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1节

多拉·布吕代

内容简介

1988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41年新年前夕的《巴黎晚报》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寻失踪少女多拉布吕代，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身着红色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登报寻找多拉的是她的父母。这个犹太少女在那个冬天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莫迪亚诺锲而不舍地搜寻着关于多拉的一切资料。她为何要在纳粹统治最严酷的时候，逃离庇护她的学校？另一份提到多拉的正式材料是一份一九四二年九月从巴黎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名单。莫迪亚诺渐渐发现，更多无名者、更多故事和历史，也消失在了那个动荡年代。而多拉布吕代的故事，也让他想到自己并不平静的少年时代。

一

八年前，在一份旧报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巴黎晚报》上，我偶然读到第三版的一个栏目“从昨天到今天”，登的是一则寻人启事：

巴黎

寻失踪少女多拉·布吕代，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身着灰色运动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有任何消息请联系布吕代先生和夫人，奥尔纳诺大街41号，巴黎。

奥尔纳诺大街这个街区我一直很熟。小时候，我常常陪母亲去圣图安的跳蚤市场。我们坐公交车在克里尼昂古尔门下车，有时在十八区的市政府门口下车。每次都是周六或周日下午。

冬天，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沿着克里尼昂古尔的兵营，在川流不息的行人中央，总能看见一个胖乎乎的摄影师，酒糟鼻，戴着一副圆眼镜，在游说路人拍张“纪念照”。夏天，他就待在多维尔，在太阳酒吧前做生意。在那里还能招揽到一些顾客。但是在克里尼昂古尔门这边，路人似乎都不想拍照留影。他穿着一件旧外套，一只鞋已经破了一个洞。

我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午后，冷冷清清的巴尔贝斯大街和奥尔纳诺大街。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卫队把守，因为阿尔及利亚事件。

一九六五年冬我就在这个街区。当时我有个女友住在尚皮奥内路，奥尔纳诺49—20。

那个年头，周末沿着兵营川流不息的人流想必已经把胖摄影师冲走了，但是我从来没去确认过此事。这个兵营是干吗用的？曾经有人告诉我里面驻扎的是要前往殖民地的军队。

一九六五年一月。傍晚六点光景，夜色就已降临奥尔纳诺大街和尚皮奥内路。我是无名小卒，隐没在这暮色、这街巷里。

奥尔纳诺大街尽头，单号那侧最后一家咖啡馆叫“再叙”。左边靠近内伊大街的拐角处有另外一家，里面有一台自动点唱机。在奥尔纳诺、尚皮奥内的十字路口，有一家药房、两家咖啡馆，靠杜埃斯姆路的那家更老一点。

我在这些咖啡馆里能等到什么……一大早，天还没亮。傍晚暮色降临。之后，咖啡馆关门……

星期天晚上，一辆黑色的旧跑车——好像是一辆捷豹——停在尚皮奥内路的幼儿园附近。后面有一块车牌：G.I.G.残废军人。这辆车出现在这个街区让我吃了一惊。我在想车的主人会是一副怎样的面容。

一到晚上九点，大街就冷清了。我脑海中又浮现出辛普朗地铁口的灯光，几乎正对着奥尔纳诺43号电影院的入口。41号，就在电影院前面的那栋楼，从来没引起我的注意，尽管我从它前面经过已经有几个月，几年了。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有任何消息请联系布吕代先生和夫人，奥尔纳诺大街41号，巴黎。

二

昨夕今夕。隔着岁月，景物在我眼前都模糊了，这一年的冬天和那一年的冬天也分不清了。比如一九六五年的冬天和一九四二年的冬天。

一九六五年，我对多拉·布吕代一无所知。但今天，三十年后，我感觉自己在奥尔纳诺大街上的十字路口那几家咖啡馆里漫长的等候，走的那些一成不变的路线——我沿着蒙塞尼路朝蒙马特尔高地的几家旅馆走去——格兰古尔街上的罗马旅馆、阿尔西纳或苔拉斯——还有脑海中依稀浮现的印象：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听到克里尼昂古尔街心花园的树下传来的喧嚣的人声，到了冬天，朝辛普朗地铁站和奥尔纳诺大街走去，又能听到那些喧闹，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或许我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已经走在了多拉·布吕代和她父母曾经走过的路上。他们曾经就在那里，像一个个影子。

