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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旅行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期望过征服世界；说我是辖治者，还不如说是受辖治那么真切。
我纳入我们帝国的那些土地，是为了保障边陲的安全才纳入的；倘若没有这些新的疆土，意大利也能平安无事的话，我会乐意保持我们古时的疆域四至。现实是，我消耗在异邦的人生时光比自己乐意的要更长久。我的足迹遍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出海口到西班牙最偏远的海岸，从日耳曼蛮族活动的潘诺尼亚的寒冷荒野到阿非利加的炎热沙漠。然而更多时候我出行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作为使者去跟统治者和谈，他们可能不像是一国之主，更像是部落酋长，往往拉丁语、希腊语都不会说。我的舅公尤利乌斯·恺撒能从这样的远行中汲取重振精神的活力，我则感到远邦并非吾土，总想念意大利的乡间，连罗马都怀恋。
但是我渐渐对这些我不得不相与交涉的奇怪种族有了尊重，甚至有了一些感情，他们跟罗马人迥然不同。那北方部落的族人，半裸的身体包裹在他亲手杀死的动物的皮毛里，隔着营火的烟呆呆看着我，多少也像那在别墅招待我的阿非利加黑汉子，他的住宅之豪华会让不少罗马府第都黯然失色；那戴头巾的波斯酋长，蓄着精心卷曲的胡子，穿着怪异的裤子，斗篷刺绣着金线银线，眼睛机警如蛇，多少也像那狂野的努米底亚酋长，手持长矛与大象皮的盾牌站在我面前，一张豹子皮松松包着他乌檀木色的身体。偶尔，我将权力交给了这样的人；我让他们在本土做国王，给他们以罗马的保护。我甚至赐给他们罗马人的身份，以便罗马的名号给他们王国的稳定带来裨益。他们是蛮夷，我不能信任他们；然而更多时候，我发现他们值得敬重之处不少于令我厌恶之处。而且了解他们使我更加懂得了本国的人——他们在我看来常与异国他乡的种族一样奇怪。
罗马的纨绔子弟讲究香水与发式，穿着违禁的丝绸托加袍，在悉心照料的私家花园款步行走——这副派头下面仍是一个推犁前行的粗鲁庄稼人，劳作的尘土蒙在脸上，如蒙油膏；最豪华的罗马宅第的大理石墙面，内藏着一座稻草盖顶的农人屋舍；依照庄重的仪式宰杀白色小母牛的祭司身上，有那操劳的父亲的影子，他给全家挣来餐桌的肉食与冬季的御寒衣物。
有个时期，我必须巩固人民的爱戴与感激之情，养成了举办角斗士竞赛的习惯。当时大部分竞技者都是犯人，以参赛来抵偿他们本该受到处死或驱逐的罪行。我让他们自决，要么选择竞技场，要么选择罪行的法律后果，并进一步规定斗败者可以求饶，竞技三年仍存活的人，不论原犯何罪皆可获释。其罪当诛或是发配矿山的犯人选择竞技场并不让我意外；永远让我意外的是，被判逐出罗马的犯人竟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竞技场，而不是去相对安全的异邦谋求活路。我从来不享受这些竞赛，但是我逼着自己出席，让民众觉得我与众同乐；这种杀戮带给他们的快乐也使我叹为观止。他们观看一个命运不济的人丧生，就仿佛借此吸收了某种奇特的生命养分。不止一次，我因为让某个勇敢搏斗的可怜家伙捡回一命，不得不安抚群氓的欲望；我也察见过欲望未实现的郁郁脸色，千人犹如一面。曾几何时，我终止了让一方竞技者毙命的比赛，代之以意大利人与蛮人相斗的拳击；但是群氓不满意，而企图收买人心者则大肆制造血腥放纵的奇观，令我只好放弃替代，再次对国人的欲望顺水推舟，以便操纵他们。
我见过从竞技场回到住处的角斗士，满身汗水灰尘和血污，因为某件小事而像妇人一般哭泣——自己豢养的猎鹰死了；接到情人恶语相向的来信；丢了一件心爱的斗篷。我也见过站席上最体面的女主人，为了让某个倒霉的斗士流血而把脸都喊歪了，随后回到自己安静的家，却柔情脉脉、温和备至地照顾孩子，关心仆人。
因此，如果说最见过世面的罗马人身上流着农人祖先的村夫血液，他身上也流着最野性难驯的北方蛮族的血，两者都虚掩在他修建的墙面之内，他筑墙与其说是为了令他人不识真容，不如说是令自己认不出自己。
我们向南慢慢漂去之际，我发现没有赶路之忧的船队用不着我吩咐，本能地让船一直与陆地遥遥相望，尽管风向已变，我们要花费功夫纠正航向来贴近蜿蜒的海岸线。意大利人内心深处对大海有一种不喜爱，它如此强烈，有些人认为是近乎不正常的。它不只是恐惧，也不只是农人的天性——一心耕地，避开陌生事物。你的友人斯特拉波追寻奇异，忘乎所以地漂泊于未知汪洋的殷切之情，会让一般罗马人迷惑不解，唯有战争这样不得已的情势才会让他们冒险远航。然而在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经营下，罗马有了世界上历来最强大的海军，几次击败敌人而挽救国家的战役也都是海战。无论如何，不喜爱依然如故。它是意大利人性格的一部分。
