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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小，大概十岁或十一岁。我不知道什么是性。虽然约瑟夫教过我，但是从来没有提过那就是他晚上到我的房间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他趴在我的身上，用湿乎乎的橡胶似的手掌捂住我的嘴，使劲压我又不让我叫出声的时候，是不是跟搞大肚子是一回事。
“是，”马修耸耸肩说。他比我大六岁，知道我不懂的事情，很多事。“知道吗，是怀孕。”
“噢。”我这样回答，但始终不明白搞大肚子和怀孕跟约瑟夫没有成为牧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马修转转眼睛“呃”了一声。
但这都是后话了，很久之后的事。
起初，马修和艾萨克和我没有任何接触。约瑟夫不允许。他禁止他们和我说话，禁止他们看我。就像我一样，他们也有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不许看电视，不许和邻居的小孩打球、骑自行车，不许听音乐，不许看书——除了《圣经》，这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从学校带回什么东西或者其他书，约瑟夫会粗暴地没收，并且说那是亵渎神灵。
妈妈和爸爸不是宗教徒。他们有几次说起上帝，但是后来我知道那是无效的。我们不去教堂。我们以前的活动房里只有一幅耶稣的画像，妈妈说是外祖父母的。它一直在厨房里，主要是为了挡住墙上的洞。那个洞是我和爸爸玩球的时候，我不小心砸出来的。据我所知，画像上的人曾经是美国的大人物，又或许是我祖父。反正我们从来没聊过。它一直在那里。
“你是说你的养父对你进行了性骚扰，”弗洛雷斯太太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我在胡说八道，谎话连篇。“你从来没有告诉你的社工？”
“没有，夫人。”
“为什么不？她回访过你，是不是？带了保罗和莉莉·赛格尔的信。”
我耸耸肩：“是的，夫人。”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她？”我抬头望向窗外，窗户太高了，装着护栏，我只能看见一小块蓝色的天空和几朵白云。我多么渴望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啊：停车场、汽车、大树……
社工还好，我不恨她。她开着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背一个装有上万份档案的破旧耐克包。她只有三四十岁，可是却像骨质疏松的老人一样驼着背。她开车带着放在后座上的档案到处跑，从教养院到寄养家庭，再回到教养院，不停地接待永远接待不完的孩子。她似乎有办公室，在某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她从来不去。她非常友善，只不过分身无术，所以她来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叫我克拉丽莎，还有一两次叫我克拉丽思。她语速快，动作更快。她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快点做完。
在她的计划单上，我搬去和约瑟夫、米利亚姆同住的日子上只有一个核实的标记。
“你看，克莱尔，我看过你的卷宗。我知道你的社工到家里，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看过你很多次，而且，我也知道你们从来没讨论过所谓的‘性侵犯’这个话题。那么，那么多次见面，你们谈什么——” 弗洛雷斯太太低头从脚边的公文包里掏出厚厚一沓绿色的档案，翻到夹着黄色便签纸的一页，“你情绪不稳定，乱发脾气，不守规矩，不做家务，不听话，反抗权威，学习成绩不好。”她坐直身子，仍然像只老鼠，眼睛跃过桌子逼近我，补充道：“你的思想很奇怪。”
我在奥马哈市外的房子里住满一个月以后，约瑟夫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起先，他只要求看我的局部，我没觉得有什么事，后来他又要摸我不想让他碰的地方。我告诉他我不想做这些，他亲切地对我说：“快点吧，克莱尔。我现在是你爸爸了。让爸爸看看没问题。”然后，他看着我脱掉上衣。而这亲切在裸体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很久没有这么害怕了。上一次是在一年级的时候，艾薇·杜恩问我敢不敢在浴室的镜子前召唤血腥玛丽 9。
第一个月，我几乎没有见过米利亚姆离开自己的房间。她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穿着同一件发霉的、像硬壳一样的睡衣。直到整栋房子里装不下她的臭气了，她才洗澡。她对她的儿子和我说话几乎不超过两个字，却唯独对约瑟夫不一样。她乞求他的原谅。她跪在他的面前抽泣，亲吻他的双脚。“求你了，约瑟夫，宽恕我吧。”他踢开她，走到一边，说她令人乏味，一文不值，就是一个乞丐。有一次他还愤怒地说要把米利亚姆从窗户扔出去喂野狗。
