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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
“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
“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
“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
“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
“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
“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等他？“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
“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
“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
“看得出来。”他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
“说得没错。”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9]的距离。
“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
“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
“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
“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
“你们的效率很高。”
“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
“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
“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
“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
“回家吧。”我说。
“派尔会回来吗？”
“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
“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
“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
“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
“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
第一部 第二章
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 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
“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 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
“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
“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10]，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
“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的情况呢？”
“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