诗人们对这种不喜爱是晓得的。你知道贺拉斯写给载着他的友人维吉尔去雅典那条船的小诗吗？他在传说的基础上发挥文思：众神以深不可测的海洋分隔诸土，让土地上的民族各各不同，人却不问天高地厚，将一叶扁舟抛入这种不应触碰的浩瀚元素里浮沉。至于维吉尔自己，他那篇关于罗马基业的大诗每次谈及大海，无不是最不祥的口吻：埃俄路斯将他的风雷发到大渊上，波浪高高翻腾，遮暗了群星，打断了木板，众人茫茫无所见。即使今天，过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次，我一想到诗中的舵手帕利努鲁斯还是会泪上眼眶，他被睡神欺骗而落入汪洋溺死，埃涅阿斯为他扼腕，想到他过分相信海与天的平静，终被赤条条冲到异乡的岸边。
如今看来，梅赛纳斯替我办过的许多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件：让我认识了那些跟他结下友谊的诗人。他们占据我今生认识的最出众的人物之列；若说罗马人胆大放肆，常常蔑视诗人，那是一种掩藏着恐惧的轻蔑，而这恐惧和他对大海的感情亦差可比拟。数年前诗人奥维德牵涉一桩危及国家安定的阴谋，我下狠心将他放逐出罗马；鉴于他在阴谋中起的作用可定为文辞轻薄、有害社会，算不上有恶毒的政治意图，我从轻发落；我很快会撤销放逐，准许他从寒冷的北方返回气候较温和怡人的罗马。但哪怕是在流放地，在那个靠近多瑙河河口的半蛮荒小城托米斯，他仍旧写诗不辍。我们偶尔会通信，关系足称友好；尽管他想念罗马的逸乐，他对自己的境况并不绝望。不过在我认识的几位诗人里，奥维德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完全信任的。但我还是喜欢他，至今如此。
我信任诗人是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皇帝可以送给一个平民令最有奢华品味的人都难以消受的财富；他可以留下遗命，托付以极少有人敢反对的权力；他可以对一个释奴大加荣耀，令执政官都得敬他几分。我曾经邀请贺拉斯做我的私人书记官，这职位会将他变成罗马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而且，哪怕他只是节制地受贿，他也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之一。可惜他答复说遗憾之至，碍于体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俩都知道这职务不过有些典礼应酬，毫无繁重的工作，况且他的身体好得很。我无从恼火；他有一个梅赛纳斯给他的小庄园、几个仆人、他那些葡萄树，也有足够的进账去买一种舶来的美酒。
我猜想，我敬佩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自由，也因而最有情的人，我对他们感到亲近，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任务，与我多年前给自己的任务有几分近似。
诗人沉思着混沌的经验、迷离的偶然，和无法参透的可能性领域——那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切身地生活其中，以至于极少有人费心审视的世界。沉思结出果实，让诗人发现——或发明——某个和谐与秩序的小原理，它是从遮蔽它的紊乱中抽绎出来的；这样的发现经过诗歌律法的调理，最终成了诗。统帅让军队操练精密的阵法，论细致，却也比不过诗人依照格律严整的必要来部署他的词语；执政官用一个集团制衡另一个集团来达到他的目的，论精明，却也比不过诗人用一行与另一行的映衬来揭示他所见的真实；皇帝费尽心机组织他统治的世界，将各各不同的地区合为一个整体，却也比不过诗人将他诗中的细节逐一呈现，让另一个世界在人的心灵宇宙运转，它也许比我们栖居的变动世界还要真实。
我先前说过，我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也许我应当说世界是我的诗，我承担任务将它的零件组合成一个整体，将这个集团归置于那个集团之下，用与其相称的各种美感将它装饰起来。但如果我塑造的是一首诗，那么它是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维吉尔在弥留之际认真地恳求我毁掉他那部诗篇；他说它没有完成，也并不尽美。他自认壮志未酬，就像一个将军看见自己有个军团被摧毁，却不知道另外两个军团已经胜利一样；然而他关于罗马基业的诗篇无疑会比罗马本身生命更长，绝对会比我归于一统的可怜之物生命更长。我没有毁掉那部诗；我不觉得维吉尔以为我会照办。时间会毁掉罗马。
