爱的人是不可比较的。即使我们处在同时爱A和B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去比较两者，否则我们就马上不再爱两者之一。如果我们公开宣称喜欢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对我们来说，这并非等于向大家承认我们对A的爱（因为我们当时只要说“我爱A！”就够了），问题在于谨慎而明确地让人明了，我们对于B完全漠然视之。
幼小的阿涅丝当然不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析。她的母亲显然寄希望于此；她感到说知心话的需要，但是同时又想避免让人透彻了解自己的话。孩子尽管不能全然了解意思，但是她捉摸出这句话对她父亲不利。她爱父亲！因此，她对自己成为偏爱的对象，丝毫不感到庆幸，有人损害她所爱的人，她反而感到难受。
这个句子铭刻在她的记忆中；阿涅丝尽力设想更爱某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具体含意是什么。在床上，她待在毯子里好暖和，她看到这个场面出现在眼前：她的父亲笔直站着，把手伸给他的两个女儿。对面行刑队一字儿排开，就等待一声令下：瞄准！开枪！母亲去哀求敌人的将军开恩，他给了她在三个被判决的人中赦免两个的权利。因此，在司令官下令开枪之前，她跑了过去，从做父亲的手里拉走她的两个女儿，匆匆忙忙，惊慌失措，带走两个孩子。阿涅丝被母亲拖着走，向父亲回过头来；她扭得这样执著，这样顽强，以致她感到脖子一阵痉挛。她看到她的父亲悲哀地目送着她们，毫无怨言：他甘心忍受做母亲的选择，明知母爱胜过夫妇之爱。赴死的是他。
有时，她设想敌人的将军允许母亲只救下一个被判决的人。她一刻也不怀疑，母亲会救下洛拉。她想像她孤零零站在父亲身旁，面对士兵的枪口。她捏紧父亲的手。此时此刻，阿涅丝毫不挂虑她的母亲和她的妹妹，她没有凝视她们，心里明白她们迅速地走开了，无论这个或那个都不回过身来！阿涅丝躺在小床上，待在毯子里好暖和，热泪涌上她的眼眶，她感到全身充溢着难以形容的幸福，因为她的手捏紧了她的父亲，因为她同他在一起，因为他们一起赴难。
第五部 偶然 7
如果那天两姐妹看到她们的父亲俯身对着一堆撕碎的照片，相互之间没有爆发争吵，也许阿涅丝已经忘却了这个行刑的场面。看见洛拉喊叫，她回想起就是这个洛拉让她孤零零跟父亲站在行刑队前面，径自走开，连头也不回。她骤然明白，她们的不和比她想像的更深；因此，她从来不再提及这次争执，仿佛她生怕给不应该命名的东西命名，唤醒本该沉睡的东西似的。
当她的妹妹号啕大哭地走开，让她孤零零和父亲站在一起时，她头一回感到一种古怪的倦意，同时吃惊地看到（最普通不过的证实总是最令人惊讶），她一生要拥有这同一个妹妹。她可以改换朋友，改换情人，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跟保罗离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姐妹关系。在她的一生中，洛拉是个不变的常数。对阿涅丝来说，尤其令人讨厌的是，从一开始以来，她们的关系就酷似一场追逐：阿涅丝跑在前面，她的妹妹紧追不舍。
有时，她觉得自己就像那个童年时代起她知道的一个童话中的人物：这个公主力图骑马逃脱一个凶恶的迫害者；她手里捏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和一条丝带。当她将刷子扔在身后时，一座浓密的森林便矗立在她和恶人之间，就这样她赢得了时间。但是恶人随即又出现了；她扔梳子，梳子立刻变成尖利的巉岩。待他重新追上她时，她解开丝带，丝带像一条大河那样伸展开来。
