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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网遍地都是。火车除了载客，还满载无数工业产品。每当飞机时不时从头顶掠过时，孩子们会马上边指给同伴看，边说自己将来也要飞上蓝天。马路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辆辆汽车，车里坐着怀揣大笔金钱、到处闯荡的年轻人。大部分过去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已被铺设一新。城里的有轨电车已经能把市中心与偏僻的村庄连接起来；这些村庄则迅速成为城郊，以容纳日渐庞大的白领人群。好的城郊则会选择空旷、优美的风景处盖上别墅，再用电灯照明。这些地方原来可能只是一片茅屋和一座简易礼拜所。河流上不断架起宏伟的钢铁大桥，大小运河分别沟通莱茵河与威悉河、威悉河与易北河、易北河与奥得河等——整个北德意志平原以柏林为中心，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连接在一起。大小河流经过几十年的疏浚也变得畅通无阻；海因里希·海涅笔下歌颂的那个罗蕾莱礁石——一个阻碍莱茵河航道的威胁最终被炸掉。不过，从美因河出发贯穿弗兰肯丘陵直达多瑙河的漫长运河工程尚未完工。然而，最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身上。穷人的孩子们不再打着赤脚四处乞讨为生；他们有机会就读小学、中学，然后度过工业或手工业学徒的岁月，便可以通过参军慢慢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当然，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
然而，当那些影响人们几个世纪的习惯与传统逝去时，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也自然而然地萌芽。随着各种旧日神话的破灭、禁忌的解除，世界变得不再令人放心，人类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断突破原有的束缚。力量、技术与人口的爆发式发展伴随着一种应为此付出代价的世纪末的麻木感，正如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著作里阐释的一样：所有人都生活在慢性自杀里。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脑袋前后长有年少和年老两副面孔，负责掌管时间的起始与终止，必须时刻承受时光流逝之苦——这是对德国也是欧洲世纪之交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和艺术的幻想世界里，这种矛盾通过一个个小人物——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时代，托马斯·曼的大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现了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一户名门望族由繁荣走向没落的故事。大约在同时，瓦尔特·拉特瑙这位既是犹太人当中也是德国人当中的杰出者，正着手撰写他的虚构小说《即将来临的日子》。
1889年，文学家奥托·布拉姆（Otto Brahm）、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的创建人）和哈特两兄弟（Hart brothers）等，效仿法国作家安德烈·安东尼（André Antonie）在巴黎创办的“自由剧院”，联合创办了文学界“自由舞台”，以规避政府苛刻的出版审查制度。同一年，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成名剧作《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首演，剧中暗含了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演出引起一片哗然，却增加了抨击社会的宣传效果，并引发文艺界再次学习易卜生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与小说的热潮，他们旨在通过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表现社会乃至科学的真实。世纪之交紧跟他们步伐的人还有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他的剧作《社会贵族》讲述了落魄贵族的贫苦生活，反思了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早期长篇小说《神巫，或名两个民族》中的某些构想。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欧茨师傅》也包含此意。类似的还有苏德曼（Sudermann）的《荣誉》、马克斯·哈尔伯（Max Halbe）的《青春》、奥托·埃里希·哈特雷本（Otto Erich Hartleben）和卡尔·舍恩海尔（Karl Sch?nherr）的戏剧。不过，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织工》，它揭露了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地区纺织工人的悲惨遭遇和资本家的贪婪。