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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落在我身上。一大早，我喷着酒气，泛着胃酸，克制着一阵阵涌上来的呕吐欲望。
“你总算出现了。”亨利低声嘟囔着，我用袖子抹了一下嘴。我看见卡西迪紧挨着某个风险投资家，好像叫特德。她的嘴唇几乎贴在他的耳朵上，我想象得出，她呼出的气息刺激着他的肌肤。他突然转头看着她，两人同时爆发出笑声，我确定那笑声是针对我的。
我用手指梳理着头发。
汤姆突然把我拉到一边，让我振作起来。他递给我一杯咖啡，好像咖啡因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减少我演讲中的结巴，可以让我的大脑清醒。我在公文包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财务文件，只好掏出揉烂的纸条和记事本，还有那张写着一个“是”字的紫色字条。
咖啡多多少少起了一点儿作用。我趁中间休息的时候回房间换衣服、梳头。我突然发现丢失的财务文件散乱地摊在桌子上，于是赶紧把它们装进包里。然后刷牙，好使酒味在咖啡和牙膏的双重作用下渐渐散去。现在只剩下剧烈的头疼，我险些服用了过量的止痛片。
重回会场的时候，卡西迪和特德正在分享同一盘奶油百吉饼。他们互相依偎着。她夸张地伸舌头舔完手指，靠在他的耳边低语起来。他们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笑。我回忆起卡西迪在我的房间里，穿着笔挺的白色束身外衣，为了留住我而敞开扣子。而我被迫穿着休闲鞋夺路而逃。我猜她离开我的房间之后去找了特德。特德，四十岁左右，风险投资家，左手戴着钨金婚戒。表面上看，他和我不一样，没有拒绝她。他任由她解开衬衫扣子，露出藏在里面的内容。
我听见海蒂的声音，她一遍一遍地对着我唱“荡妇”，像喊口号一样。妇女们联合起来！我在想特德的妻子，她漂亮吗？他们有孩子吗？
我没有丝毫的失望，更重要的是我松了一口气。卡西迪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男人陪她过夜，我庆幸那不是我。
所以接下来，我无动于衷地坐在会议桌前，津津有味地吃起奶油百吉饼，看着她摆动着舌头舔干净自己的手指。
我的电话响了，我从兜里掏出来一看是马丁·米勒，我雇的调查杨柳的私人侦探。我赶紧从会议室出来，到外面的阳台去接电话。八层的阳台正好俯视酒店的中庭，那里摆满了宴会桌和豪华沙发，还有热带花卉和鱼，几十条大胖锦鲤在贯穿中庭的水池里游动。
马丁的语气非常谨慎。他有所发现。我眼前的八层楼在刹那间变成旷野，我抓住护栏，稳定自己，可能是醉酒后遗症，我有点儿晕。
“是什么？”我问，声音有点儿飘。八层楼下的锦鲤就像白色和橘色相间的小污点。
马丁说正在给我转发一篇新闻报道，标注时间是三月中旬。文中没有提到杨柳，也没有提到露比，但是他说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女孩。
我等着接收邮件，手机提示邮件到了的时候，我四肢麻木。
我打开邮件，我目瞪口呆。只不过名字不是杨柳·格里尔。标题是：克莱尔·达洛维被通缉，等待接受有关奥马哈一名男子和他妻子的死亡，以及3月16日从科罗拉多柯林斯堡的婴儿家中绑架女婴的问讯。
我浏览了一遍文章，发现克莱尔·达洛维很可能携带武器，是个危险人物。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约瑟夫和米利亚姆·艾伯罗汉森在睡梦中被刺死在奥马哈的家中。我读到了有关婴儿的报道，她叫卡拉·赛格尔，她母亲叫莉莉，父亲叫保罗。出生在柯林斯堡。这里有她的相貌特征：眼睛的颜色、稀疏的头发的深浅。最后是一块胎记的特写：葡萄酒色痣，文章说，像阿拉斯加州的形状。
找到她有酬劳。
我看了有关约瑟夫和米利亚姆·艾伯罗汉森的介绍，他们是达洛维小姐的寄养家庭，她八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们慷慨热情地把克莱尔迎进自己家里。
我看了有关他们睡觉时被杀死在床上的描写。
“艾伯罗汉森夫妇还有儿子，”马丁告诉我，“两个，两个亲生儿子，”他补充道，“艾萨克和马修都二十多岁。大儿子艾萨克有当晚不在场的证明，他当时上第三班，正在沃尔玛整理货架。3月19日一早回家发现父母双亡，死在床上。”
“另一个儿子马修·艾伯罗汉森在逃。和克莱尔·达洛维一样因谋杀而被通缉。”
“你对谁也没说过，是不是，马丁？”我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克里斯，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说，”他说，“我们必须交出那个女孩。如果她是的话。”他说。我想，当然，当然我得这么做了。
