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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早期大师的画作，技艺精湛，而且还是在石头上作画。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变成街头画家的：
“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有天深夜我走回家，身上带着很多正在向画商兜售的画作，脑子里想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多挣一两先令。这时，在斯特兰德，我看见有个家伙跪在人行道上画画，人们还给他钱。我经过他边上时，他起身进了一家酒吧。‘妈的，’我心想，‘如果他能靠这个赚钱，我也可以。’于是一时冲动，我也跪了下来，开始用他的粉笔画画。天知道我怎么会那么做，八成是饿昏了头。有意思的是，我从来没用彩色粉笔作过画，我得边画边琢磨技巧。不过，有人停下来说我画得还不错，并且给了我九便士。就在这时，那个画画的从酒吧里走出来，说：‘你他妈在我的地盘上干吗？’我解释说我很饿，得挣点钱。‘哦，’他说，‘来和我喝一杯吧。’然后我就和他去喝了一杯，打那以后，我就成了街头画家。我一周能挣一英镑，这点钱养活六个孩子肯定是不够，好在我老婆替人缝补衣服，也能赚些钱。”
“干这一行最要命的就是冷得很，第二糟糕的是你得忍受别人的干预。一开始，我还不太懂规矩，常常在人行道上临摹裸体像。第一次画，是在圣马丁大教堂外面，一个穿黑衣的家伙--我猜他是个教堂执事之类的--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叫道：‘你觉得我们会让这种污秽出现在上帝神圣的居所外吗？’所以我不得不把画擦了。那次我临摹的是波提切利[5]的维纳斯。还有一次，我在河堤一带临摹这幅画，有个警察经过看到了，他二话没说，就走过来用他扁平的大脚把画给擦了。”
博佐也曾给我讲过警察干预的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海德公园出了件“不道德行为”的案子，警察在那件案子里表现相当糟糕。博佐画了幅漫画，画中警察躲在海德公园的树丛里，题词为：“谜题：警察哪儿去了？”我跟博佐说应该把其中的潜台词挑明了，改为：“谜题：道德行为哪儿去了？”但博佐不肯听我的，他说不管哪个警察看到，都会把他赶走，他就会永远失去那块地盘。
比街头画家低一等的是唱赞美诗的、卖火柴的、卖鞋带的，或是卖信封的，那些信封里都装有一些薰衣草种子，美其名曰：香料。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乞丐，一脸可怜相，每天挣的钱不会超过半克朗。他们之所以还要装成卖这卖那的而不是直接乞讨，全是拜英国有关乞讨的荒唐法律所赐。按照现行法令，要是你走到陌生人面前问他要两便士，他可以报警，你就会因为乞讨而被关七天。但是，如果你不断烦人地重复唱着“愿上帝离你更近些”，或是拿只粉笔在人行道上乱涂乱画，又或是捧着火柴四处晃荡，简而言之，只要你招人厌烦，你就合乎法律规定，是在做正当的生意，而非行乞。卖火柴和街头唱歌无疑都是合法化的犯罪行为，但都不怎么赚钱。在伦敦，没有哪个在街上唱歌的或是卖火柴的能保证一年赚50英镑，可他们每周要在马路边站上八十四个小时，汽车擦着他们的后背飞驰而去，这样一比就会发现，他们的回报实在低得可怜。
乞丐的社会地位相当值得一谈，因为和他们打过交道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普通人，你不禁会为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而感到惊诧。人们似乎觉得乞丐和普通的上班族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是被异化、被遗弃的一类人，就像罪犯和妓女一样。上班的人“干活”，乞丐“不干活”；他们是寄生虫，从本质上来说一无是处。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乞丐不“劳”而获，不用像砖瓦匠和文学评论家那样靠“劳动”挣钱。乞丐只是社会的毒瘤，人们能容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讲人道的时代，但从实质上看来，他们是下贱的。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乞丐的谋生方式和无数体面人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说乞丐不劳而获，那什么才是劳动呢？工人的劳动是挥动丁字镐，会计的劳动是计算数据，而乞丐的劳动则是不论刮风下雨都得站在户外，并因此患上静脉曲张、慢性支管炎等疾病。当然，这一行和其他行业类似，都没什么价值，但很多体面的工作也没什么价值。