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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来响去就是没人接听。
过了十分钟，我再拨。我知道他是夜猫子，肯定还没睡觉，一定还在奋笔疾书地赶写他提过的募股说明书。
他说过的。
还是没有应答，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电话，尽快。然后我继续空等了二十分钟，也许更长。
我开始烦躁不安。
我在网上查到曼哈顿酒店的电话，我打到前台，请她帮我转到克里斯·伍德的房间。因为怕吵醒佐伊，我的声音很低，前台总是让我重复。我等着她拨通分机，过来一会儿她道歉说：“夫人，房间电话没人接听。您需要留言吗？”
我挂断电话。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电话转到卡西迪·克努森的房间。
我想要不要搭乘航班飞往纽约，不计后果地现身在他住的酒店大堂，抓住这两个飞来飞去、忘记世界、纵情欢笑的人。我似乎看见卡西迪和克里斯穿着酒店的浴袍，看见贵宾室特供的香槟和草莓。对的，当然是草莓。
房间的门把手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热血顿时涌上脖子，耳朵嗡嗡作响，剧烈的心跳让我头晕眼花，我再一次把头垂到腿下，调整呼吸。对我的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一股邪念油然而生，我盼着飞往丹佛的飞机失火坠毁。
“露比该吃药了。”我听见那个女孩怯懦的声音，那个惯偷，是她偷走了我爸爸的结婚戒指。
我想要怒吼，但是，我极力克制着自己说道：“你拿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你拿了戒指。”我想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掐灭她的生机，因为她拿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依然坐在浴缸沿上，隔着睡衣摸着瑞士军刀直棱棱的边缘。它是灵活多样的工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武器：开瓶器、剪子、螺旋锥，当然还有刀。
“什么？”她弱弱地问，好像她是那个虚弱的受到伤害的人。被抢了，被盗了。她的声音轻飘飘得几乎听不见，她拼命地摇头，发疯似的，低声唠叨着：“没有。”
她的眼睛不敢直视我，双手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她频繁地眨着眼睛，白皙的皮肤开始泛红，这是典型的撒谎的表现。我抬起脚的时候，她迅速地跑开，嘴里嘟囔着上帝、宽恕和仁慈一类的话。
她似乎在忏悔。
“它在哪儿？”我问，追着她走进客厅。我的步伐小，但是速度快，比她的频率快半步左右，我们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穿着羊皮拖鞋冲上去，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身体扳转过来，强迫她看着我，像对待做伪证的人那样目光对视。她一下子躲开，我冒犯了她的领地。她把手背在身后，不让我再碰到它们。
“我父亲的结婚戒指在哪儿？”我意识到婴儿在地上注视着我们，所以这次我改成了询问的语气。然而，她在咬从脚上扯下来的圆点袜子，她的头顶悬挂着浅粉色的小猪，对房间里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却浑然不知。
“我没拿。”杨柳撒谎，她的声音像蚯蚓和水蛭一样软绵绵的。“我发誓，夫人，我没拿戒指。”她说着，但是眼神还是那样的诡计多端，装出我曾经以为的敏感、天真的年轻女人的样子，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另一个人，她狡猾精明，圆滑刁诈。
她逃避我的目光，她的皮肤在不自觉地抽搐，好像一下子换上了箭猪长满刺的皮。
她在表演。
她的话断断续续地冒出来，生硬而且不连贯，一连串的否认：我没有拿，我发誓。她不停地打着手势，脸色通红。
这不是演员辅助性的动作吗？
她用谎话和无聊的小伎俩，还有天真无邪的眼神欺骗了我。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站在雨中，等我在富勒顿车站拦住她的第一天开始。
等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上钩。
“你把它怎样了？”我火急火燎地问，“你把戒指怎样了？”
“我没有拿，”她又说，“我没有戒指，”使劲地摇头，像钟摆一样从一边摆到另一边。
但是我认准了：“你拿了，你拿了它，从浴室的挂钩上。你拿了我父亲的戒指。”
“夫人。”她恳求着，几乎是哀求，如果不是太装模作样的话，她的声音令人心碎，真的。她后退一步，我上前一步，步步紧逼。我的行为，这种粗鲁的行为，虽然只是一步，还是吓到了她。她的内心在退缩。
我的手握住睡袍里的瑞士军刀，紧紧的，然后大声喊出一个字：“走。”