后来，阿涅丝手里只有最后一样东西：墨镜。她将墨镜扔在地下，锋利的玻璃碎片把她同迫害者分隔开来。
可是，随后她就两手空空了，她知道洛拉比她更强。洛拉更强是因为她把自己的软弱变成一件武器和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别人不公正地对待她，她的情人抛弃了她，她痛苦万分，企图自尽；而阿涅丝获得幸福的婚姻，把她妹妹的墨镜掷在地上，侮辱她，对她闭门不纳。是的，自从将墨镜打碎那件事以后，她们有九个月互不见面。阿涅丝晓得，保罗不赞成她的做法，不过没有说出来。他为洛拉难过。这场追逐接近终点。阿涅丝听到身后传来妹妹的呼吸声，明白自己败北了。
她越来越疲倦。她一点儿不想奔跑，她不是一个运动员。她从来没有想要参加竞赛。她没有选择过将自己的妹妹作为竞赛对手。她既不想作洛拉的楷模，也不想作洛拉的对手。在阿涅丝的生活中，这个妹妹就像她的耳朵的形状一样出于偶然。阿涅丝没有选择过她的妹妹，如同没有选择过她的耳朵的形状一样，可她终身都得将这个偶然性的无意义拖在脑后。
她在孩提时，她的父亲教会她下棋。其中一招迷住了她，行家把这一招称为车王易位：下棋的人同时移动两只棋子：把车放在王的格子旁边，让位于车的另一边的王通过。这一招令她好喜欢：敌方聚集所有力量攻王，王却突然从他眼皮底下消失：王搬了家。阿涅丝这辈子就憧憬这一招，越来越疲倦，她就越来越渴望用上这招数。
第五部 偶然 8
她的父亲故世时，将钱给她留在瑞士，自此以后，她每年到瑞士两三次，总是住在同一个饭店，并且总是设想她要永远待在阿尔卑斯山：没有保罗和布丽吉特，她能够生活下去吗？怎样才能知道呢？她按老习惯在饭店度过的三天所忍受的孤独，这种“试验性的孤独”，她受益不大。“走吧！”这两个字就像最强烈的诱惑在她心中回响着。如果她确实一走了之，她会不会立即感到后悔呢？她渴望孤独，这倒是真的，不过，与此同时她爱丈夫和女儿，总是替他们担心。她会要求得到他们的消息，她会感到需要知道他们是不是身体健康。可是，怎样做才能够远离他们，孑然一身，同时又知道他们所作所为呢？怎样组织她的新生活呢？寻找另一个职业？好困难哪。什么事也不做？是的，这非常诱人，但是，她会不会突然觉得自己是退休了呢？经过再三考虑，“一走了之”的计划在她看来越来越不自然，是被迫作出和不可实现的，就像那种乌托邦幻想，一个人在内心明明知道什么事也不能做并且不会做，便会孕育这种幻想。
后来，有一天，解决的办法来自外部，既最最出乎意料，又最平淡无奇。她的雇主在伯尔尼创立了一个分公司，由于众所周知，阿涅丝讲德语同讲法语一样的好，公司问她肯不肯接受在那里领导研究工作。大家知道她已婚不太指望她会同意；可她使所有人吃了一惊：她毫不迟疑地回答“好的”；她自己也很吃惊：她不假思索地说出这“好的”，说明她的愿望不是一种装模作样演给自己看的、自己也不相信的假戏；而是一种实实在在严肃的东西。
这个愿望贪婪地抓住了这一机会：从最浪漫的梦幻变成毫无诗意的东西，一种职业晋级的因素。在接受别人的赠予时，阿涅丝表现得就像所有野心勃勃的女人一样，以致谁也不能发现和怀疑她的真正个人动机。自此以后，对她来说一切都明朗了；不再需要检验和试验，再也不必要想像“如果，将会发生……”她之所欲突然就在那里，她因从中感到如此纯粹、毫无杂质的快乐而十分惊愕。
这种快乐如此强烈，以致阿涅丝感到羞愧和有罪。她找不到勇气向保罗谈起她的决定。因此，她最后一次到阿尔卑斯山那座饭店去。（今后，她要有一套只属于她的房间：要么在伯尔尼市郊，要么在更远的山里。）在这两天中她在考虑一个方法，向布丽吉特和保罗和盘托出，在他们眼里显得像是一个雄心勃勃和开放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