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乞丐不见得就比其他人逊色。和大多数卖专利药的商贩相比，乞丐诚实可信；和办周日小报的商家相比，乞丐品格高尚；和以分期付款方式兜售商品的说客相比，乞丐和蔼可亲，总而言之，乞丐是寄生虫，但毫无危害。除了能挣点保命钱，乞丐很少向社会索取额外的东西，而且按照我们的道德观，他们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煎熬，本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乞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现代人也没什么权利去鄙视他们。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乞丐遭人唾弃？我这样问，是因为乞丐普遍都被人瞧不起。我想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法过体面的生活。事实上，没人关心工作是否有用，是否有成效，唯一的要求便是有利可图。现代人谈了那么多有关精力、效率、社会服务等话题，除了“赚钱，合法赚钱，赚很多钱”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金钱已成了美德的重要试金石，乞丐没能通过这一考验，因此就遭到了唾弃。要是谁行乞一周，哪怕只是挣个十英镑，乞丐马上就会变成一种高尚的职业。从实际来看，乞丐不过是个生意人而已，他和其他商人一样，什么方便赚钱就做什么，以此维持生计。和绝大多数现代人相比，他并没有更多地出卖自己的尊严，只是选错了行，永远也不会发财罢了。
注 释
[1]原文为“tum”，相当于中文的“你”，通常用于亲密的朋友之间或上司对下属说话，另外有尊称“ap”，相当于“您”。在印度的英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当地人用“tum”称呼自己。（译注）
[2]吉大港：位于现孟加拉国东南部，全国第一大海港。（译注）
[3]阿尔塞西区：位于伦敦市，14～17世纪曾是负债人及罪犯群集避难之地。（译注）
[4]白教堂区：伦敦东区塔村区的一个区域，1880年曾发生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凶杀案。（译注）
[5]波提切利（1445-1510）：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译注）
第三十二章
我想尽可能简短地记录下伦敦的俚语和脏话。这些（略去人尽皆知的那些）是目前伦敦流行的部分黑话：
Gagger：乞丐或以任何形式表演的街头艺人；moocher：直接乞讨而不装模作样做生意的人；nobbier：为乞丐收钱的人；chanter：街头歌手；clodhopper：街头舞者；mugfaker：街头照相的；glimmer：看管汽车的；gee（或jee，发音为jee）：给廉价货贩子做托儿的，假装买东西吸引别人也来买；split：侦探；flattie：警察；dideki：吉普赛人；toby：流浪汉。
Drop：给乞丐的钱；funkum：装在信封里卖的薰衣草或其他香料；boozer：酒吧；slang：小贩的执照；kip：睡觉或过夜的地方；Smoke：伦敦；judy：女人；spike：临时收容所；lump：临时收容所；tosheroon：半克朗；deaner：一先令；hog：一先令；sprowsie：六便士；Clods：铜钱；drum：比利茶壶[1]；Shackles：汤；chat：虱子；Hard-up：烟头做的烟；stick或cane：盗贼用的撬棍；peter：保险箱；bly：盗贼用的氧乙炔喷灯。
Bawl：吸或吞咽；knock off：偷窃；skipper：露宿
这些词中，大约有一半要在大一点的词典中才能查到。猜一猜这些词的出处很有意思，尽管有一两个，比如“funkum”和“tosheroon”，是猜不出来的。“Deaner”很可能来自于“denier”（一种法国旧银币）。“Glimmer”（动词为“glim”）可能和旧词“glim”（表示光线）或另一个旧词“glim”（表示一瞥）有关，不过这只是一种新词的组成方式，因为就目前而言，这种方式不会比汽车（motor-car）一词的出现更为久远。“Gee”是个怪词，可以想到它来自于“gee”，意为马，专指作掩护的假马。“Screever”的出处很难讲。这个词肯定是出自scribo的，但在过去一百五十年，英语中没有类似的词，也不可能是来自于法语，因为法国没有街头画家之说。“Judy”和“bawl”是东区用词，伦敦塔桥以西没有人说。“Smoke”是流浪汉专用的词。“Kip”是丹麦语，原来用“doss”这个词，虽然直到最近才不用，但已经算是过时的了。
