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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充满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传媒界，它选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构成的政府广场之南只几百米之遥，坐落在宫殿广场和巴黎广场之间，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各大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都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报、游说、募集资金、举行集会并发行一些几乎无人理会的手册的事情。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来临，自由贸易主义被迫让位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利益组织也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据此主张国家必须做出干预，并将之与帝国对财政收入的紧张相提并论。这一主张不仅立足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党制度。通过对各类政商联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麦轻易控制着政局，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广场的阿德隆酒店、滨海大酒店以及两三个高档餐厅如博尔夏特餐厅及御林广场旁的路特·韦格纳餐厅之间上演。俾斯麦式政治体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独裁的体制，但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说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英国或美国相比并无不同。
很多人难以适应国家出现的急速变化。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柏林这种无节制的生活与政治前进节奏会让人们既得的一切面临丧失的危险。不过，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欧洲由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生活水平高涨而激发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对危险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至真正地一语成谶。
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历史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指出：“政治家必须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危险正游荡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但是，这还不能成为位居工业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识，因为俾斯麦似乎还能掌控欧洲局势，国力、科技和工业实力每天还在增强。这一次，历史似乎出人意料地与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谐音符则被有意地排斥在这场歌舞升平之外。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并且，他做得有些过了头。皇帝已经不再视俾斯麦为解决麻烦的人，而是制造麻烦的人，要求俾斯麦马上辞职。这位一向善于玩弄权术的老人则声称德国外交上出现重大危机，俄国将对德国宣战。不过，俾斯麦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败，因为年轻的皇帝要比这位老首相更聪明。当柏林传出俾斯麦辞职的消息时，大多数民众感到如释重负。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遗孀同时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女也对俾斯麦的下台表示欢迎，认为这会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们在他治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影响侵蚀了整个集团——他的官吏们，乃至德国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无法忍受，除非人们愿意沦为他手中堕落的奴隶。他的党团、他的党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恶劣无数倍……要弥补这一切的破坏还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德国就会强大、伟大和团结……他不知道德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历史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俾斯麦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殚精竭虑建立的联盟体系虽然脆弱却得到了后人的认可，他呕心沥血维系的欧洲大陆均势最终被证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项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负的边缘政策自惭形秽，更是希特勒遗臭万年的虚无主义无法企及的。他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未来一直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对他的客人坦陈睡眠无法缓解他的焦虑：“我会继续梦见我白天的焦虑。而最近，我在梦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图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继而剥落。”然而，几年后他说道：“这里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产者不事生产。只有那些饥肠辘辘的人群才辛勤工作，而他们早晚会毁灭我们。”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在于他会与时俱进，而是因为他的故步自封；在成功留住普鲁士旧政体后，他最殷切的期望便是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是，这个期望只有借助一场由他设计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即便这是一场上层贵族的自救式改革，但终究也具有革命意义。
社会一旦改变自己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的。至少1890年的德国不是这样。在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后，俾斯麦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无情地解雇了。这不仅仅象征着代际的变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大潮中。审视德国的投资、就业人口和社会生产价值发现，工业产值已经超越农业，规模小却飞速扩张的服务业——银行、保险、教育、公共服务等正迎头赶上。
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曾任海军大臣。他像俾斯麦一样，也深知想要将德国的安全体系维持下去，前提便是永远别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尊崇英国为实现欧洲大陆均势的首要列强。因此，他上台后除了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还奉行自己笃信的戒律“少占点非洲，多一点安全”。他用英国垂涎已久的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岛换回了易北河口湾正中间的黑尔戈兰岛——这块红色礁岩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此举却遭到德国右翼殖民主义党派的猛烈攻击。“泛德意志同盟”因此应运而生，一举成为德国最偏激的民族主义，很快便获得财团和媒体的支持。