我感觉自己的手在颤抖，刀在颤抖。我心想，别逼我……
她一直在摇头，急促地摆来摆去，深褐色的头发挡住她鼓出来的眼睛。她喃喃地吐出一个字：“不”。接着她开始求我让她留下，求我别赶她走。外面开始下雨，又下雨了，雨点啪嗒啪嗒地敲着飘窗，还只是绵绵细雨，算不上暴雨，至少现在还不是。
晚间的天气预报并没有报道。
“走，”我又说了一遍，“现在就走。趁我还没有报警。”我走到厨房灶台的电话旁。
“求你不要，”她乞求着，“求你别赶我走。”她望着窗外的雨。
“你拿了戒指，”我一口咬定，“还我戒指。”
“求你了，夫人，”她说，“海蒂。”试图拉近和我的感情，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她越发地无礼和放肆。这种冒失让我想起她的自欺和自负，其他的都是伪装和谎言。她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混进我的家，偷走了我的东西。我在想她还拿了什么：波兰陶器、祖母的珠宝、克里斯的纪念戒指。
“是伍德夫人。”我义正词言地说。
“我没拿戒指，伍德夫人。我发誓，我没拿戒指。”
“你把它卖了，”我说，“你卖到哪里了，杨柳？当铺吗？”
林肯公园里就有一个，我一清二楚，店面在克拉克街上挂着牌子：收购黄金。我心想是那个下午，我打盹的时候。她在我睡觉的时候当掉了戒指？不对，我今晚才把项链挂在钩子上，然后我吻了佐伊，和她道晚安，调暗灯光，收拾厨房，打开电脑工作，不是工作，是假装工作。
难道是昨天晚上？我突然恍惚了，分不清是哪天，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我确信是她拿走了戒指。
“你卖了多少钱？”我突然又问，她没有出声。我重复道：“你把我爸爸的戒指卖了多少钱？”我想，五百美元？一千美元？我一直攥着瑞士军刀，大拇指不自觉地捋着刀刃，直到被割出血。我没感觉疼，但是我看到血，一滴，两滴，从紫睡袍里渗出来。
她开始满屋子收拾自己的东西——奶瓶、奶粉；她从书房里把破仔裤、系带皮靴、军绿色的外衣和旧皮箱拿到客厅，拉到门口，堆成一堆儿，阴沉着脸对着我，她眼神里虚伪的绝望已经被坚忍所代替。
她走过去抱起地板上的婴儿，我突然妥协了。
看在我死去孩子的分儿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嘴上说的是：“你照顾不了她。你和我一样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我，她可能已经死于感染。”
尿路感染不及时治疗将导致败血症。
没有治疗，谁都得死。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医生说的，不是吗？是医生告诉我们的，她要知道婴儿这样情绪焦躁和发烧持续多久了。
“一周，也许两周。”杨柳懊悔地说，我打断她的坦率说：“就几天，亲爱的，不到一周。”如果医生知道我们让炎症持续了好几周，而且任凭她发烧，我知道她会怎么想。在俗气的诊室里，我抬眼看了一眼医生，评论杨柳说：“她特别没有时间概念。小孩子，你懂的。一天，一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这位医生，可能也是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也许她的孩子也在走进青春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几天，撒谎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以至于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如果你带走婴儿，”我说，“我正好报警。危害儿童，附加盗窃。在这里，她更安全，和我在一起。”
她需要明白婴儿和我在一起更舒适。“我遇见你的时候，”我提醒她，“她在发烧。屁股上有疱疹，皮肤上有湿疹。她已经好几周没洗过澡。你们都没有食物。她没有体温过低、饿晕了或者死掉真是一个奇迹。”
“而且，”我不动声色地挪到婴儿旁边，我想好了，如果需要我会为她一战的，我会从睡袍里掏出刀子，然后辩称我是自卫。
但是，我在她的眼里看出了退让，我不用出手了。婴儿，于她是个累赘、负担。我发自肺腑地、情不自禁地想要拥她入怀，我不能抱着她的时候，这种感觉煎熬着我。她是我的，全是我的。这种渴求从我的脚尖延伸进我的五脏六腑。
“你不能让一个婴儿拖累你。”我猜她很可能在逃避某人的追踪。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人，男人或者女人，造成她脸上瘀青的那个人，我料定是这样的。
“你会照顾她的。”她说。不是疑问而是要求：我需要你照顾她。
我说我会的。我的表情柔和下来，为了婴儿，我脱口而出：“哦，我会的。”我承诺，我会好好地照顾她，像被奖励了一只小猫的孩子一样。
“但是我不能留你在家里，”我接着说，我的语气坚决，在照顾婴儿和杨柳必须离开我家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你偷了我的东西，不可能再留在我家里了。”她反驳：“我没有——”我打断她：“走。”
我不想听任何谎言和抵赖，任何关于缺钱的借口，很明显，我不能任由她编故事骗我。简单极了，她拿了我爸爸的婚戒，卖给当铺了。