伦敦的俚语和方言似乎变化得相当快。狄更斯和瑟蒂斯[2]笔下的老伦敦音，也就是把v发成w，把w发成v的方式，现在早已绝迹。我们知道的伦敦腔大约出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是在赫曼·梅尔维尔[3]的《白鲸》中出现，这是一本美国小说），当时这种口音已经变了。现在很少有人会像二十年前那样，总把“face”说成“fice”，把“nice”说成“nawce”。俚语也随着口音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二十五或三十年前，“押韵俚语”曾在伦敦风靡一时。“押韵俚语”就是用与该词押韵的多个词组合而成的一种俚语，如“hit or miss”（击中或错过）表示“kiss”（亲吻），“plates of meat”（几盘肉）表示“feet”（双脚）等等。这种表达方式极为盛行，甚至在小说中都有出现，现在却几乎绝迹了[4]。也许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词在未来二十年也会全部消失。
脏话也变了，或者至少应该说，他们随着潮流发生改变。例如，二十年前，伦敦的工人阶级习惯用“该死的”这个词，现在则不然，只有小说家在描述他们时还会用。如今，除非受过点教育的，土生土长的伦敦人（苏格兰或爱尔兰人就不一样了）不会说“该死的”。事实上，这个词的社会地位已有所上升，不再是为工人阶级所用的脏词了。目前在伦敦，每个名词前添加的定语都是“狗日的”。相信在不久后，“狗日的”会和“该死的”一样，登上大雅之堂，并被另一个词所取代。
说脏话，特别是英国人说脏话，总的来说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论其本质，说脏话就跟变魔术一样匪夷所思，更确切地说，这也是在变魔术。但这本身也有矛盾之处，即：我们说脏话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和伤害对方，为此我们会说一些原本很私密的话，通常与性相关。但奇怪的是，一旦一个词真的成了脏话，它似乎便失去了原本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失去了让其成为脏话的原因。一个词变成骂人的话，是因为它表示某种事物，但正是因为它变成了骂人的话，它便不再指代那个事物。比如“日”这个词，伦敦人现在已经不用，或者说很少使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了。他们一天到晚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它仅仅是句脏话，没有任何意义。与之相类似的是“鸡奸者”，这个词也正在迅速失去其本来的意思。在法语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foutre”（相当于“日”），现在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脏字而已。同样地，“bougre”（意思为“家伙”）这个词偶尔还能在巴黎听到，但用这个词的人，或是说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原本的意思。我们能得出的规律似乎是：用作脏话的词有着某种神奇之处，把它们和其他词区别开来，使得其不能用于日常对话之中。
用来侮辱他人的词似乎和脏话如出一辙。一个词成了侮辱他人的话之后，人们会觉得那是因为它有不好的含义，但实际上，它侮辱性的用法和其本身的意义并无很大关联。例如：对于伦敦人来说，最恶毒的侮辱是“杂种”，但就其含义而言，根本没有一点侮辱性。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巴黎，对女人最大的侮辱就是称她为“奶牛”，但这个词可能甚至是个溢美之词，因为奶牛是最受人喜爱的动物之一。显然，一个词之所以带有侮辱性，只是因为它就是用来侮辱人的，和字典里的含义无关。话语，尤其是骂人话，因公众的意愿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看看一句脏话如何在跨越了国界之后改变其本质会很有趣。在英国，没有人会反对你把“Jem'en foils”[5]印出来，但在法国你得把它印成“Jem'en f—”。再举个例子，“barnshoot”这个词，它是印度语“bahinchut”[6]的讹化，那个词在印度是个极其恶毒且不可饶恕的侮辱性用词，但在英国只是句玩笑话而已。我甚至在一本学校的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个词，是在阿里斯托芬[7]的一部戏剧里，注释者提到这是一位波斯大使的乱语，并对其进行了解释。看来这位注释者知道这词的意思，但因为是个外来词，已经失去了原本作为脏话的本性，所以能印出来。
关于在伦敦说脏话，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男人通常不会在女人面前骂人，在巴黎可不一样。一个巴黎男工可能会尽量不在女人面前爆粗口，但他对此根本无所谓，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