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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
“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
“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
“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
“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
“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
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
幸福之事
“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
“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
“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
一个月之后
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
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
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
“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
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
“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
“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
“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
“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
莫迪的艰难时日
“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