我的热度没有减退。一个钟点以前，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发作，左边胁下剧痛，后来身上麻麻的。我发现自己向来有点虚弱的左脚，现在几乎不能移动了。它还能支撑我的体重，但只能曳行，很不济事；我拿铁笔戳它，疼感只若有若无。
我尚未将病况告诉菲利普斯；他没有什么纾解的法子，我也宁愿不逼迫他徒劳地操心并因此蒙羞，这身体正在溃败，他能施用的一切于我早已药石无灵。经过这么多年，我不能恼恨身体不争气了；虽然它虚弱，对我一直是服务周到的；我来守候它的消亡也许是相宜的，就像守候一个将死的老朋友一样，尽管灵魂会飘向不朽的存在，我想到，凡人的灵魂生时不能与做了它宾客的动物分离。如今我能够——几个月以来都能够——将我自己大致超脱出容纳我的身体，观察这一副我的外表。这种能力也不是前所未有，只不过如今它于我更加自然了。
就这样，我超脱于溃败的身体，几乎忘了它常驻的疼痛，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漂向南边的卡普里。高悬的太阳下波光粼粼，我们的船头剖开海面，白浪嘶嘶地扩散，随波荡漾开去。我要停笔了，这也许能让我恢复一点元气。今晚我们在普泰奥利停泊。明天我们将会在卡普里上岸，我将在那里践行我的可能是最后的一件公共事务。
我们到了港口。中午甫过，雾气还没有模糊海行人眼中的岸边陆地。我继续坐在桌前，写信消闲。始终从船头他的位置上守望我的菲利普斯，想必看出了端倪，疑心我的健康已经急转直下。一种疑虑的神情出现在他五官细腻的年轻面孔上，他犹如女子般笔直精巧的眉毛下的淡褐色眼睛时不时向我一瞥。我不知还能对他掩盖多久自己的病况。
我们落锚的地方是普泰奥利往北一些一个小海湾；再往北是那不勒斯，多年前，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堤道，连接起大海与卢克林湖，以便罗马舰队安全操练，既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亦不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海盗舰队滋扰。曾几何时，多至二百艘战舰在那内陆港口练兵，战斗力由此转强，其后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拯救了罗马。然而承平日久，淤泥任由堆积，阻塞了这个练兵场所的入口；据我所知它现在改成了牡蛎养殖场，给罗马富人增添生活享受。我从我们泊船处看不见这港口——看不见也好。
最近这些年我想到，人的适当境况——意思是他们在这种境况下最为可敬——或许并不是我倾力给罗马带来的繁荣、和平与和谐。执掌大权初年，我发现国人甚有可敬之处：他们在匮乏中从不抱怨，有时几乎是快乐的；他们在战争中对同伴的生死超乎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在乱世中保持毅然，忠诚于罗马的权威，无论他们认为谁代表那个权威。我们已经在罗马的和平下生活了四十余年。罗马人不再与罗马人相杀，蛮族不再通行无阻地践踏意大利的土壤，士兵不再被强征入伍。我们在罗马的繁荣下生活。住在罗马的人，不管地位多么卑微，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行省的国民不再任凭饥馑或天灾摆布，在紧急关头必有赈济；任何国民不论出身，都能凭着勤勉与时运致富。我们也在罗马的和谐下生活。我规范了罗马的法庭，以便每个出庭面对法官的人都有信心获得至少是一点的公正；我将帝国的各种法律编成法典，所以即使行省有滥权贪污之风，当地人也能有所保障；我将尤利乌斯·恺撒去世前颁布的叛国惩处法付于实施，防止野心膨胀让国家陷入危难。
然而现在罗马人的脸上有一种神色，使我担忧是不祥之兆。他们不甘心安分守己，极力想要回到差点令国家倾覆的糜烂昔日。我让人民免于暴政与权势与家族的压迫，让他们自由陈词免于惩罚之忧，尽管如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一起授予我独裁官之位，第一次时我人在东方，刚在亚克兴击败马克·安东尼，其后是在马尔库斯·马尔凯鲁斯与卢基乌斯·阿伦提乌斯任执政官时，我刚用自己的财力将意大利解救出粮荒。两次我均未接受， 虽然招来了人民的不满。而那些元老的儿子，他们，本来应当服务群众，哪怕只是争取自己的荣誉也好，如今却叫嚷着要上竞技场拼命，与普通角斗士对阵，以为那是危险的运动。罗马之勇就这样沦落在俗尘里。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港口如今为罗马的骄奢之人供应牡蛎，正直的罗马士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