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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醉成这幅德行，嗯？好吧先不说这个，今天酒店那边人手不够，你得去帮忙。”
“为什么我要上班？”我提出抗议，“今天该我休息。”
“哪儿有什么休息！有活儿要你做呢，快起来！”
我起了床出门去，感觉背都要断了，脑袋里都是热煤灰，我觉得肯定撑不了一天。不过，在地下室里才待了一个小时，我就发现其实自己好得很。在热气腾腾的地下室里就像是在蒸土耳其桑拿，不管喝了多少酒都能从汗里蒸出来。洗碗工都知道这点，还都指望它呢。洗碗工可以大口喝酒，而酒精在开始伤害身体之前就会连同汗水一起被排出体外，这种本事便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种补偿。
注 释
[1]《弄臣》（Rigoletto）：G·威尔第创作的意大利歌剧。（译注）
[2]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批判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萌芽》、《娜娜》等。（译注）
第十二章
在酒店工作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我给四楼的侍应打下手那天。我们在一间小餐具间干活儿，那里靠升降机与备餐间联系。待过了地下室，这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主要工作也就是擦拭银器和玻璃餐具，倒还像是人干的活儿。侍应瓦伦蒂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们俩独处时，他几乎平起平坐地待我，尽管如果有人在场，他得对我恶语相向，因为侍应不能给洗碗工什么好脸色。要是哪天他赚得多了，还会给我五法郎的小费。瓦伦蒂仪表堂堂，今年二十四岁，但是看上去就像十八岁，他跟大多数侍应一样，仪态得体大方，深谙穿衣之道。他身着黑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青春鲜活的面庞配上光泽亮丽的褐色头发，看上去就像个伊顿公学[1]的学生。不过从十二岁起他就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从贫民窟里一路打拼到了今天。他的经历曲折而丰富，先是没有护照偷渡过意大利边境，在北方的林荫大道上推着独轮车卖板栗，又因为在伦敦打黑工坐了五十天大牢，到酒店之后有个老富婆看上了他，送了他一枚钻戒，之后又指控他偷窃。空闲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升降机井边抽烟，我很喜欢跟他闲聊。
打扫餐厅的日子就是我的噩梦。我不用洗盘子，那是厨房的人干的活，我只需要负责盘子之外的餐具、银器、餐刀和玻璃餐具。尽管如此，一干就是十三个小时，算下来我一天要用三四十块洗碗布。法国旧时的洗碗方法只会让清洗餐具的工作量翻番。餐具架是什么？没听说过。肥皂片也没有，只有黏糊糊的软肥皂，在巴黎的硬质水里还打不出泡沫。我干活的地方是个肮脏拥挤的小屋，既是餐具间又是后厨房，直接连着餐厅。除了洗洗刷刷的工作之外，我还得给侍应送饭，伺候他们吃饭。大多数的侍应都傲慢无礼，让人难以容忍，不止一次，我得靠拳头才能让他们对我客气一点。通常做这活儿的是另一个女人，这帮家伙让她的生活痛苦不堪。
有时候四处打量这间肮脏狭小的后厨房还挺有意思，想想看，餐厅跟我们中间就隔了一道双扇门而已。门的那边坐着顾客，一切光鲜亮丽—一尘不染的桌布，一盆盆的鲜花，镜子，镀金的檐口，画上去的小天使；而门的这边，距离仅仅几步之遥，我们这里脏得令人作呕，因为这间后厨确实脏得令人作呕。我们忙起来得到晚上才有空扫地，地上都是肥皂水，混合着莴苣叶、碎纸片和被踩烂的食物。几个侍应脱了外衣，露出流汗的腋窝，他们坐在桌边搅拌沙拉，把大拇指插进奶油罐子里。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食物和汗水交杂在一起的味道。橱柜里的餐具后面，随处可见侍应们偷来的食品，也都脏兮兮的。后厨房只有两个水槽，没有洗手盆，所以经常能看到侍应在清洗餐具的水槽里洗脸，不过反正顾客看不见。餐厅门外有一张椰壳垫子和一面镜子，侍应通常会在那里精心打扮一番，好以干净整洁的形象出去示人。
侍应走进餐厅的画面很有启示意义。穿过门的一刹那，他身上的一切便忽然起了变化。肩膀一下子就挺起来了，什么灰尘啊不耐烦啊火气啊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从地毯上轻轻走过，带着牧师一般肃穆的神色。我记得我们的副侍应领班，一个暴躁易怒的意大利人，他在餐厅门前停下大骂一个学徒，因为他打碎了一瓶酒。他高举拳头上下挥舞，不停大声嚷嚷（幸好门还有点隔音功能）。