卡普里维致力改善社会公平，尝试建立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保守联盟。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妥协的协议，这是俾斯麦向来反对并拒绝考虑的；此举导致公众——尤其是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失去了对俄国残留的最后一丝同情心。对于由将军当上首相的卡普里维而言，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不管是从安全上看还是从贸易出发，向俄国及其他国家开放德国市场有利于德国工业品打开迄今尚未向德国开放的国外市场。他在帝国议会介绍这份对俄条约草案时指出：“我们不得不出口。我们要么出口劳动力，要么出口产品。我们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长，如果工业不能一同增长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卡普里维非常清楚，德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收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出超的盈利状态。他还清楚，鉴于德国所处的复杂地缘格局，国内的分歧是不能再扩大的。在抛弃《反社会党人法》后，帝国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贸易联合会纳入政府领导下，邀请工会代表列席劳资法庭，完善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自治机制，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德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治理方略上，卡普里维无疑在按俾斯麦的步伐走，因为俾斯麦深知，德国外部身处欧洲不太平的格局里，只能通过加快福利制国家的建设来维护自己内部的太平。
不过，这位军人首相的各种努力并不受保守主义党团、民族主义组织和皇室的欢迎。容克地主阶级创立了“帝国地主联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万会员的组织。他们公然宣称要效仿社会民主党人的煽动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诉说他们的痛苦，让卡普里维滚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协，催促卡普里维下野，并立即着手修改关税。在工业界的一片抗议声中，关税最终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里维短暂的执政（1890—1894）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安抚进国家政治轨道下，控制德国出口工业的扩张步伐，用妥协与缓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麦的合纵连横策略。这些努力无疑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究竟工业化德国会成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中坚力量还是威胁。
从经济和工业上看，属于德国自己的20世纪的步伐——第二次工业革命早在1899年前就迈开了。随着电力为人类提供了清洁、廉价的能源，新一波工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电力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因为有了地上电车和地下铁路，城市面貌、人们白天与黑夜的生活习惯也得以改变。由原普鲁士信号兵的一名上尉创立的西门子公司，起初只是致力于电报业的家族式企业，在与德意志银行进行紧密联合后，迅速成长为一家影响世界的公司。电报通信技术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西门子正是陆基与海基通信电缆制造业的龙头，也正是它将便捷通信推广到商业活动、战略决策与政治谋划中。随后，西门子致力于为电气工业提供设备。埃米尔·拉特瑙创立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初只是爱迪生专利的特许经营商，致力于研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新电器——洗衣机、电炉、电壶、电冰箱、电熨斗等。1907年，拉特瑙聘请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建造一座风格与前代迥异的厂房。贝伦斯的规划简洁、实用，与前工业时代毫不相干，只用于安置新型生产设备。正是这些设备替代了数百万家庭的劳作，大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
在世纪之交，德国人不再搭乘驶往新世界的轮船，因为与扎根农村的父辈不同，他们会在城市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同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相比，德国可能不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度；但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她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人口记录揭示出，这种无限机遇不单单体现为单纯的收入增长，还体现为人们能比以往消费更多的肥皂、牛肉、酒水、白面包、衣服和鞋子。人口的文盲率日益降低，书和报纸的销量增加了。先前俾斯麦统治下曾出现的社会躁动现在基本都被抚平，即便是帝国曾经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党人。当20世纪来临之际，当世的德国按照任何标准衡量都称得上“盛世”——就像同期的英国“爱德华时代”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观精神，让一切不吉利的兆头销声匿迹，被阻挡在国门之外。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观察的一样，20世纪会是属于德国的世纪。而且，尚在20世纪之初，无数德国人便如此自负地期待。
德意志土地上的广大人民并不关心这个国家是如何高度政治化，而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就连这种朴素的想法都已受到社会变革的无情冲击，更令人痛苦的疑问是，人们尚且不知自己往日的经验能否应付未来的挑战。多数情况下，答复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这反而引发对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夫妻关系的质疑。与关心日常琐碎相比，百姓的确关心别的事情：诸如谁掌握柏林大权、议会做成了什么又没做成什么、皇帝对舰队发出了何种命令、大英帝国如何背弃盟约，或是德国在境外的殖民情况——在中国胶州湾、非洲西南斯瓦科普蒙德、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如何。不管外面如何云谲波诡，穆勒、施密特这些寻常人家还是要接着过日子，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努力适应那些正在改变传统贸易、营销、经商方式的新技术——这实际上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残留下来的君权，苍鹰和雄狮的图案依旧广泛出现在钱币、公共建筑和政府公文上，德意志的传统还在，只是一天天地褪色罢了。当然，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或上巴伐利亚等地的乡村距离新老工业中心尚有数小时火车车程，那儿的生活看起来和过去几代人似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因为还没有受到金钱、拼搏、事业和自由主义等工业社会潮流的侵蚀。小城镇如罗腾堡，地处维尔茨堡到奥格斯堡的铁路线上，它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屋舍与集市显得像在另一个时空里，而孩子辈们提出古城压抑了他们的呼吸空间。20世纪之交，德意志人对科技、发展和未来的热忱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一位游客如果曾经在1870年横穿自亚琛出发，途经波茨坦与柏林，直抵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跨越千里的一号国道，并且35年后或者50年后重复一次这样的旅行，那么肯定会看到一个充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家：铁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