柏林警局认为该剧有挑衅当局、扰乱社会秩序之嫌，该局局长贝恩哈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Bernhald von Richthofen）下令禁演该剧。因此，该剧只得在柏林的“自由舞台”秘密演出，不过仍然吸引不少观众冒险观看。一年后，法院终于判定允许该剧公开上演，该剧受到热烈赞扬。其不停歇的演出和公众的积极支持无疑是对抗皇帝的文艺观念的一种示威。皇帝陛下只得凭借他的另一重身份——帝国陆海军最高统帅下令军官包括穿军服者禁止观看该剧，同时撤销了自己在剧院的包厢。柏林所发生过的一幕幕旋即也在德国各地重复上演。在慕尼黑的施瓦宾，演出更为辛辣和犀利。专注生活的《青年杂志》与讽刺政治的漫画杂志《痴儿报》越来越受到追捧。前者迎合青年人当中那些试图摆脱传统文明者的幻想，营造一种法国“新艺术派”风格的花哨、浪漫式的日耳曼幻境，这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风格在德国被称为“青年风格”。后者按照编辑的好恶，借用军人和政客的漫画形象来嘲讽政治。这两种杂志让慕尼黑民众坚信，比起那些从柏林来的戴着老花镜的军官和古板的普鲁士官吏们，中间阶层，尤其是南德意志的中间阶层，才是德意志更优秀的群体。《痴儿报》上的漫画和插图文章文如其名，辛辣犀利，揭示了当局掩盖的丑恶现象。
一种崭新的、轻松的生活方式正在城郊出现，即所谓的“繁荣时代”，慕尼黑人称之为“摄政时代”。巴伐利亚亲王开始接替极富情趣却已疯癫的路德维希二世摄政，路德维希二世便在慕尼黑与贝希特斯加登之间公开过着悠闲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引得民众纷纷效仿。一股厌世之感席卷中间阶层的青年们，他们认为当下的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主宰的德意志，既荒谬又可悲。在这种情况下，一股激进的高雅潮流破壳而出，受到爱惜自己、热爱艺术的青年男女的追捧。他们强调理想主义而非享乐主义，并为墨守成规的父辈们感到可怜。对他们而言，颓废主义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全新的、温柔的且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年轻不再如过去一样仅仅意味着人生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意味着敢于挑战一切常识公理，敢于蔑视一切严肃的父辈们强行灌输的规矩。青年人的生活不再约束在家里，他们与狭小城市里的古板世界诀别，走出去亲近大自然，在山峦起伏之间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这群天真烂漫的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在白天唱唱歌、看看书、读读里尔克（Rilke）的诗篇《旗手》，入夜后缠绵悱恻。他们会去黑森附近的卡塞尔，攀登格林兄弟童话里描绘的那座霍赫迈斯纳山。1913年，成千上万名学生聚集于此，公开阐明他们的理想，发誓要留住彼此的“纯洁心灵”，并决不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视自己为民族的精华，倡议创造一个属于新世纪的新国家。然而，正是这一代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 ）和“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 ）的青年人，仅仅过了一年便高唱着国歌“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奔赴“一战”的佛兰德斯战场而沦为炮灰。
在众多通向美妙未来的道路中，没什么比得过对性的发现和对性的未知探索更让人激动，更具有革命性。几个世纪以来，男女之间的异性吸引一直属于禁忌话题，对性的描述也仅仅出现在神话中男神向女神求爱、小说中牧羊男同无知牧羊女打情骂俏的场景——性本属上帝赐予众生的恩惠，却受到礼制社会规矩的压抑。维也纳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将性从世俗礼法中解放出来，破除了婚姻、父母、财产以及夫妻忠诚的僵化标准。一夜之间，男人女人便置身于不能被原谅却也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中。他们不必教条式地阅读心理学杂志，以求理解男女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什么，因为主旋律就是性自由。传统卫道士对此态度谨慎，认为这会以人类的痛苦与失败为代价。那些引诱人们的事物也同样埋葬了日常社会。每每出现引起轰动的桃色新闻，其背后总是暗藏着令人不安的暴力。而且，一旦人们任由自己被体内不受约束的暴力所驾驭，传统的责任、信仰和道德理念该何去何从呢？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崩塌，婚姻将何去何从？以性压抑为基础的传统礼法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汤豪舍》等歌剧中，理查德·瓦格纳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传达了严肃且不安的信号，舞台上的激情演绎配合着台下交响乐演奏的抑扬顿挫。这部歌剧虽间接以上古的、神秘的历史作为乐谱语言，却直接昭示着一切传统礼教的终结。这种轰动性、颠覆性的寓意，年复一年被那些前往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的人们所观看、所聆听。