“气死我了——你管自己叫侍应吗，小混蛋？去你妈的侍应！你连给你妈待的窑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滥！”
后来他找不出话说了，就转身走到门口，开门时最后骂了一句，就像《汤姆·琼斯》里面的威斯特恩乡绅[2]一样。
然后他走进餐厅，端着餐盘轻盈地走过大堂，优雅得像只天鹅。不出十秒钟，就看见他恭恭敬敬地对着一位顾客鞠躬。看着他那样训练有素的侍应在那里鞠躬赔笑，你不禁会想到，被这么一位贵族服侍，顾客会不会心生愧意。
洗碗的活儿从头到脚都让人生厌，不是说有多难做，而是乏味愚蠢到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地步。一想到有人要成年累月都干这份工作，我就觉得不寒而栗。我顶替的那位女工六十岁上下，每天要在水槽前站十三个小时，一周站六天，全年如此。另外，她还被侍应欺负得很厉害。她跟大家说她曾经是名演员，而实际上，我猜其实就是妓女而已。大多数的妓女最终都会沦为女佣。虽然她都到了这把年纪，生活落魄成这样，她还是带着淡金色的假发，涂着浓重的眼影，把脸画得像个二十岁的姑娘，看起来很奇怪。所以很显然，即便一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人还是能剩下一些活力。
注 释
[1]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著名英国贵族中学，仅招收13～18岁的男生。（译注）
[2]《汤姆·琼斯》（Tom Jones）：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著，威斯特恩乡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性格粗暴专横，思想保守顽固。（译注）
第十三章
在我到酒店工作的第三天，人事经理把我叫了过去。他平时对我说话都挺和颜悦色的，那天却毫不留情面：
“你，就是你！马上把你的小胡子给刮了！我的上帝，谁听说过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的？”
我正要表示抗议，他就打断了我，“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真是胡扯！要是明天我看到你胡子还在，你给我当心点！”
回家路上，我问鲍里斯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耸了耸肩膀。“你得按他说的做，哥们儿。酒店里除了厨子，没人留小胡子。我还以为你已经注意到了。为什么？没为什么，这就是规矩。”
于是我明白，这是约定俗成的，就跟穿晚礼服不能配白领带一样，于是我刮掉了胡子。后来我才弄清楚这规矩的缘由，因为高级酒店里的侍应都不留胡子，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便勒令洗碗工也不能留胡子，而厨子留偏要胡子，以显示他们对侍应的不屑。
这就多多少少体现了酒店里微妙的等级制度。我们总共有大约一百一十名员工，等级划分就跟部队里的军衔一样细致。厨子和侍应比洗碗工高一等，如同上尉比列兵军衔高一样。经理是至高无上的，想炒谁就炒谁，厨子也不例外。谁也没见过老板，我们对他仅有的认识，便是准备给他的饭菜得比给客人的都精心。旅店里所有的纪律都靠经理维持，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总是四处巡查看有没有人偷懒，但是我们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酒店里有一套完善的服务拉铃系统，全体员工拿它当作通风报信的工具，一声长，一声短，两声长，意思是经理要来了，一听到这样的信号，我们就立马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
经理下面一级是侍应领班。他不用伺候客人，除非是勋爵一类的人，他负责指挥侍应，并协助采购食品。他拿的小费加上香槟公司给的回扣（他退回一个瓶塞可得到两法郎），一天下来能有二百法郎。他并不怎么跟其他员工待在一起，有单独的用餐间，桌子上摆着银质餐具，还有两个穿着干净的白色短上衣的学徒伺候他。比侍应领班略低一级的是厨师长，一个月能领五千法郎。他在厨房吃饭，但是可以自己独享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厨师学徒专门服侍他用餐。再接下来就是人事经理，他一个月薪水只有五百法郎，但是他穿黑色外套，不用干体力活，还能解雇洗碗工处罚侍应。再下一级就是一般的厨师，每个月薪水从七百五十法郎到三千法郎不等。厨师下面是侍应，除了为数不多的底薪，每天还能挣大约七十法郎的小费。之后是洗衣女工和做缝补活儿的女工，侍应学徒次之，他们不能拿小费，但是每个月有七百五十法郎工钱。之后才是洗碗工，每个月也是七百五十法郎。然后是女佣，一个月五六百法郎。最末才轮的上我们这种在备餐间干活儿的，一个月才五百法郎。我们这些人就是这间酒店里最底层的渣滓，没人正眼瞧我们，谁都不拿我们当回事。
