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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奸所嫉，乞终养去。南都沦亡，积极参与抗清复明活动。最后以联络吴胜兆等谋结兵太湖举事，事败被俘，抗志不屈，在被械送途中赴水殉国，表现了壮烈的民族气节，时为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五月十三日。
陈子龙出生于封建士族家庭，曾祖钺，以任侠抗倭为乡里所重。祖善谟，慷慨好义。父所闻，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居官不畏权阉，很有清望。子龙幼承家教，奋志读书，博通经史，以风义自矢。十余岁就有文誉，为父辈东林人士所器重。
崇祯初，他参加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又与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结幾社，与复社相呼应。两社都是东林的后劲，既是文学团体，又是政治团体，以复兴绝学相期勉，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坚持同魏忠贤馀党作斗争，社友大多为爱国知识分子。崇祯十四年，复社主将张溥卒后，陈子龙实际上是两社共戴的领袖。当时称文章者，必称两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称云间者，必推陈、夏。而陈子龙的诗文，尤其著称于当时。
陈子龙的诗歌，早期曾受前后七子影响，倾向复古，窗课社稿，多摹拟古人之作。随着政局剧变，他在三次入京之后，目睹当时朝政黑暗，权奸当道，天灾人祸频仍，人民不堪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而新兴的后金，正日益强大，崇祯二年至九年期间，三度侵扰，驰突京畿，给明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陈子龙忧虞时事，尤多忧边之作，在清兵侵扰，属国沦亡，经、抚失策，边将骄悍的情况下，对国家民族的安危不胜耽心。把深沉愤激的感情，念乱望治的意志，强烈的民族气节，注入自己的诗作，在诗风上激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湘真阁稿》、《三子新诗》中，极多兴会淋漓尽情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迈雄浑、悲壮激昂的特有风格。
他痛恨权奸误国、阉宦揽权，导致边事日坏，忠贞之士，横被摧残。崇祯帝即位以后，魏忠贤虽被诛戮，其馀党仍在，“宵人骂碧血，群阉艳华虫” 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他在《今年行》、《策勋府行》、《白靴校尉行》等诗篇中，对魏阉馀党的鞭挞，不遗馀力。而崇祯一朝却仍任用太监监军贻误戎机，造成多次军事上的失利，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诉了这一明代最大的弊政。
两都倾覆之后，在严酷的民族斗争中，陈子龙不仅在诗歌里慷慨激昂地申叙矢志报国的决心，热情支持江南人民的斗争，且躬自投身于义旅。他生平声气相求、患难与共的师友，复社、幾社的同志，在斗争中纷纷蹈义赴难。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详细的记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义的人士特多，这不能不和东林、复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气节有关。
除了对国家内忧外患痛哭陈词、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临山川、友朋酬赠，及反映民隐民瘼的作品，也表现了他热爱祖国河山、共期忠贞赴难、关怀民生疾苦的胸怀。到后来虽明知复国大业难以实现，但忠贞不贰之情，愚公精卫之志，始终激荡在他的胸中，终身不渝。
陈子龙的词，清代王士禛、邹祗谟、沈雄等人，皆深为推许。其词以《花间》、北宋的雅丽为归，当明代词学衰微之际，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舆、蒋平阶等幾社名士皆致力为词，形成云间词派，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他现存的词，大多作于甲、乙以后，其弟子王沄为之辑入《焚馀草》中。王昶等人编辑全集时，又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其中怆怀故国之作，沉哀凄丽，蕴藉极深。