连俾斯麦也想通过禁止帝国政府向拜罗伊特提供财政拨款的手段来遏制这种热捧，说明瓦格纳的歌剧要比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所做的演说更能煽动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骚乱。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曾在散文《勃兰登堡漫游记》中通过景观描写歌颂了普鲁士贵族，赞美了他们的乡间别墅。不过，他也敏锐地注意到频繁的感情纠葛、新兴的性解放、对现有等级制的反抗是如何瓦解着传统道德体系的，于是在小说里对之一一加以批判。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角非法的情夫在决斗中丧命后她自己也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小说《施蒂娜》和《迷茫·混乱》则都讲述了冲破阶级藩篱而结合的爱情悲剧。冯塔纳让他笔下的主角在轻率的、徒劳的求爱之路上历经艰辛而失败。然而，易卜生、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新一代作家则更具革命性，认为这些悲剧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性的弱点，而是在于僵化的传统礼制。福楼拜（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则将那些为爱痴狂的主角们写成生死挣扎中的受害者——这是全体欧洲人生活的日常写照，而且大部分发生在德国。人们尝到了知识进步带来的苦乐参半的成果，因为他们正面临一个既非天堂也非地狱但却蔑视一切传统智慧的世界。
道德上的混乱与迷惘是近代德意志的首要特征。近代科学教会人们知识，也引发人们对上帝是否存在的疑惑、对自身命运会是怎样的迷茫。然而，人们始终未能轻松解答这些难题。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契诃夫等等也在不断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但除了推倒并粉碎传统的藩篱一无所获。在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舞剧《胡桃夹子》里，老鼠勇敢挑战王子的一幕居然受到圣彼得堡宫廷的称赞。魏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青春觉醒》以及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戏剧《轮舞》则在主题上更为大胆。它们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一副冷嘲热讽、虚情假意、漠不关心与空洞欲望交织的丑恶——真爱和温情早已泯灭。理查德·施特劳斯在歌剧《莎乐美》中更是直奔主题，扯下了历史的遮羞布。在戏外，尚亟待发现的事物便是人性的未知。随着人性的方方面面不断被揭露，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个道德据点的不断沦陷。但是，诗人和心理学家不应该为社会的堕落而受到非难，因为他们只是把全体欧洲人灵魂中的躁动描写出来罢了。
第五章 欧洲：和平不保
“这才是欧洲的和平”——19世纪头30年的英国政治家曾这样形容他们心仪的欧洲大陆均势，不过这种均势很快被1830年和18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从那以后，欧洲诸国的权力与法统基础开始受到动摇。
各国统治阶级必须努力证明他们不是倚靠世袭血统，而是依靠他们在纷乱国际局势下的治国之能而存在，这体现在为百姓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以及发展近代工业来满足社会需求上。急剧膨胀的人口与迅速推进的工业步伐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原料、开拓更多的销售市场。从英国布里斯托尔湾一直到波兰维斯瓦河口沼泽区，各国统治者普遍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政府要不停歇地向前奋斗，以求受到内部阶级斗争以及外部市场竞争而波动的社会实现和谐与稳定。德国也不例外。
1871年，英国政府忐忑不安地发现，欧洲大陆均势已因德国打败法国而被无情地打乱。在德法激战正酣之际，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对过去十年里欧洲大陆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所称的“德意志革命”揭示出德意志的所作所为，挑战了大英帝国对欧洲的一向主导，也打破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制衡。
迪斯雷利能准确预见未来形势，但是随后的历届英国政府包括他本人对新德意志的看法都过于乐观。获授比孔斯菲尔德勋爵并出任英国首相后，迪斯雷利在1878年出席重建巴尔干秩序的柏林会议时，对俾斯麦的忙前忙后表示感谢，俾斯麦也回敬道：“这位犹太裔长者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彼时英国政府陷于与逼近印度的俄国在中亚的博弈中，而且还在非洲问题上与法国纠缠不休，不过，德国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