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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我是有责任的：我曾为自己的超然态度而自豪，我是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但那两个人的创伤却是我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我扣动的轻机枪的扳机，就像派尔曾想开枪打死他们一样。
我费了很大劲，才翻过田埂，走上公路。我想到他那边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分担他的痛苦。但我自身的疼痛却将我推了回来。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静静地躺着，什么都听不见，屏住呼吸，向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之后，我想我是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我梦见我的眼皮都冻在一起，有人插入一个凿子将他们分开，我想提醒他们不要伤到下面的眼球，但是又说不出话来。凿子钻进来了，那是一支火把，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我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他的这句话我记得，不过却不记得派尔后来向别人所描述的——他说我不停地向着错误的方向挥手，告诉他们哨岗里还有一个人，让他们必须去找找看。不管怎样，我不是派尔那样多愁善感的人。我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私的程度。我没法儿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有人在痛苦之中，让我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话。有时候，天真的人会将其误解为我是个不自私的人，而我所做的无非是牺牲很小的利益而已——这次则是稍微推迟了他们检查我伤口的时间——去换取一种更大的利益，享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我真正做的，完全是在为自己着想。
他们回来告诉我，那个男孩儿已经死了，我很高兴——在那针吗啡注射到我腿里之后，我甚至无须忍受更大的痛苦了。
第二部 第三章
1
回到卡提拿街的住处，我慢慢走上楼，在第一道楼梯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那些老太婆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公共厕所门外的地板上闲聊，别人的命运是藏在掌纹上，而她们的命运则隐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安静下来，我心里想，如果我懂越南话的话，不知道她们会告诉我些什么，大概会跟我说说，在我住在通往西宁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团医院里这段时间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钥匙丢在哨岗或者稻田里的什么地方，但我已经托人带消息给凤，她一定已经收到了，如果她还在这里的话。这个“如果”说明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在医院里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讯息，也可能是因为她写法语太困难，而我又不懂越南话。我敲了敲门，门立即开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没有两样。我亲密地注视着她，她问我感觉如何，又摸了摸我上了夹板的腿，并把肩膀凑过来让我依靠，我仿佛是靠在一棵年轻的植物上，感觉无比安全。我说：“终于回家了，我很高兴。”
她对我说，她很想我，这自然是我想听到的话：一直以来，她说的都是我想听的话，像一个苦力回答你的问题那样，除非有意外情况。现在我期待着这个意外。
“这段日子里你都是怎么过的？”我问道。
“噢，我经常去看我姐姐。她在美国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吗？派尔帮忙了吗？”
“不是派尔，是乔。”
“谁是乔？”
“你认识他的。那个经济专员。”
“噢，那个乔啊，我当然认识。”
他是会让你轻松忘却的人。直到今天，我还没法儿准确描述，除了他肥胖的身材，他那扑过粉的刮得很干净的脸颊，以及他的朗声大笑。此外我就不记得了——对了，还有就是别人叫他“乔”。世上有些人的名字总是缩得很短。
在凤的帮助下，我在床上躺下来。“看什么电影了吗？”我问。
“有个很有趣的片子正在卡提拿剧院上映。”她马上开始向我详细地讲述故事情节，我趁着这时环顾屋内，看看有没有白色信封，那也许是一封电报呢。我既然还没问，我相信她可能是忘记了。它也许就放在桌子上的打字机旁边，也许在衣柜里，也许为了安全起见，会被放进抽屉里，跟她那些收集起来的围巾放在一起。
“邮政局长——我想他是邮政局长，但也可能是市长——跟着她们回家。他从面包师那里借来个梯子，蹬梯子爬进科琳家的窗子，但是，你瞧，科琳跟弗朗西斯已经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但他没有听见邦皮埃尔太太上来了，她一进来，看见他在梯子顶上，以为……”
“邦皮埃尔太太是谁？”我问。说完，我转过头看看洗手盆，有时她把一些单据插在那些瓶瓶罐罐之间。
“我告诉过你。她是科琳的母亲，是个寡妇，正想再找一个丈夫……”
她坐在床上，将手伸进我的衬衫里。“这个电影很有趣。”她说。
“吻我，凤。”她没有卖弄风情。立刻按照我要求的那样做了，然后继续为我讲述电影的故事情节。与此相同，只要我说想做爱，她也会毫不迟疑地脱掉裤子，结束之后，她又会接着描述邦皮埃尔太太与那位邮政局长的尴尬境地。
“有我的电报吗？“
“有。”
“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你不能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你必须躺下来，好好休息。”
“这次也许不是工作。”
她把电报递给我，我看见信封已经被拆开。电文如下：“需要四百字的背景资料，关于德 拉特尔将军的离开对军事、政治局面的影响。”
“好吧，”我说，“这次是工作。你怎么知道的呢？为什么拆开它？”
“我以为是你妻子发来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谁替你翻译出来的？”
“我把它拿给我姐姐看了。”
“如果是坏消息，你会离开我吗，凤？”
她的小手在我的胸前摩挲着，意思是让我放心，她没有意识到，这次我是要她的一句话，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你来一袋烟吗？还有一封信。我想也许是她写的。”
“这封你也拆开了？”
“我没拆你的信。电报是公开的。工作人员们早就看过了。”
这封信放在那些围巾之中。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来，并放在床上。我认得那字迹。“如果这是坏消息的话，你会……？”我很清楚这只能是坏消息，而没有其他的可能。一封电报可能意味着忽然的慷慨行为：一封信就只能是解释，辩解……所以我没有问下去，因为让她作一个无法信守的承诺，那太不诚实了。
“你在怕什么？”凤问我，然后我想：“我害怕孤独，害怕记者俱乐部和坐卧两用的房间，我害怕派尔。”
“给我一杯白兰地苏打。”我说。我看了看信的开头，“亲爱的托马斯，”结尾处则是，“挚爱的，海伦。”然后我就等着那杯白兰地。
“是她写来的吗？”
“是的。”在我读这封信之前，我就开始考虑，读过信后，我是该向凤撒谎呢，还是应该告诉她事实。
亲爱的托马斯：
你的信上说你在那边并不是独自一人，这点我并不惊讶。你并不是一个能长时间独居的人，对吗？你沾染女人，就像你的外套沾惹灰尘那样。也许对于你的情况，我感到更多的是同情，如果不是每次你一回到伦敦便立即去寻求安慰的话。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不过之所以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有简单地发回一个“不”字，是因为我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我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创伤经历这么多年后，仍裸露在外。我很粗心——没有选择合理的措辞——竟然使这个伤口再次流血。谁能责怪她去揭我的伤疤来作为反击呢？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伤害别人。
“是坏消息吗？”凤问。
“有点儿糟糕，”我说，“不过她有权利……”我继续往下看。