陈子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当然反对农民起义，称之为“寇” 、“盗” 。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看法，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他认为当时农民起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民怒” ，二是“民饥” 。《寄桐城方密之》诗中说：“民怒一朝发，裂帛张旌旗。中夜刑牛马，纵火焚九逵。” “民怒” 从何而来？显然是由于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贪污酷虐而起，积怨既深，就会如烈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遏止。在《感怀》诗中他说：“胡部徙庭秋上谷，饥民举火夜平阳。” 指出秦、晋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饥” 。人民在暴政、灾荒、豪门剥夺，重重迫害之下，饥不得食，流离死亡。当局不知体恤，捐饷征输，有加无已。最后，人民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毁苛政。作者还在诗中写出当时起义军盛大的声势，像“中州旗绛天” ，“鄂渚旌旗红照天” ，“江滨烽夜赤，城头旗昼红” 这些诗句，皆指起义军而言。在《杂感》诗中，他感慨地描绘了“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黄巾连户著，白骨无人收” 的景况。在和《冯侍御谈晋中事有感》诗中，又写下了“征输青草尽，名号赤眉多” 、“荆棘交千里，风烟锁百城” 等诗句，都是当时的实况。这些都说明尽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陈子龙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一向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称他“负旷世逸才” ，“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又说：
初与夏考功瑗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 ，继得辕文，号“三子诗” ，然皆不及。……当是时，幾社名满天下，卧子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想见其人也。（《梅村诗话》）
吴伟业终于仕清，造成毕生的遗憾，虽然晚节异途，但对陈子龙却极为钦佩，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有“故人慷慨多奇节” 之句，“故人” 即指陈、夏等人。
王士禛论诗，以为卧子七言律“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 （《香祖笔记》）。又说：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李颀），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分甘馀话》）
王士禛论子龙七律，与梅村所评略同。其论歌行，则就宗法而言。其实子龙歌行，出入盛唐诸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专主东川。如朱云子称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 （见《明诗综》引）。朱笠亭也说：
七言古诗杜诗出以沈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明诗钞》）
转益多师，正是陈子龙的长处。对于明代诗歌的看法，朱笠亭还有这样一段话：
余钞黄门诗以终明一代之运，刘、高开于前，西涯接武于继，李、何、王、李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之大概也。（《明诗钞》）
朱笠亭这一评论，和一般论明诗者大略相同，都以为陈子龙是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明初的刘基、高启两家，成就虽高，在艺术上并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思想感情上，也没有像陈子龙那样忧虞国事一往情深。及至前后七子，大多只在形式上追求复古，他们的作品，在政治社会意义上远不能和陈子龙相比拟。
综上所述，可见陈子龙的诗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民族气节的光辉，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不仅为明代的杰出诗人，从某些方面看，也可说是杜甫以来的一位重要诗人。在崇祯、弘光两朝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现存的诗歌，虽然是经过兵燹和长期禁锢后幸存的部分，但仅就这些诗来看，称之为史诗，也并未过誉。