“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露易丝·弗洛雷斯问我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有什么要解释的。
约瑟夫说过没人会相信我，这是他反驳我的话。如果我把他做的事说给别人听，也没人会相信那是真的。
而且，他只是做了一个好父亲应该做的事。
“没有。”我嘟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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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转了一下眼睛，合上档案，对我说：“所谓的性侵犯，跟我说说。”
后来，当我做错事被约瑟夫罚抄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腓尼基人的王妃耶洗别就是因为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从窗口被扔出去了。她被人蹂躏，被饿狗分食，只剩下头骨、双脚和手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肌肉酸痛手发抖，最后几乎连铅笔都拿不住了。
马修和艾萨克上学，米利亚姆和我留在家里。即使有人敲门，我们也不会应答。我们悄无声息，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家。约瑟夫说如果我冒险开门，坏人就会进来伤害我，所以我不敢。屋子里一片漆黑，窗帘总是拉着，除非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趴在窗户上往外偷看的时候。我看见小区里骑着自行车、带着棒球和足球的男孩子从马修和艾萨克身边经过；我看见马修和艾萨克从梳着马尾辫、在便道上用粉笔画画的女孩身边走过；看见他们站在小区的尽头等黄色的大校车拉他们去学校。我听见有孩子叫他们的外号，因为他们不骑车、不打球、没有朋友，就算有男孩来敲门，他们也会像我一样保持绝对的安静，假装家里没人。久而久之，就再没有人来了，所以他们被当作小区里的怪物。在车站，别人不叫他们的名字，而是对他们推推搡搡，甚至朝他们的头上扔雪球。
约瑟夫一晚又一晚地走进我的卧室，倾听我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和抽泣。我感觉孤苦伶仃、害怕得要命，而他则说会像一个好爸爸那样照顾我，我全信了。他汗淋淋地挨着我躺在拼布被子里的时候，他还说他所做的就是一个真正的爸爸该做的事。
他说我和他与米利亚姆生活是他父母的遗愿，是他的父母所期望的。他还说如果我不按照他说的做，他会让我的莉莉代替我。哦，对了，在我犹豫着不想脱衣服的时候，他又说，你不想莉莉发生什么事，对吗？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莉莉。我想她，想她在的地方，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也怀疑这是不是爸爸妈妈希望的：他们死了以后，莉莉和赛格尔夫妇生活。
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那时，莉莉已经三岁了。她把保罗和大莉莉当作爸爸妈妈；她对埋在奥加拉拉第五街后面的墓地里、那棵半死不活的枫树下的人毫无印象。
我曾梦见爸爸妈妈在那里，在盒子里，我和安布尔·阿德勒夫人看着他们被埋入地下，然后安布尔·阿德勒夫人开着她的破车送我和莉莉去教养院。
我梦见爸爸妈妈的胳膊挣脱出松木盒子，挽在一起。
9一种西方的通灵游戏，很受少女的欢迎，但带来的后果却令人毛骨悚然。
克里斯
我看见海蒂的炒锅里有鸡肉、胡萝卜、豌豆和香芹。汤锅里有黄油、洋葱和罐装鸡汤。感谢我的幸运之星，终于有真正的鸡肉，而不再是鸡肉碎了。她把所有东西倒进饼皮里，然后放进烤箱。她试图回避我，当我们眼神相遇的时候，她说：“她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似乎成了她新的口头禅。
我把电脑和打印机移到地板上，腾出饭桌吃饭。我的动作特意有点儿虚张声势，我要让海蒂看出来这有多不方便。可是她对我的唉声叹气、打印机砸在木地板上咣当的响声和我被电线绊倒时的抱怨，一律置若罔闻。她一直没洗澡，还穿着紫色的睡袍，只是把头发胡乱地盘起来，戴上眼镜而已。
她从橱柜里取盘子的时候双手在颤抖。佐伊在自己的卧室里，还在听男孩乐队，很可能正在构思各种父母消失的剧情。却没有意识到摆脱我和海蒂的机会就在卧室墙的另一头——取决于海蒂。我不时地听见婴儿的呓语，药起作用了。
“你在发抖。”我说。
她皱皱眉头说：“我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原因。
她的手机和佐伊被没收的手机并排放在灶台边上。她的电话响了，她拿起来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接听。
“谁？”我问。放下打印机，我直了直腰。
“没人，”她说，“电话局。”她去叫佐伊和那个女孩吃饭，我瞄了一眼电话，是詹妮弗，今天的第二个电话。两个未接电话，两个语音留言。