我试着寻找一些踪迹，回到最悠远的往昔。大概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陪母亲一起去克里尼昂古尔的跳蚤市场，一个波兰犹太人在卖行李箱，在他右边是街道两边摆满摊位的马里克市集、维尔内松市集……一些行李箱很奢华，皮革的，鳄鱼皮质地的，另一些是纸板的，也有旅行包和贴了跨大西洋公司标签的随身行李箱——所有的箱子都叠在那里。他的摊位是露天的。他嘴边总是叼着一支香烟，一天下午，他递给我一支。

有时候我去奥尔纳诺大街的电影院。在大街尽头“再叙”咖啡馆边上的克里尼昂古尔宫。奥尔纳诺43号。

我后来才知道奥尔纳诺43号是一家很古老的电影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的，外形像一艘邮轮。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又回到那一带。电影院被一家商场取代了。穿过埃尔梅尔路，就到了奥尔纳诺大街41号楼的前面，寻找多拉·布吕代的寻人启事上提到的那个地址。

一栋十九世纪末的五层楼房。和39号楼是一个整体，被奥尔纳诺大街、埃尔梅尔路和两栋楼后面的辛普朗路环绕。两栋楼很像。39号楼标了建筑师的名字，黎什福，还有盖楼的年份：一八八一年。41号楼肯定也一样。

从二战前直到五十年代初，奥尔纳诺大街41号是家旅馆，39号也一样，叫金狮旅馆。战前，也是在39号，有一家咖啡简餐厅，是一个叫加扎尔的人开的。我没有找到41号那家旅馆的名字。五十年代初，这个地址上挂的是奥尔纳诺酒店和单间公寓出租公司的牌子，蒙马特尔12—54。和战前一样，也有一家咖啡馆，老板叫玛尔夏尔。现在这家咖啡馆也不复存在。当初咖啡馆是位于马车出入的大门的右边还是左边来着？

这扇门对着一条很长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是朝右拐的楼梯。

三

消失的记忆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重新浮现。这些记忆的蛛丝马迹残留在本子上，不知道本子藏在哪里，由谁来看管，那些看管本子的人是不是愿意拿给你看。或许他们忘记了这些本子的存在，如此而已。

需要一点点耐心。

就这样，我终于得知多拉·布吕代和她父母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已经住在奥尔纳诺大街的这家旅馆里。他们租了五楼一间带厨房的房间，那层楼有一圈短短的铁栏杆围起来的阳台，两栋楼都是这样。五楼有十几个窗户。有两三个朝着大街，其他对着埃尔梅尔路的路尾，后面的一排窗对着辛普朗路。

一九九六年五月的这天，我回到这个街区，五楼对着辛普朗路那排窗户最前面的两扇百叶窗关着，锈迹斑斑，在这两扇窗前的阳台上，我看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被丢在那里很久了。

战前的两三年里，多拉·布吕代应该就注册在街区的某所市立中学读书。我给几所中学校长都写了封信，问他们在学生名册上能否找到她的名字。那几所中学的地址是：

费尔迪南—弗洛贡路8号

埃尔梅尔路20号

尚皮奥内路7号

克里尼昂古尔路61号

他们都很热心地回了信。谁都没有在战前的学生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最后，尚皮奥内路69号女子中学的老校长建议我自己去查名册看看。有一天我会去的。但我现在还有点犹豫。我还希望她的名字能在那里查到。那是离她家最近的一所中学。

我花了四年时间查到了她确切的出生日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又花了两年时间查到了她的出生地：巴黎，十二区。我有的是耐心。我可以在雨中等上几个小时。

一九九六年二月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去了十二区区政府的户籍管理处。这个部门的职员——一个年轻男子——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

申请人：请填写您的

姓

名

住址

我申请查看下面人员出生证明的完整复印件：

姓：布吕代

名：多拉

出生日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您是：

被查者本人

父亲或母亲

祖父或祖母

儿子或女儿

丈夫或妻子

法定代表人

您持有被查者的身份证

若非以上人员，不能复印被查者的出生证明。

我填了单子，把它递给他。看过单子后，他对我说他不能给我复印完整的出生证明：我跟被查者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有那么一时半刻，我认为他是那些负责保守见不得人的秘密、禁止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从而找到某人存在的痕迹的看守遗忘的哨兵之一。但他看起来很和善。他建议我去法院申请一份特别许可，皇宫大街2号，户籍管理处3科室，5楼，5号楼梯，501号办公室。周一到周五，14：00到16：00。