近代南社诗人，如陈去病、柳亚子等都推崇云间。柳有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 “湘真” 是指陈子龙的湘真阁，“玉樊” 是指夏完淳的《玉樊堂集》。当时南社诗人，多以陈子龙刚劲雄浑的诗风，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也可见陈子龙诗对后世的影响。
陈子龙的著作，当他在世的时候，曾刻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安雅堂文稿》等数种。还有些诗文见于《幾社文选》、《陈李倡和集》、《三子新诗》。乙酉告归以后，刻有《奏议》一卷。丁亥五月殉国，因家屋遭受抄索，遗著颇有损毁。其后则有其门人王沄收集其乙酉至丁亥的诗，辑为《焚馀草》（即《丙戌遗草》）。以上各种刻本或钞本，均曾流布人间，但未有全集的编订。
关于他的诗文的结集，见于纪载的约有三次：一是他殉节以后宋辕文（徵舆）的收存。据吴伟业《梅村诗话》说：“卧子殉国后，其友人宋辕文收其遗文，今并存。” 吴伟业与子龙交谊极深，辕文亦伟业之友，故伟业知其遗文尚存。但辕文早经仕清，趋舍异路，子龙诗文中极多触清廷忌讳之处，辕文所收并未能汇编成集。辕文卒后，文网日严，屡兴大狱，子龙遗文在禁忌极严的情况下，宋之后嗣，即使能为之藏匿，时日既久，亦难免残缺佚散。至于陈子龙生前所刻的诗文集，人多深藏不敢出，且往往为辗转传钞本，其中触犯禁忌的字面，都被销除涂毁，不可通读。
一是子龙殉国后约三十年，其门人王沄的编集。王沄在康熙戊午（1678）获得陈子龙的《寓山赋》，跋文中叙述他“谋与同志，裒采遗文，都为一集，渐有次序，而兹赋遭逢丧乱，篇目缺焉” ，又云“晚获兹赋，克成全集” 。可知王沄以毕生之力，搜集陈子龙的著作，编成了全集。不过王沄所辑，那时还不可能刊版流传，只能秘藏于家。
在此之后，则有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间娄县吴光裕的辑集。据王昶《陈忠裕公全集序》文中说：
乾隆丁卯、戊辰间，娄县吴君光裕零星掇拾，或得之江湖书贾，或得之旧家僧舍，叶残缺轶，以致章亡其句，句亡其字，字失偏旁点画，积有多篇，授之剞劂。未几，吴君客死，板亦散失。
吴光裕所刻，今已不传。其时清政权虽已巩固，但文网并未松弛，以后被焚毁的禁书更多，此刻当亦难免浩劫。
陈子龙遗文的明文解禁，是在乾隆四十一年《胜朝殉国诸臣录》颁行，追谥忠裕之后。至此，许多热心人士才打消了顾虑，为陈子龙遗作进行搜访编纂。但这个工作，还得遵照乾隆帝的意旨，改易掉许多所谓“违碍字句” 。
现在流传的《陈忠裕公全集》，是王昶编定的。开始于乾隆四十七年，成书于嘉庆八年。王昶在《全集》序文中叙述编辑经过颇详，今不赘述。至于遗稿的来源，实以王沄所收藏纂辑者为多，再加以王昶自己和王希伊、王鸿逵、庄师洛、赵汝霖、何其伟等人所搜罗的部分，由王昶总纂，汇成全集，于嘉庆八年刻成。
又据《全集》何其伟跋文说：当时曾访得《安雅堂文集》，因《全集》已先两月锓板付印，卷帙浩繁，未便分体增入。并说：“本集所遗，姑俟续刻以成全璧。” 可见这部《全集》，事实上还不是陈子龙的全部著作。
又《全集》、《凡例》引徐世祯所撰年谱云：“乙酉告归后，刻有《奏议》一卷，访之藏书家，绝无知者。” 案此即《兵垣奏议》二卷，尚幸存于世，光绪中，为松江张锡恭所藏，光绪二十三年松江知府陈声遹为之刻于融斋精舍，此书今有石印本，其中较原刻缺失数篇。
现在我们标点的这部集子，即是《陈忠裕公全集》卷三至卷二十的诗和诗馀、词馀部分，定名为《陈子龙诗集》，以别于校文中所称的“全集本” 。卷末附录《自述年谱》、《续年谱》、《明史》本传、王沄《三世苦节记》、《越游记》。各集原序文，陈子龙自己写的《白云草序》、《三子诗选序》，以及徐世祯《丙戌遗草序》、王昶《全集》序，另有诸家评论、哀悼诗、投赠诗，亦仍依《全集》列于各序之后。至于《全集》原辑注部分的考证、附录，以至案语，当年王昶等人曾博采群书，搜罗掇拾，颇费心力，其中虽有一些取材欠妥的地方，但绝大部分，仍可为读者提供重要的史料，今亦悉存其旧，以供参考。
由于陈氏著作的原刻本，亡佚者多，可以提供校勘的资料极少。经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向有关部门征询访问，仅得《湘真阁稿》、《幾社文选》、《棣萼香词》等数种。今即据此数书及《明诗综》等选本，略加校核，恐疏误之处犹多。
在点校的过程中，对全集中误刊的字句，作了改正。其残缺空白之处，多为清廷忌讳的词语，凡确有依据的，则为之添补并注明出处，其一时尚无从觅得原本为之校补的，则仍存空格。陈子龙的著作，流传于海内外公私藏书家者，尚可搜集。例如诗文则有《安雅堂文集》、《兵垣奏议》，词则有《幽兰草》、《棣萼香词》，皆王昶所未曾采及。本书除据《棣萼香词》补入散曲一套外，均未增补，待他日纂辑补编，以竟王昶、何其伟之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
（四）《百尺楼词》后记
右《百尺楼词集》一册，番禺陈庆森著。凡二十三页，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乌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