还有许多分工不同的员工，有办公室文员，人们管他们叫信使，还有仓库保管员、酒窖管理员、搬运工人、门童、制冰工人、面包师、守夜人和门房。不同种族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办公室文员、厨子和缝补女工都是法国人，侍应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巴黎几乎没有法国侍应这回事），洗碗工则涵盖了欧洲能发现的所有人种，就差阿拉伯人和黑人了。法语是通用语言，连意大利人互相交谈都用法语。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巴黎所有的酒店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把碎面包以八苏一磅的价钱卖给面包房，把泔水低价处理给养猪的，卖的钱由洗碗工平分。偷窃现象也很严重。侍应都偷吃的，实际上我几乎没见过哪个侍应会吃酒店提供的食物，厨子在厨房偷得更厉害。我们在备餐间偷喝茶和咖啡。酒窖管理员偷白兰地酒。酒店规定侍应不准存烈酒，要是有客人点，就得去酒窖管理员那里领。酒窖管理员每倒一杯酒，就会偷偷盛出大概一茶匙，时间一长就攒下不少。要是他信得过你，你花五苏就能在他那里喝上一大口那些偷来的白兰地。
员工当中也有小偷，你要是把钱落在外套口袋里，一般来说就都没了。门房负责给我们发薪水，搜我们的身，看谁偷了食物，但其实他才是整个酒店里最大的贼。我每个月只挣五百法郎，这家伙能在六周内骗走我一百一十四法郎。当时我要求酒店每天付我工资，所以门房每天晚上给我十六法郎，周日不给钱（当然本来是应该给的），这样就有六十四法郎进了他的口袋。另外，有时我周日加班，照理来说能多拿二十五法郎，而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钱门房也没给过我，算下来就又是七十五法郎。直到最后一周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坑了，而我手里没有证据，所以只赔给我最后那个周末的二十五法郎。脑子不够灵光的员工都被他这招给算计过。他说自己是希腊人，但其实是亚美尼亚人。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明白还是老话说得好，“相信毒蛇也别相信犹太人，相信犹太人也别相信希腊人，相信希腊人也别相信亚美尼亚人。”
侍应里也有不少怪人。有一位年纪轻轻的绅士，上过大学，原本在一家商行里工作，收入颇丰。结果染上了花柳病，工作丢了，居无定所，现在当上了侍应，自认为已是万幸。很多侍应都是偷渡到法国的，有一两个还是间谍——不少间谍都靠做侍应当掩护。有一天，侍应用餐的餐厅里发生了可怕的争吵，吵架的是莫兰迪和另一个意大利人。莫兰迪两个眼睛分得很开，看面相绝非善类。吵架的缘由似乎是因为，莫兰迪跟那个男人的情妇有一腿。那个意大利人有些软弱，而且显然他很怕莫兰迪。他含糊不清地对着莫兰迪放狠话。
莫兰迪讥讽他：“好吧，那你要怎么着？我睡了你的女人，还睡了三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干嘛，嗯？”
“我要向秘密警察揭发你，你是个意大利间谍。”
莫兰迪没有否认。他只是从燕尾服口袋里摸出一把剃刀，在空气里快速地比划了两下，就像在划别人的脸一样。很快另一个侍应就把刀拿走了。
我在酒店里见过的最奇怪的家伙，是一个“编外人员”。有一回马扎伊尔人生病了，那个家伙来替他的班，一天二十五法郎。他是塞尔维亚人，二十五岁上下，身材结实，反应很快，能说六种语言，包括英语。他仿佛了解酒店里全部的工作，从早上到中午，他干活儿勤恳的像个奴隶。然后，时针一指到十二点，他的脸就拉了下来，开始偷懒偷酒喝，最后甚至放肆到极点，公然叼个烟斗到处溜达。抽烟自然是不允许的，发现了要受重罚。消息传到了经理那里，经理火冒三丈，亲自跑下来审问这位塞尔维亚人。
“你他妈的抽烟到底是什么意思？”经理咆哮道。
“你他妈的拉这么个长脸又是什么意思？”塞尔维亚人平心静气地答道。
我没法形容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如果一个洗碗工敢这么跟厨师长说话，一定会被劈头盖脸地浇一锅热汤。经理立马就说，“你卷铺盖滚蛋吧！”于是下午两点，塞尔维亚人领了他的二十五法郎，如愿以偿地被炒了。在他走之前，鲍里斯用俄语问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塞尔维亚人如是说：
“哥们儿，你得这么看，只要我干到中午，他们就得付我一天的工钱，不是么？那是法律规定。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