我们坐在桌边，像个欢乐的大家庭。海蒂抱着婴儿。女孩杨柳——我把她叫成了威尔玛，海蒂狠狠地踢了我的小腿一下——像一周没吃过饭似的狼吞虎咽。她总是找寻海蒂的目光，却一直不看我。她和我保持一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好像我得了黑死病。我心里想这事和男人有关，不过也许只是针对我。我滑动椅子想要站起来取一杯牛奶，可能是动作太快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海蒂一直注视着婴儿。她睡着的时候，眼珠在透明的眼皮下转动，嘴角挂着微笑。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真如海蒂唠叨的那样有个大家庭会是什么样子。海蒂渴望着有一个大家庭，至少六个孩子。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那种感受。孩子们，是，我想要几个孩子。但是，像海蒂说的五六个，我可没想清楚。当然，我的感受无足轻重，因为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我能为一屋子孩子操心之前，我们拿到了医生的诊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孩子一下子不是问题了，而问题是我妻子是活还是死。
其实，我也在琢磨如果不是只有佐伊一个孩子会怎样。家庭聚餐会这样紧张而冷漠吗？或者是一片混乱？要让他们安静不出声，就像现在我们唯一的孩子选择的状态一样？佐伊斜眼瞥着身旁的女孩，而我则在观察她、研究她：她脸上是什么表情？痛恨？嫉妒？五味杂陈？还是截然相反？
佐伊裹着灰毛毯坐在餐桌上，她总感觉冷。她用叉子挖出鸡肉饼的馅，盯着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盘子里的肉汤问道：“这到底是什么？”
“鸡肉馅饼。”海蒂一边说一边放进嘴里一块，“试试，你肯定喜欢。”她说。我看着她边应付孩子边吃饭，那是娴熟的做母亲的技巧。她在餐桌上哄逗小佐伊的时光好像过去没多久。
佐伊说她痛恨豆子，我们看着她用叉子划开馅饼，把胡萝卜、豆子、鸡肉、香芹分开，叉起面皮，咬了一小口，在嘴里嚼着。
“杨柳到底叫什么？”屋子里重新安静的时候我问。这时，电视依旧开着：白天篮球赛的集锦，篮板和传球的回放。就像晚餐时的情况一样，还是静音。我看着比分一闪而过。
“克里斯！”海蒂吼叫着，仿佛我问了什么不合适的问题。我止住话题。倒是海蒂，询问我每天的生活时咄咄逼人，可是现在，竟然让一个不知道基本状况，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是不是逃犯的陌生人坐在我家餐桌上吃饭。
“只是一个问题。我好奇而已。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管怎么说不是女孩的名字。”
也许名字的含义是树。
“这个名字有意境。像一棵杨柳树。”海蒂说，“优雅、轻盈。”
“我的地球科学课上有一个杨柳，”佐伊说。她加入到谈话中来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这和杨柳主动开口说话带给我们的震惊差不多。“杨柳·托勒，”她接着说，“男孩们叫她屁股。”尴尬的沉默。屋子里又是一片寂静。只有该死的黑猫在挠着裸露的砖墙，就像里面住着蟑螂似的。
“你有姓，对吗？杨柳？”我问出来，海蒂怒喝着：“克里斯！”
“对，先生。”杨柳平静地说，在她强硬的伪装下，隐藏着一种淡淡的田园气息，我说不清楚。她有鼻音，也许是“先生”这个词里带出来的。我盯着她看，她不停地往嘴里送鸡肉馅饼，每一口都撑得满满的。最后，她把盘子也舔干净了。海蒂问都没问就又盛出一块。她先吃掉里面的馅，外面的皮留到最后才吃。她喜欢皮，那是海蒂从商店里买回来的。
她没有十八岁，我确定。但是我不知道她多大。我对自己说她是十八岁，因为只有这样，当警察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才可以申辩：可是，先生，她告诉我她十八岁了。洗完澡，换上佐伊淘汰的衣服，她身上的气味比几个小时前好多了。不过，看起来还像流浪汉：脏兮兮的眼线，是她洗完澡之后新补的；颜色浮夸的头发；一个耳洞，或者两个，红肿发炎；手指甲被啃秃了；她的眼神游离不定，总是逃避我的审视；瘀青在头发帘后时隐时现。
“想说说吗？”
“克里斯，求你了。”
女孩屏住呼吸，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我猜和宗教、信仰、上帝有关。我请她重复一遍，她呼出一口气说道： “格里尔。”
“什么？”我问。一辆汽车的喇叭声从敞开的窗口传进来。
这次她提高了一点儿声音说：“我叫杨柳·格里尔。”
吃完晚饭，收拾好餐桌之后，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小票，在背面写上她的名字。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早上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了阳光。接连几天的乌云和阴雨之后，阳光让我有点儿无所适从。明亮，太明亮了。
我全身僵硬，像个老人，好像没了胯骨。我翻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