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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回声，因为它已经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融合在了一起。犹太家庭营留下的只是进入营地的铁门和一片草木丛生的巨大的凄婉的空地，留下的只是鹅卵石、冷风和寂静。这是一个平静的地方还是一个幽灵般的地方，全部取决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
那次旅行之后，我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几乎都没有答案，没有一本历史书可以给我解释大屠杀的概念。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克拉科夫大屠杀博物馆的书店发现了一本重要的书《逃离奥斯维辛》，鲁道夫·罗森博格的回忆录——《无法原谅》的法语译本。
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对它有着特别的兴趣，以至于我回到西班牙之后开始到处找它。那是描写家庭营地环境的一本小说，奥塔·B·克劳斯的《被涂鸦的墙》。有一个网站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来购买这本书，但这个网站不是特别的专业，不能用信用卡支付，但他们留了一个通讯地址。我写信告诉他们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同时问他们在哪里可以转账付款。生活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的回复非常有礼貌，告诉我可以通过西联汇款把钱汇过去。地址是内坦亚（巴勒斯坦地区），下面的署名是D·克劳斯。
我非常谨慎地问她是不是蒂塔·克劳斯，那个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家庭营地的女孩。是她。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还活着，而且还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生命是神奇的，而且有时也是很精彩的。
蒂塔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她已经八十岁了，但她还是继续尽心尽力奋斗着的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她所做的就是不要让她丈夫的书被人们所遗忘。
从那以后我们俩就开始写信。她极其善良，我们就一直用我那蹩脚的英语交流着。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在布拉格见面，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她带我去看了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她和其他安静温和的老奶奶不一样，蒂塔是一个积极善良的人，刚到那里，她就立刻帮我在她家旁边找到住处，而且安排好了一切。我到达特里斯卡酒店前台时，她已经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等着我了。她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瘦、紧张、积极主动、认真、笑容可掬，同时非常的迷人。
她的生活在战时就过得很艰难，战后也是一样。直到2000年奥塔去世之前，他们俩生活得都非常和睦。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十八岁的时候死于顽疾。但命运对她的打击并没有使她屈服，之前没有屈服，之后也永远不会屈服。
所有的苦难压在她的肩膀上，但她的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这一点让大家都很惊讶。“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她对我说。但她拥有的东西还有很多：她的精力，她作为一个斗士反抗一切的尊严，反抗一切之后使得她成为一个屹立不倒、眼神依然愤怒的八十岁的女人。她拒绝我们乘坐出租车，对于一个亲自经历过艰难时期的人，对于她的节俭意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我们出去都是要么坐地铁，要么步行。地铁上有座位，但她都不去坐。任何人都不能征服这个女人，当时的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没能征服她。
可以疲倦也可以累，但却从来不会泄气。她请我帮她，只是因为《被涂鸦的墙》已经卖完了，她要带五十本样书去泰雷津的纪念品商店。我们甚至都没有租车，她坚持要求我们乘公交车去那里。我们走着差不多七十年前她走过的路。我很担心沿途她会受到影响，但她的确是个坚强的女人。那会儿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给犹太人居住区的书店补充书籍。
泰雷津看上去就是一个有着方形建筑的安静的小镇，到处点缀着长满树木的花园，沐浴在五月的阳光下。蒂塔放下书之后，像以往一样争强好胜，帮我弄到了一张常设展览的免费门票。
那天，时时刻刻都充满着感动。在众多犹太人居住区展出的囚犯画作中，有一幅是蒂塔本人画的，昏暗的画面呈现的是一座灯光极少、我们一起走过的城市。还有一个房间里面是来到泰雷津的孩子们的名字。蒂塔看着那些名字并且记起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她笑了。几乎全部都快要死了。