我一直相信你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更爱安妮，直到你打包行李，一去不返。现在，你似乎打算离开另一个女人了，因为我可以从你的信里感觉得到，你并不真的期待着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量了”——你不是这样想的吗？要是我的电报上写一个“可以”，你又会怎么样呢？你真的会娶她吗？（我只能称之为“她”——你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许你会的。我想，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你也会慢慢变老，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了。我有时觉得很孤独。我想安妮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伴侣了，你离开她还算及时。
她准确地找到了那已经干掉的结痂。我又喝了一口。一个血淋淋的问题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给你烧袋烟吧。”凤说。
“什么都行，”我说，“什么都行。”
这就是我说“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去谈论宗教的原因，因为你从来不理解，也没有相信过。）婚姻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是在拖延这个进程，如果你跟这个女孩儿同居的时间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把她带来英国，她无亲无故，会迷失在这里，而她被你抛弃的时候，那感觉该是多么恐怖。我猜她连吃饭的刀叉都不会用，是吗？我这些话说得很刻薄，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的。但是，亲爱的托马斯，我也在替你着想。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距离我上一次收到妻子的来信，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在强迫她回信，而在她回信里的每一行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互相伤害的模式里。如果只有相爱而没有伤害，那该多好——单单忠诚是不够的：我一直忠诚于安妮，但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隘了，占有另一个人便志得意满，被人占有便感到羞耻。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高兴我的妻子又一次打击了我——我已把她内心的痛苦遗忘得太久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会被卷入到任何冲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有哭喊声从哨岗里传出来。
凤点燃烟灯。“她会让我和你结婚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她没说吗？”
“如果她说了，也是慢慢道来。”
我想：“你是多么自豪啊，如此超然，担任记者，而不是评论员，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一团混乱。另一种战争是比这更加天真，即便是迫击炮，造成的伤害比起这个，也还是更小些。”
如果我违背我最深处的信念，说出“可以”这两个字，那样对你会有好处吗？你说你被召回到英国来，我能意识到你是多么厌恶回到这里，会想方设法地进行拖延。我可以预见到，你喝了太多酒之后，又要结婚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真的尽力尝试——我和你都很尽力——可我们失败了。第二次的时候，没人会像第一次那样尽力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女孩儿，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但这同样的话你曾经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留着它——我想同样的话你也对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直试图对彼此坦诚相待，但，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那么短暂。跟你争辩，或者试着让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或许更容易些——你也许会认为这不合理——那么我简明地写给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宗教也禁止离婚，所以答案是，托马斯，不可以——不可以离婚。
在“挚爱的，海伦”那句结尾之前，大概还有半页内容，我没有去读。我想那半页内容是关于天气的消息，以及一位我敬爱的老姑妈的近况。
我没有理由抱怨，这样的答复也并不出我所料。里面所说的，很多都是事实。希望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没有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回忆这些往事，不仅伤害到我，对她也是一种伤害。
“她说‘不可以’吗？”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她还没有下定主意。还有希望的。”
凤笑了起来。“可你说到‘希望’时，却拉长了脸。”她躺在我的脚上，像一只趴在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的狗，替我烧着鸦片，我在考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呢。等我抽完四袋鸦片后，我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告诉凤，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咨询律师。从现在起，我随时都可能收到重获解放的电报。
“这件事无关紧要。你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她说，我能听到她姐姐正在通过她的嘴对我说话。
“我没有存款，”我说，“我比不上派尔。”
“别担心。什么事都会发生。总有办法的，”她说，“我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我想，她是多么现实啊，既不轻视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伟大或者有约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尔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怎么忍受这副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个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现实的冷硬会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渐软化，就像一块强壮的肌肉会因不经常使用而逐渐松懈一样。有钱人总是无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铺关门之前，凤又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坐在床上，将那些围巾展示给我看，大声地赞美着它们那明亮的色泽，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填满整个空间，然后仔细地把这些围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几条一并放进抽屉里：仿佛她是在为一个折中的协议铺垫基础一般。我也为我的协议铺下一个疯狂的基础，在鸦片赐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与预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给派尔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几天又发现了，被夹在约克 哈丁《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他一定是在翻读这本书。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当作书签，后来就没有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