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美国人
内容简介
如果你无法逃避你不喜欢的,那就试着去勇敢面对。 ------------------------------ 《安静的美国人》是格林对政治、战争、爱情的探讨,讲述了一个天真无知的理想主义者的破灭,一个渴望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的抉择。 二战结束后,性格安静的美国人派尔来到越南 ,与英国战地记者福勒结识,并喜欢上了福勒的情人凤。与此同时,派尔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制造多起恐怖事件。在得知派尔的疯狂行动后,原本想置身事外的福勒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中。 在这之前,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伟大的美国梦,这种梦将把东方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而且也将搞乱阿尔及利亚。比起我写过的任何一部小说,《安静的美国人》更具直接报道的文学特色。 格雷厄姆格林
第一部 第一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
“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
“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
“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去见泰将军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
“派尔。”她说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
“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
“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
“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
“你也得去。”他对凤说。
“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会在早上过去的。”
“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7],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8]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
“不是请,而是命令。”
“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
“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他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
“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
“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
“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
“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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