一些屏幕上播放着幸存下来的人讲述着他们在泰雷津的经历。四个屏幕中的一个上面，出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是她丈夫奥塔·克劳斯。他说着捷克语，尽管下面显示着英语字幕，但我却不在乎这些，因为更吸引我的是他的声音。他是如此的沉稳以至于会让人一直听他说下去。蒂塔静静地观看着，表情严肃，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离开之后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个女人是如此的坚强，至少看上去是坚强的。我问她对于她来说是不是很痛苦。“很痛苦。”她回答我的时候停也没停，而是继续大步向前走着。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对生活如此勇敢的一个女人。
之前她在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住过的那栋楼现在是一栋不再伤害人的居民楼。她抬头望着三楼。她告诉我她的一个表哥之前是木匠，给她做过一个书架。我们走向另一栋楼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很多事情。那栋楼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所有的房间里面都塞满了床铺，还是犹太人居住区时期的老样子。那是一个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那么小的地方却塞了那么多的床铺，甚至还有一个曾被当做公共便盆使用的陶瓷脸盆。
“你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味道吗？”她问我。
想象不到，我想象不到。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展厅，那里有一个保安。墙上挂着当时的画和海报，展厅内播放着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维克托·乌尔曼的歌剧，最后他变成了泰雷津最积极的文化使者之一。蒂塔站在大大的展厅中间，无聊的女保安看着她，她开始轻轻地唱起了乌尔曼的歌剧。她的声音是泰雷津孩子们的声音，那天上午面对极少的公众再次响起，虽然人少，大家还是很惊讶。保安甚至都不敢上前去打扰她。那个时刻，时间又再次回到了过去，蒂塔再次变成了迪迪卡，穿着她的羊毛长袜、带着梦幻般的眼神唱着歌剧《布伦迪巴》。
在由泰雷津回布拉格的路上，由于大巴车全是密封车窗。为了我们不被热得窒息，蒂塔强烈要求司机打开天窗，但司机却无视她的要求。她自己便开始打开天窗，然后我也上去帮忙。最后，天窗终于被打开了。
坐在车上的时候，一个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好几个月的话题出现了：3月8日那天下午，9月份运来的那批囚犯要被送到毒气室，面对灭绝营的这一紧急情况，当弗雷迪·赫希考虑抵抗组织提出的让他领导武装暴动的提议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弗雷迪·赫希这样勇敢的人，为什么会服用大剂量的苯巴比妥去自杀呢？
蒂塔看着我，感觉她的眼里装着整个世界。我开始懂了。从她的眼睛里我读到了奥塔在他的书中写到的内容。难道《被涂鸦的墙》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或者说是虚构的，只是为了掩盖一些事实。如果奥塔在别的内容中提到这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蒂塔要求我保密，因为她认为她告诉我的内容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因此，为了代替她给我解释的内容，我在此复制奥塔·B·克劳斯撰写并发表的描写家庭营地情况的小说《被涂鸦的墙》的部分内容。书中极少的人物使用了真实姓名，31号营房的教员弗雷迪·赫希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块讲述了党卫军们把9月份运来的囚犯迁到隔离营之后，抵抗组织要求赫希领导武装暴动，而在这一转折关头，他要求考虑一会儿：
一个小时之后，赫希起身去找其中的一个医生。
“我决定了。”他说，“天一黑我就下命令。我需要一片药镇静一下。”
……
医生想，武装暴动抵抗德国人，这太疯狂了，这是要让所有人都死：被运来就注定要死的人、家庭营地的囚犯，甚至门格勒要求留下的医院人员。这个男人之前发狂过，很显然现在他还不正常，如果不阻止他的话，犹太医生就会同其他囚犯一起死掉。
“我给你镇静剂。”医生对他说道，之后便转身向药剂师走去。
药品一直奇缺，但他们还有一点镇静剂。药剂师给了医生一小瓶安眠药。医生把药片倒了出来，合上双手使劲地晃着。有一些凉茶在他的碗里，然后他便一直摇晃着碗直至所有的药片都溶解在那浑浊的液体中。
刑事法典里有词汇描述1944年的那个下午，弗雷迪·赫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时，虚构的小说会隐藏一些不能说出来的真相。
只要是能在官方的评论文章上读到关于赫希的内容，每次都会有更多的证人出来推翻他自杀的言论。麦克·霍尼，之前在家庭营地从事医疗队送信工作的幸存者，对证人罗森博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就1944年3月8日所说的“当他向他们要一片治疗头疼的药时，他们给了他大剂量的苯巴比妥”这句话表示怀疑。