“二十四小时，”我恳求着，“就给我二十四小时，”他同意了。我必须见到海蒂，必须亲口告诉她。
我不知道马丁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会不会真的等我二十四小时而不去给警察打电话。
“有酬劳。”我又看了一遍，“找到她。”
上帝啊，我想，告诉马丁我马上就得走。我必须先给海蒂打电话，必须提醒她。我拨了号码。
电话一直响一直响，可是没人接听。
我再一次读到那几个字：武器，危险。
刺——
死。
杨 柳
汽车开到芝加哥要很长时间，准确地说是二十三个多小时，中间有十六站。其中有两次我们要带着所有东西换车，换到另一辆同行的车上。我见识了以前没有见过的世界。科罗拉多的群山在我们穿州而过的时候变小，几乎消失；一片接一片的养牛场，那么多牛拥拥攘攘地挤在里面，我刚看见它们在食槽里抢食的一瞬间就患上了幽闭恐惧症。我们又折回内布拉斯加州，穿过密苏里河，受到艾奥瓦州人的欢迎，反正路边的牌子上是这么写的。
我选择芝加哥是为了妈妈。我在车站盯着贴在墙上的另一张时刻表看。我看见“芝加哥”三个字，想起妈妈和她罗列的“总有那么一天”的单子，在蓝鸟翻下马路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条她没来得及划掉。我在时刻表上没有看见瑞士，也没有看见巴黎，但是我看见芝加哥，记得妈妈特别渴望去“华丽一英里”——那里有我们想进去买东西的古琦和普拉达店。
我想既然妈妈不能亲眼看见，那我就替她看看吧。
婴儿裹着柔软的粉色毯子在我的腿上安静地睡着。我不敢把她和箱子放在地上，所以我们三个挤在一个座位上。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了的时候我把她抱起来让她看窗外，先看日出，再看通往“西进之门”19的日落，我的家曾经在那个城市里。汽车在一个叫作灌木小镇的加油站停下来，我抱着婴儿和箱子下车去买奶粉，和妈妈以前喂莉莉的一样，还有一个塑料瓶。婴儿晚上躁动不安的时候，我把瓶子塞进她嘴里，看着她把自己喝睡着了为止。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婴儿有多可爱，也没在意她用小手裹住我的手指使劲攥的感觉。我没注意到她的眼睛在观察我，也没看见歪歪斜斜地写在她内衣上的“小妹妹”三个字。
我想的是那些海葵，小时候马修给我看的书里的海葵，它们是长着精美的天使般身体的谋杀者。当婴儿的手缠绕着我的手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海葵纤细的触手；当婴儿看着我微笑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海葵绚丽的颜色。它们看起来像花，但实际上不是。相反，它们是海洋里的捕食者。长生不死。用毒素麻痹猎物，以便生吞活吃。
这个婴儿就是海葵。
我以为我恨她，我是这么想的。但是，随着汽车的行进，她越来越紧地握着我的小手指，时不时地望着我，或者对我笑。我必须提醒自己她是魔怪，因为这个想法不停地逃离我的大脑。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喜欢她，一点儿也不能。
但是，最后，我没做到。
我们在丹佛换了一辆车，有个女孩像飞机坠毁似的扑通一下坐在我旁边，然后问：“你的孩子叫什么？”我张开嘴，却说不出来。“怎么了？”她问，“你的舌头被猫叼走了？”
那个女孩瘦得像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她穿的衣服特别大，完全没有形，松松垮垮地垂在身上。她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带刺的紧项圈。
“没有，她……”我结结巴巴，一时编不出名字。
“她有名字，对吗？”虽然我没有告诉她我孩子的名字，但是她并没有放弃。我不可能说她叫卡拉。后来，她好像明白了，问：“露比怎么样？”她望着窗外，我们的车正好经过一个叫作“露比星期二餐厅”的饭馆。我确定这里正好是卡尔玛高速的入口。
我盯着那几个字，耀眼的红色大字。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叫露比 20。我联想起红宝石，红色的，鲜血的颜色。
“露比。”我重复着，好像在嘴里品尝这个名字的味道。仔细品味。然后我说：“我喜欢。是的，露比。”
她说，“露比”。强化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的印记。