现在她必须走。
她没有和我说再见。反而又问一句：“你会照顾她，照顾露比吗？”她说得没有那么急切，也没有特别真诚，出于礼节，她必须在走之前确认婴儿会受到好的照料。她看婴儿的时候有一丝犹豫，不管怎么说，有短暂的犹豫。她的蓝眼睛里泪光盈盈，我告诉自己，没事。
杨柳走到婴儿身边，伸手抚摸她的头；走之前她小声说了再见，用袖子抹了抹虚情假意的眼泪。
“我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她的。”我直截了当地说。她走了，我关上大门，锁好门锁。我站在飘窗前观察，确认她走了，消失在飘着四月冷雨的街道上。然后，我回到宝宝身边，完全沉醉在她胖乎乎的小脸蛋和柔软的头发里。她没长牙的小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心里念叨着：我的，全是我的。
杨 柳
不知不觉间我变成十六岁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周内。
冬天快过去了，我坐立不安地等待春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灰色的天空飘起雪花，像是某种噩兆。每次和马修坐车的时候我都冻得要死，握手服和运动鞋从来也不顶事。每次停车的时候，凛冽的寒风灌进车里。我的衣服大部分是裙子和约瑟夫的短袖上衣，我的腿总是赤裸裸地露在外面。
晚上，我躺在床上，只能凭借一件超大号的T恤衫和一层拼布的薄被取暖。我冻得发抖，满身的鸡皮疙瘩。当约瑟夫脱掉我的T恤衫的时候，身上的鸡皮疙瘩更是成倍地冒出来。
我想尽各种方法杀死他。我反复地想妈妈和“我爱你就像……”以此打消千方百计要收拾约瑟夫的想法：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用煎锅打他的头；趁他睡觉的时候放火，烧掉整座房子……
然后我怎么办？
我恨你，就像蜘蛛恐惧症患者恨蜘蛛。我恨你，就像猫恨狗。
在一个了无生机的冬日，马修带我坐车去图书馆。我记得我特别兴奋，因为那天马修要教我用电脑，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
车子开了还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马修问我冷不冷。我回答冷。他伸出一只胳膊圈住我的后背，把我搂到怀里。刹那间，车上的人仿佛都不在了，只有我和马修。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觉得马修的胳膊温暖，强壮，安全。
我抬起头偷偷地望着他，想让他巧克力色的眼睛告诉我发生什么了。我的心里甜蜜蜜的，手心黏糊糊的。马修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没回答我。他看着窗外，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但是心里，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到了不同呢？
我们搬了两把椅子，坐在图书馆的电脑前。马修向我展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他告诉我一个叫因特网的东西，可以通过它查我一直想知道的有关星球、丛林动物和蜘蛛的所有事情。他还教我打游戏，其乐融融……
电脑里有音乐。我们带着图书馆的耳机，马修打开音乐，有点儿吵，但是我喜欢。我喜欢低音在耳朵里回旋的感觉。我想起妈妈，想起她伴着佩茜·克莱恩的歌声在房间里翩翩起舞的样子。
去图书馆成了我和马修的固定生活。我喜欢。图书馆里总是安静温暖的，虽然大玻璃门外的世界依然寒冷喧嚣。图书馆很高，有四层楼，或者更高，夹在摩天大厦中间。有时候，我坐在电梯里，上来，下去，再上来，再下去，即使哪也没去，我还是乐在其中。我们在那里有很多话说，马修和我，他一句接一句地说着要带我离开那所房子，离开约瑟夫。他要做的就是想出一个办法。从那时开始，我更多的是在思考奥马哈外面的世界，这让我觉得跟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生活更加无法忍受。我渴望离开，比对任何事都渴望。我想要走得远远的，能多远就多远，但是马修让我等。他会替我安排好，他说不要急，所以我等。
我期待去图书馆的真正目的是躲在空无一人的过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坐在地上，伸平双腿，靠在高耸的书架上，随意浏览图书，然后互相大声地问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比如你知道生鸡蛋会沉底，熟鸡蛋会漂在水上吗？你知道人的大脑有89%是水吗？就像我们小时候马修在晚上路过我房间时那样。我读了有关奥黛丽·赫本和佩茜·克莱恩的书。我查了莉莉生活的地方，科罗拉多。我了解到它是美国的第三十八个州，有广阔的平原和大陆分水岭。我了解到妈妈常说的“华丽一英里”和被称为“风城”和“宽肩膀之城”的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