但愿这本小说也能够恢复弗雷迪·赫希的形象，结束人们认为他是自愿结束生命的错误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怀疑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性。弗雷迪·赫希没有自杀。他永远都不会抛下他的孩子们。他是一个船长，他会和自己的船一起沉没。因此，应该提醒人们，他是具有卓越品德的斗士。
当然，这本小说也是向蒂塔致敬，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很多。
我们的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依旧居住在内坦亚，每年都要去她在布拉格的小房子住上几天。只要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她会一直继续这样下去。她仍然还是那个好奇心、敏锐性、善良和坚强都超乎想象的女人。一直以来，我都不相信英雄，但我现在知道英雄是存在的——蒂塔就是其中之一。
57.1948年生于阿根廷，作家、翻译家、编辑。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小说人物 约瑟夫·门格勒
1945年1月，盟军占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几天，门格勒混入了正在撤退的步兵营。之后，上百名士兵全部被抓获，但他却没被发现。战争结束的最初几天局面有点混乱，盟军们通过手臂上的血型刺青来识别党卫军的成员，因为普通士兵是没有这些刺青的。而门格勒，像是能预见似的，他之前坚决拒绝手臂上的血型刺青。在其家族产业的经济支持下，成功地逃离德国，躲到了阿根廷。在阿根廷他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且还是一家制药公司的合伙人。20世纪50年代末，他写信给妻子同意离婚，纳粹猎人西蒙·威森塔尔通过门格勒签字的离婚判决书发现了他的踪迹。但是有人却设法告知他，他们已经找到他了，于是门格勒便逃到了乌拉圭。他在那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假身份，但生活得却很窘迫，住在一个贫民窟，而且还要忍受被追捕的痛苦，但他们却永远都抓不到他。1979年，六十八岁的他在海滩游泳时溺水身亡（有可能是突发心脏病）。在杰拉尔德·波斯纳和约翰·韦尔写的关于门格勒的自传中，作者讲述了他儿子罗尔夫和他多年来一直通过断断续续的书信联系着，而且在他死之前怎么去看望的他。最后，罗尔夫终于问了他一个让他从孩提时代就备受折磨的问题：他的滔天罪行是不是真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很难接受他父亲，信中如此周到体贴的一个人，居然是报纸上所说的嗜血恶魔。最后，当罗尔夫面对面问他是否曾经真的处死过成千上万的人，约瑟夫·门格勒很确定地告诉罗尔夫，这一切都是捏造的。他很自信而且绝对冷漠地对罗尔夫说，通过他的筛选——也就是说把那些还可以劳动的和要被杀死的犹太人分开，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并把他们分到了劳动组。
汉斯·施瓦茨休伯
1943年11月被任命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男囚营（家庭营地的附属营地）的负责人。1944年以副指挥官的身份被派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英国军队将其抓获，抓获的同时搜集到了一些证据，最后几个月，他曾至少将2400人送进了毒气室。最后他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1947年用他担任指挥官身份时最喜欢用的刑罚——绞刑，将其处死。
玛吉特·巴尔纳伊
婚后一直生活在布拉格。虽然蒂塔移民去了巴勒斯坦地区，但她们却从未失去联系。她们经常互相写信、互相给对方寄孩子们的照片。玛吉特有三个女儿。她四十岁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第三个女儿，最后给她取名叫蒂塔。她去世时很年轻，才五十四岁。蒂塔·克劳斯继续和玛吉特的女儿们保持着联系，对于她们来说，她就像是个阿姨，她每次只要去布拉格，她们都会见面。
鲁迪·罗森博格
战后改名为鲁迪·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之后，他便立刻给日利纳市的犹太领导人写了第一份报告，讲述了发生在被运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身上的真实事件，他所讲述的内容与纳粹的谎言天壤之别。报告被寄到了布达佩斯，但一些犹太高层领导人并未关注此份报告。5月份的时候，纳粹们开始每天向奥斯维辛运送犹太人，最多时每天可达12000人。抵达英国之后，鲁迪·罗森博格便跟曾经和他一道逃亡的伙伴弗雷德·韦茨勒一起写了另外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为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在集中营发生的真实而残酷的事件。这份报告最后成为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之一。战后，罗森博格还被授以勋章。最后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化学专业，并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化学领域的教授。2006年去世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加拿大。他对匈牙利犹太社团重要成员的严厉评论，对后来巴勒斯坦地区国的成立有可能也起到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