皇宫大街2号，我刚准备穿过大栅栏门和中间的院子，一个警卫给我指了指下面一点的另一个入口：进圣礼拜堂的那个。栏杆中间排了一队游客，我想直接进门廊，但另一个警卫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示意我和其他人一起排队。

一间衣帽间的尽头，规定要大家把口袋中的所有金属物品拿出去。我身上只有一串钥匙。我要把它放在一个传送带上，到玻璃的另一边取回，但当时我一点都没弄明白这是要干什么。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我又被另一个警卫呵斥了一下。他是宪兵？还是警察？我是不是也要像刚入狱的人那样，把我的鞋带、皮带和钱包交给他？

我穿过一个院子，走进一条走廊，步入一个很大的大厅，一些手上拿着黑色公文包的男男女女在里面走来走去，其中几个穿着律师的袍子。我不敢问他们去5号楼梯怎么走。

一个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门卫给我指了指大厅的尽头。从那儿我进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厅，几扇向外斜开出去的窗照亮了一个灰暗的日子。我在厅里走了一圈都没有找到5号楼梯。我像在噩梦中一样恐慌起来，眩晕起来，在梦里找不到车站，而时间过去，眼看这就要误火车了。

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我得知父亲住进了萨尔贝特里耶慈悲医院。我青春期后就没见过他。于是，我决定出其不意地去看望他。

我记得自己为了找他，在这所大得不得了的医院游荡了几个小时。我走进一排古老的大楼，走进摆了一排排病床的集体病房，我问了几个护士，但她们给我的信息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个巍峨的教堂和一排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大楼里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之后，最终我开始怀疑我父亲是不是真的在这儿。那都是些十八世纪的建筑，让我联想到玛侬·莱斯科1和那个时代，当时这里是阴森的名叫“总院”的女子监狱，里面收押的都是要送到北美路易斯安那去的女犯人。我在石子铺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直到暮色降临。我后来再也没见过我父亲。

不过我最终还是找到了5号楼梯。我步行上楼。一排办公室。有人把501室指给我看。一个短发女人，神情冷漠地问我要干什么。

她用干巴巴的嗓音跟我解释说要想得到出生证明的副本，我应该写信给共和国的检察官，巴黎大审法院检察院，奥尔菲弗尔河岸街14号，三处B。

三周后，我收到了回复。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一点十分，多拉，女，出生于桑泰尔路15号，父亲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操作工，母亲是塞西尔·布尔岱吉，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无业，两人住在塞纳瓦兹省塞弗朗，列吉亚大道2号。出生证明写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五点三十分，由见证了分娩一事的加斯帕·梅耶申报，七十三岁，皮克皮斯路76号的员工和住户，他在读过证明后，和我们，还有奥古斯都·纪尧姆·罗斯、巴黎十二区的区长助理签了字。

桑泰尔路15号是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地址。那个时期，医院的产房诞生了很多和多拉一样的移民到法国的穷苦犹太家庭的孩子。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好像埃尔内斯特·布吕代那天没能请到假亲自到十二区的区政府申报女儿的出生。在记录上或许可以找到在出生证明下面签字的加斯帕·梅耶的一些信息。皮克皮斯路76号，他是那里的“员工和住户”，恰恰就是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地址，那家医院是专为老人和穷人开设的。

多拉·布吕代和她父母的行踪，在一九二六年这个冬天，迷失在巴黎东北郊乌尔克运河一带。有朝一日，我要去塞弗朗，但我又害怕那里的房屋和街道都改变了模样，和所有其他郊区一样。下面是那一时期列吉亚大道上一些机构的名称和一些住家的名字：弗兰维尔的特里阿农位于24号。一家咖啡馆？电影院？31号曾经是巴黎大区的酒窖。一个叫若朗的医生住在9号，一个叫普拉泰尔的药剂师住在30号。

多拉父母住的列吉亚大道和延伸到附近塞弗朗、里弗里—加尔冈、奥奈丛林一片区域都属于同一个居民区，统称为弗兰维尔2。这个区是围着二十世纪初在这里创建的西屋刹车厂而形成的。一个工人聚居区。三十年代它想变成独立的市镇，但没有成功。于是，它一直依附于周边的三个市镇。不过它还是有属于自己的火车站：弗兰维尔站。

埃尔内斯特