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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
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
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
“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
“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
“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
“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
“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
“福勒太太。对。”
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
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
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
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
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
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
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
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
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
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
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
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
内容也不变。
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
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
《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
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
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
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
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
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
“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
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
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
“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
“是的，我是。”我回答。
沉默。
“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
“对于谁来说更糟？”
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
“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
“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
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
“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
“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
“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
“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
“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
“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
“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
“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
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
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
“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
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
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
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
“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
“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
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
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
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
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
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
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
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
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
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
“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
“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