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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注287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注288我的姑丈、内务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注289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注290医士“终日不得闲”。注291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生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颜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回事？偶尔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注292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注293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一进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注294熬白菜”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注295，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词，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祛祛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
(下略)
附录二 “当铺刘”今昔 刘汝舟口述
“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
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
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
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
时 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
2003年8月1日(第二次)
地 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
[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
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
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
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