女孩的头上有一个很大的肿块，手腕上有一道鞭子抽过的痕迹，她使劲扯着绿外衣的袖子遮掩着。她在丹佛上车，到奥马哈的时候她已经不在车上了。我尽量不去看她头上鸭蛋大的紫包，但是我的眼睛怎么也转不开。“怎么了？”她若无其事地问，“这个？”她用头发挡住，说：“你就当我男朋友是头驴好了。”然后问我，“什么事让你这么一个姑娘半夜三更地待在马路上？还带着，”她捏了一下婴儿的小鼻子接着说，“一个小宝宝。”
我们两个聊起来。我喜欢她无所谓的态度和说话方式。“我们想看看不同的风景。”我说。说完之后，我们没有在彼此问过要去哪和从哪来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另一个人来自某个龌龊的地方。
我们必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科尼停留一段时间。其间，那个女孩在我的头上倒了一瓶浅红色的染发水，我也倒了一瓶在她的头上。因为停留的时间不够长，所以，和盒子上展示的红色不一样，我的头发变成了带着红的褐色。女孩掏出一条破洞的牛仔裤和一件绒衣，“来，”她说着把一堆衣服塞进我已经满满当当的手里，“换换。”
我把婴儿递给她。她的双手都有刺青，两只手掌上分别刺着半只蝴蝶，合在一起拼出完整的一只。“北美黑条黄凤蝶。”我问的时候她是这样回答的。在厕所——墙上写着：贝尼爱简和丽塔是同性恋——我脱掉了马修给我的裤子和套头衫。我没有脱内衣，就是沾着约瑟夫血迹的那件。这个，我不敢让她看见。我穿上女孩的衣服：牛仔裤、绒衣和一件军绿色的帽衫，还有一双系着磨损了的棕色鞋带的皮靴。我出来的时候，她左手抱着婴儿，右手拿着一个安全别针。
“这是干什么？”我问，我看见她从耳朵上摘耳环：一对天使的翅膀，一个十字架，一个红嘴唇。
“就疼一下。”她说。我抱住婴儿的时候，她把别针扎进我的耳朵，然后把耳环插在我肿胀的耳垂里。我疼得叫出声来，吓到了婴儿，露比也跟着尖叫起来。
我们把空染发剂的瓶子扔进垃圾桶，然后女孩把我拉过去，给我画上眼线。除了妈妈经常在我的脸蛋上抹一点儿淡淡的腮红之外，我以前从来没有化过妆。我在污浊的镜子里看自己：头发、耳环、神秘的眼线。
回看我的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
“你叫什么？”她问，把眼线笔插进我兜里，曾经在她绿外衣的口袋里。然后她开始给我剪头。我没有反抗。我一动不动地看着镜子，她随意地剪掉几绺头发。“你知道，”她说，顺手把湿头发扔在厕所的瓷砖地上，“我曾经想做美容师。”
我看着自己的样子，心想幸亏她没做。我的头发奇形怪状：一边比另一边长，又窄又长的刘海儿挡住了我的眼睛。
“我妈妈是美发师。”我说，然后我琢磨着妈妈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想。她会失望吗，还是她会理解我的迫不得已？我在好好照顾莉莉，像我承诺她的那样。“我叫克莱尔。”
“克莱尔？”她问。我点点头。“克莱尔什么？”
她把自己的红头发染成了暗淡的金黄色。她也给自己剪了头，在肮脏的地面上，我们的头发混在一起。
“克莱尔·达洛维。”
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垃圾桶：剪刀、安全别针、从地上收起的碎头发。她拉开自己的包，把里面的东西也倒进垃圾桶：一本破杂志、一张身份证、半袋彩虹糖和一个电话。可是，她突然改变主意，把手伸进黑色的垃圾袋，拣出了那半袋彩虹糖。其余的她都没要。
女孩站在厕所里，手掩着门。有人在外面敲门，砰砰地捶门。“等着。”她吼道。然后对我说：“我叫杨柳，杨柳·格里尔。”我知道她离开厕所之后，我们不会再见了。
“我们车上见。”她骗我说。我托了托往下滑的婴儿，看着改造我的人独自走出泛黄的木门，走进加油站，走入一队等得不耐烦的女人中间。
我回到车上的时候没有看见她。
19圣路易斯，这里是两百年前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东部人口向西进发的起点。
20红宝石的英文是Ruby，与露比的英文Luby发音相似。
海 蒂
她对瓶子拒之不理。
我千方百计地把奶瓶放进朱丽叶的嘴里，但她就是拒之不理。我把嘴唇贴在她的额头上，冰凉，没有发烧。我给她换尿片，给她安抚奶嘴，在她已经痊愈的湿疹上抹润肤膏，但是全都无济于事，什么都不能抚慰我的孩子。
她在我的黑裙子褶里蹭鼻子的动作提醒了我，我恍然大悟，答案非常简单：这是只有妈妈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我坐在摇椅上，一只手伸到背后，解开系错的扣子，从裙子里撤出一只胳膊，这样，我把自己暴露在朱丽叶面前。没有她没见过的，我想，回忆起我和朱丽叶在一起的那些夜晚。淡粉色的墙壁、粉红色的床单，淡淡的月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